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桂起:关于民间抗战的文学书写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与民族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既给中华民族投下了空前的灾难，也凝聚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今天它所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依然是那么强烈而震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那些曾经亲身体验过这场战争的人们逐渐离我们而去，在和平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又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保留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当然，对抗日战争我们会有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研究来进一步推进那些理论上的认识，但那些有关这场战争的鲜活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的细微的战争生活的细节，那些涉及了无数人命运的真实的故事，还能否被我们继续感受和讲述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将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基于这一想法，我放下了自己30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笔，拿起了文学创作的笔，写了一部《长河谣》。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写出的历史真实首先是山东德州这个局部区域曾经发生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

　　对于广袤的中国土地上的抗日战争而言，德州无疑只是一个局部的微小的点。但就是在这一个微小的点上，我通过史料了解到，它所发生的有关抗日的故事，就是巨大的文学资源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德州抗战的史实很少有人发掘，德州人民浴血抗战的故事很少有人讲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抗战初期的德州保卫战，曾是山东抗战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一场极为惨烈悲壮可以载入史册的战斗，但是却鲜为人知。不仅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就连文学也从来没有过描写。据少量历史文献记载和一些当事人回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下，一路连克天津、沧州等城市，9月底兵临德州城下。当时攻打德州的是日军有名的矶谷师团，是一个日军的甲种师团(在整个侵华日军中，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守卫德州的中国军队是原西北军编入国军系列的孙桐萱将军率领的第十二军，部署在德州城里的部队主要是以展书堂为师长的八十一师，孙桐萱率二十师、独立旅及军部布防在德州以南的平原、禹城一带，作为德州保卫战的后援。第十二军乃西北军的老班底，一直隶属当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及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节制。战斗的具体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仅从史料记载日军攻陷德州的时间来看，就可想而知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10月1日日军在有飞机助阵的情况下向德州城发起进攻，3日攻陷德州。一个甲种师团攻陷一个德州小城竟用了3天时间。据孙桐萱将军生前回忆，日军因攻陷德州不利，当时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曾受到日本军部申饬。

　　再一个例子就是冀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冀鲁边区是中国北方人民抗战的一个重要区域，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如1939年3月的大宗家战斗，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一部与驻德州日军一个联队交锋。其役，八路军经过激烈搏战，共歼敌500余人，击毙日军大佐一名。再如1941年1月27日，日伪军7000余人合围我八路军鲁北支队，我军在浴血奋战后成功突围；1941年2月19日，八路军东进支队6支队与一支3000多人日军部队遭遇，苦战数小时，重创敌人，迫敌撤离。如此战斗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除了这些正规部队的战斗外，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地方游击队、民兵组织的抗日战斗事迹更是数不胜数，如在德州广为流传的游击队长“路胡子”的故事、德县七区抗日区长张龙的故事等等。而这些，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很少被书写。这和冀中平原、鲁南地区、胶东地区等形成鲜明对比。冀中平原出现了《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众多作品；鲁南、胶东也分别出现了《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红高粱》等著名作品。在我的记忆中，写冀鲁边区抗战的只有德州前辈作家郭澄清的《大刀记》，而《大刀记》也仅仅是写了一个村庄周边的抗日斗争生活。比较全面和在较为广阔区域书写德州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看到。我想，这样一些鲜活的抗日斗争的故事不应被文学遗忘，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书写下来，以告慰前辈和激励后人。

　　在抗战文学中，写民间抗战题材的小说，大多形成了一个固定叙事模式，那就是把阶级斗争的意识强加给了民族斗争。写到民间抗日的主体力量，往往都是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而大多数乡绅阶层不是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汉奸角色，就是胆小怕事只顾保住自家利益的庸人。这种写法近些年来虽有所改变，但还没能形成根本性的突破。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一下抗战史实就会知道，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乡绅阶层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农耕生活方式和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而乡绅阶层正是这一基础的代表，它在传统农村社会里起着重要的维系、协调、平衡、凝聚作用，无论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国民政府乃至抗战时期的共产党，都离不开对这一阶层的利用和来自这一阶层的支持。同时，乡绅阶层出于保家卫乡的动机，在面临侵略者威胁时，也会自发地利用自身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号召力，组织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从发生到今天已过去了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表现抗战历史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却鲜有能够与国际上表现二战题材的作品相媲美的经典性作品，原因当然有很多，不过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我们过多沉浸在对战争苦难的品味和对战争胜利的狂欢上，而缺乏对战争与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表现。不错，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性给遭受战争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所造成的痛苦是一般性的破坏无与伦比的，所以它往往在战争的受害一方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虽然能够强化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但也往往阻碍人们对战争作更深刻的人性反思。我们之所以需要抗战文学，是因为我们需要文学来书写和延续我们对战争的记忆，然而“铭记历史”并不意味着强化仇恨，而是更深刻地理解战争珍惜和平。那些仅仅从品味苦难、强化仇恨和欢呼胜利出发的文学书写，无疑是褊狭的，它放弃了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深刻反思，放弃了化解民族仇恨与抚平战争创伤的努力，也就无法真正承担“铭记历史”的使命。

　　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坚持了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一定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整个民族，支撑着他们面对侵略者的屠刀和野蛮而坚守着自己的节操，守护着一个不堕的信念。那么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在小说中，我把这种精神的内核主要归结为儒家文化。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有它消极的东西，但在国家、民族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刻，它的积极的内容确实发挥了其他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从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一代代儒家人积极入世、敢于担当、秉持气节的精神。事实上，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在中国的民间确实起到了号召与凝聚人心的作用。

　　对于儒家文化在抗战中的精神作用，很多作品把民间的抗战或者解释为有组织的政治动员，或者解释为原始的生命力的迸发，或者解释为个体的复仇之举，没有深入认识到儒家文化在抗战中凝聚民心、汇集民力的积极作用，这是抗战文学的遗憾。当然，我这部作品对此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也没有做得很好。

　　最后用小说中一个人物张弘范的话来结束本文。他在日本投降时帮助了落难的日本商人藤田一家，受到了侄子的质疑，他对侄子说：“孔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将心比心，他们的国家惹了大乱子，今儿败了，可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罪过。咱打老祖宗时候起，就讲究个‘和为贵’。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还有甭管哪国人也好，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别都再打打杀杀的了。这要是冤冤相报，那啥时候是个头啊！咱今儿帮了他一把，兴许就会改一改他们日本人的心性。这要是日本人的心性改了，别再干那些畜生不如的事儿，对咱中国人说不定也算是件好事儿。唉，就是不知道这日本人的心性能不能真改得了。”弘范的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人对待民族之间关系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儒家精神留在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的永难抹去的传统。

　　当前，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以严肃历史态度而创作的作品当然很多，但也有些作品尤其是影视剧作品采取了凭空虚构历史的写法，甚至有些荒唐到违背了正常的历史知识、生活知识。这些作品给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把严酷的战争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以狂欢式的态度过度消费战争资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