语言本体的书写(董迎春)

　　批评是一件难事。批评职业化了，在今天批评变得匠气、俗气。批评远离了书写，远离生命意识的异质同构与写作伦理。批评的喜悦不在于一次次正面、积极的认同与赞赏，而是你如何保持清醒判断力，坚持纯粹写作之责任。打破作家与批评家的疆界，在批评中重塑写作者的哲学态度、生命态度。

　　批评不仅在于说明、阐述，更在于对自我反思与理论建构怀揣热情。从作品中读出世界的眼光。批评不仅意味着批评家的写作良知，也意味着生命发现与哲学建构的能力。文学，在我看来是“失败”之学，它反思了现实矛盾与人的局限。批评同样遭遇这种精神困境与虚无幻相。批评家与作家同属于世界性的写作者，批评不是时代赞歌，而是心灵压缩、生命局限的自我同情。批评的写作，触摸、慰藉人类自身无法逃离的孤独处境。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人类诉求语言，进行思考、表达，从混沌、无序的世界中建构文明。但是，当我们试图用语言去表达、思维时，也极易滑入语言自身嵌套的“逻格斯”，批评的写作走向语言的秩序化与中心化。文化与权力必然结合，这就使得文化幽暗之处，在于语言藏有毒性，写作不自觉地被意识形态利用。这种毒性具有隐蔽性、摧毁力。语言，变成意志、长官的产物，被集团、权力占有，遮蔽了个人、个体的价值。语言成为这个时代最明亮而幽暗的文化镜面。我们追逐着吞吃符号，却显出空洞。符号在场，意义全无。现世悖论在于购买这类冰冷而空虚的符号。当下内心被时代、体制忽悠、绑架，只剩下一付瘦骨嶙嶙的皮骨，所有肯定的能量被各种社会假相损耗。各种规训目光、奖惩依据本能地诱惑我们，加速与空洞能指的距离。我们习惯符号遮盖自己脆弱外表以此掩饰慌张，我们遵从习俗与规训以免被识出这空洞与空心。无处不在的谎言，无处不在的妥协。各种诱惑、麻木，也是另一种机器、事实威武地瞄准我们。批语的写作，正是颠覆、解构嵌入语言背后的“逻格斯”。

　　虚无像一把刀，不仅割裂现代之维。从十九世纪西方现代社会传来的虚无意识，在当下赋予了合法化认同。尼采从怀疑反思中识别自我之路。从这种不确定与否定中我们寻找批评的可能，重塑批评的写作尊严。从时代意识中反思自我、确立主体价值，从批评中发出内心诉求的声音。在政治说教、群氓欢歌的时代，生命的事实、尊严就是从否定自己开始，不是“是”的写作，而是“不是”的批评。批评成为一种情感纽带与思想触媒，建构了写作的生活意义与生存智慧。

　　批评是写作的产物。批评的写作听从内心，对知识与思想充满天然向往与冲动。批评的写作，走向人性深处的幽暗观照，走向写作者自我身份的积极认同。追求真诚的学理贯通，让生命激情融入作品细读。从文本出发，从体验出发，从否定出发，在质询与发现中建构当代诗学的可能。

　　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福柯等哲学家从语言自身着手首先要破解的便是这种中心化的语言“逻格斯”，通过差异、延异的思维、理念生成批判的、反思的现代哲学——“解构”观念，不断颠覆、消解语言。批评的写作，正是从外部世界疏离关系走向了内部意识深处的审视与探析。远离跟风、媚俗，保持写作者的风度与智慧，恪守批评的写作身份与责任。与生命为友、与事实、真相为友，把语言、诗学、生命、真相彼此融注，从语言本体的书写中发现自我、确定自我。

　　作者简介：

　　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版《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等。在《上海文学》《西湖》《星星》《诗歌月刊》等发表作品500篇(首)。艺术《社会科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等发表论文60余篇，曾参加第一届、第七届“全国中青年评论家高级研修班”，曾获全国高校诗歌奖、广西青年文学奖、广西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