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尔·阿德南《西特·玛丽·罗斯》：讲述黎巴嫩内战的“地下经典”

　　艾特尔·阿德南(Etel Adnan，1925-)是一位主要运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创作的黎巴嫩裔诗人、画家、政论批评家和小说家，也是当代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描写黎巴嫩内战中的宗教、政治、生活和女性问题的小说《西特·玛丽·罗斯》(Sitt Marie Rose )是阿德南最为著名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她政治批评、女性主义和文学实验相结合的创作特点。这部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作者带来了世界声誉，而与此同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对黎巴嫩战争、殖民教育、女性问题与弱势群体的犀利描述，使小说在黎巴嫩基督徒中成为禁忌作品，被称为“地下经典”。

　　用法语创作并出版于1977年的《西特·玛丽·罗斯》曾获得法国-阿拉伯友谊大奖，同年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次年被译为荷兰语，荷兰语版本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销量较大。1979年，该作被译为意大利语，从而促进了阿德南其他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和出版。1982年，该作由乔治那·克里格翻译成英语并出版，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使阿德南在美国文学和思想界享有美誉。1988年，作品在德国出版并销量不菲，甚至被列入一所高中的阅读书目。此外，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还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上映，因此，被誉为阿拉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在《西特·玛丽·罗斯》中，作者运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方式，每个叙述者的观察构成一个小节。叙事视角包括参加战争并审判罗斯的多名基督徒军人、加入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罗斯、一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女知识分子和聋哑院的一群聋哑儿童。这些叙述视角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三类人物的视点：参与战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战争中的普通民众。

　　参加战争的4名基督徒军人，包括首领穆尼尔、托尼、福德、皮埃尔，他们从小在黎巴嫩受到法国特殊的殖民教育，信奉法国殖民者宣传的基督教价值标准，狂热地投入“宗教战争”。罗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穆尼尔是西方殖民教育的牺牲品，罗斯曾回忆少年时期的穆尼尔和其他黎巴嫩基督徒少年所受的教育：

　　……穆尼尔的朋友们影响了他，他也同样取笑阿拉伯电影和属于那个地区的其他事物，这是因为耶稣会信徒教育他们信奉巴黎的价值取向。

　　……这些男孩儿为十字军感到兴奋，那些法国神甫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游行，在游行中，所有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穿上白色的外套，外套从前到后缝着一个方形的红十字，他们头戴系着头绳的手织染布，这使他们看起来不像阿拉伯人，而像十字军战士。他们手拿棕榈树枝穿过贝鲁特的大街，唱着“我是一名基督徒，这是我的荣耀，我的希望，我的支柱……”第二天，他们在学校为打败无信仰者而自豪，他们梦想成为一名头戴盔甲、脚穿长靴的基督徒，骑马穿过战场的废墟，就像圣·乔治刺穿无数的龙一样，刺穿穆斯林步兵。

　　这样，生长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自幼受到法国殖民者的宗教教育，他们自认为是欧洲人，崇信欧洲的一切，信奉暴力和杀戮。正如审判罗斯的穆尼尔所言：“什么是道德？我只承认国家政体的权力，即使它仅仅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是暴力加速了人们的进步。”

　　与穆尼尔处于同一战线的其他几名基督徒军人，不像穆尼尔那样思考文化或政治，杀戮对他们而言，更加直接和出自本性，他们嗜好和“沉迷”于猎杀，作品中有一段对福德的描述：

　　福德对狩猎近似沉迷，与亲吻相比，他更喜爱杀戮。他憎恨“做爱”这一表述，因为正如他所言，你们没有做任何东西。与“姑娘-在床上-操”相比，他更偏爱“吉普-高速-沙漠-鸟-子弹”。

　　在暴力文化的教育下，杀戮者统治一切，城市、国家和普通民众不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

　　在作品的叙述视角中，有一位贯穿始终的女性作家或编剧，她是穆尼尔从小认识的女性朋友，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穆尼尔邀请她合拍一部表现黎巴嫩女性的电影作品。这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清醒和理智的，她像普通黎巴嫩人一样，经历和体会了战争的痛苦，亲眼目睹了死亡，见证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和摧残。她独立于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是中立者、旁观者，无论是对于穆尼尔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还是对于玛丽·西特·罗斯，她的叙述更加客观和具有普遍性，隐含着“写作者”的视角。

　　全书的一开始是这位女性知识分子对穆尼尔和几位基督徒朋友的描述。战争前，猎杀鸟是他们最大的嗜好，战争满足了他们暴力和杀戮的愿望，于是，满目杀戮和死亡的她，希望最好在黎巴嫩的空中放飞100万只鸟，让这些狩猎者把杀戮的对象从人变成鸟。她看到报纸上每天充塞着死亡的消息，看到整座贝鲁特城遭受巨大磨难，如同被蹂躏和侮辱而导致疯狂的姑娘：

　　然而，除了这座城市的居民和人们忘记喂养或在弹雨中杀死的动物，谁是真正的迷失者……这座城市就像一个遭受了巨大磨难的存在，太过疯狂、索求过度，现在破碎了、绝望了，她就像那些被30或40个军人蹂躏的姑娘们，被家人送进疯人院，她们疯狂了……这城市就像那些被强暴的姑娘……

　　“在这个强权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造物，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遭受迫害的不仅是贝鲁特城，更是无数作为弱者的普通民众，那些无处遁逃的聋哑学校的聋哑儿童，便是这些无辜牺牲者的典型代表，整部作品以对罗斯的行刑和聋哑人不可避免的死亡结束，战争如同“黑色的节日”，死亡如同这黑色节日中的“舞蹈”，似乎这里在上演着一场“死亡的狂欢”：

　　无论你喜欢与否，行刑总是一种庆祝。它是不同表象的舞蹈，在死亡中它们得以稳定。它是沉默毫不宽恕地迅即飞翔，它在我们中间，在一团漆黑中爆发。除了舞蹈，一个人在这黑色的节日中还能做什么？那些聋哑人升起，被那些落下的炸弹推动着，那震颤的地球到达他们的身体，他们开始舞蹈。

　　作品的女主人公罗斯，是寄予了作者政治理想的人物形象。西特·玛丽·罗斯是黎巴嫩一所聋哑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出生和成长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由于同情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境遇，加入反政府组织，因而受到当权者的拘押、审判和处死。罗斯在受审判时，所宣讲的关于黎巴嫩政治、宗教斗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和哲学理想：“我不认为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与这里的基督徒有同一个祖先，他们是我们的兄弟”，“这场战争是两种权力之间的争斗，是世界的两种权力和两种概念之间的争斗。你们将它制造成宗教战争，来粉饰自我，掩盖问题”。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罗斯这名黎巴嫩女性身上：幼年与穆尼尔们一同受基督教学校教育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西方人，而是生长于黎巴嫩的黎巴嫩人；她对弱势群体存有仁爱之心，同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她“爱这些被硕鼠侵犯、像老鼠般四散奔逃的千千万万个男人和女人”；她爱那些无人关心的聋哑儿童，因为“在这个强权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造物，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在罗斯看来，部落主义是阿拉伯地区内战的历史根源，无论是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忘记了自己有共同的起源、历史和文化——代表了这片土地所拥有的古老的苏美尔文明的吉尔伽美什精神：“我代表了爱、新的道路、未知和未尝试过的事物。一万年来，在这一世界之隅，我们总是部落的、部落的、部落的，忘记了吉尔伽美什，所有的纽带永远被打破了。”吉尔伽美什精神代表了阿拉伯地区远古时代的多文化传统，它超越了某种特定宗教、文化的概念，代表了居住于阿拉伯地区的、拥有共同历史、传统、智慧的民族整体，这一“泛阿拉伯”的文化统一观，也常常清晰地表现在纪伯伦、雷哈尼等其他阿拉伯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也是阿拉伯裔美国作家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例如，1999年出版的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纪伯伦之后：新阿拉伯裔美国写作选集》的编者，将吉尔伽美什精神看作所有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核心标准和共同原则。

　　《西特·玛丽·罗斯》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还蕴含着很强的女性主义观念。作品中一直以旁观者身份描述战争和罗斯命运的女作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了玛丽·西特·罗斯的恋爱和生活，在全文的结尾，她以浓厚的女性主义立场，评述了玛丽的命运和悲剧——她就像一只鸟，无法冲破以男性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她只能被猎杀：

　　看他们！这四个男人决心要围攻这只路过的鸟……他们承认，她是一个有价值的猎物，真实的战利品，他们的捕捉堪称范例。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粗心的女人，叛逃进敌营，掺合进政治，而政治通常是他们狩猎的场地。他们……不得不把这女人带回秩序，在这东方，既是游牧多变的，又是恒久不变的。即使对于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同样会这样对待犯罪，程度不同，但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