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与《白纸的传奇》(黄梵)

　　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的邮件，她惊讶的程度不亚于考古学家有了新发现，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王鼎钧(她接着称呼先生“鼎公”)给联合报发来一篇短文，盛赞我刚刊在联合报的《新诗50条》，她打算在“回音壁”栏目刊出。借着一些台北友人的来信，我才得知因我那篇拙文，竟有那么多台湾读者在脸书上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可惜我无缘一睹那样的“盛况”。更没想到，先生及席慕容女士都对拙文大加称赞，他们或撰文或在各地演讲中频频引用，令我感念不已。

　　当然，还是靠宇文正女士牵线，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冒冒失失与先生通起信来。先生的第一封来信就吓我一跳，我学宇女士称先生“鼎公”，先生落款竟自称“弟”。先生的自谦如一瓢冷水，把我彻底浇醒，原来先生心里是有神的，不似我等无神论者，成天一副目空四海的样子。读完书中《老年的喜乐》一文，方知先生早已明察我辈的作派，是英雄年代的遗害，先生端坐在圣贤年代，与我辈隔着茫茫岁月。待读到《今天我要笑》一文，更是大跌眼镜。藉着此文，先生透露了“鼎公”的缘起。原来“鼎公”是当年同事送先生的绰号，表示“表情呆板，说话也没什么趣味”。读到这里，我顿感脸红，自己怎会如此糊涂？竟把心中偌大的敬重，装进了这充满贬义和调侃的称谓？我久久凝视着这本书，转念一想，又心安理得起来。

　　宇文正们力求用“鼎公”，准确无误地表达敬重，说明这绰号的内涵，早已由逗趣迁向敬重，这再次证实了希腊人的先见：诗歌是对世界的重新命名。先生是诗人无疑！先生的慧眼只要掠过往事，乱世便显出土崩瓦解中的诗意，比如，我从没见过有人能把书生对白纸的感情，写得那么深厚迷人，乱世中的一张白纸，足以支撑一个书生的世界，写得那么有说服力。《白纸的传奇》就这样帮我们重新命名了白纸。能重新命名的人，只能是诗人。鼎公用文章重新命名事物，这些文章也重新定义了“鼎公”，这就是诗意结出的果实。

　　说到诗意，我很是佩服先生的转化魔力。先生在《鸳鸯绣就凭君看》开头，先表达了日记被偷窥的担忧，在那样的乱世，日记被偷窥轻则影响前途，重则可能惹来杀生之祸。当先生果真发现有人偷窥，比如，日记本故意被粘住的两页，被人分开了，或纸页中央故意撒的土，滑到了装订线的夹缝里，先生反倒鼓励自己写下去，因为“只有他对我如此关心，倘若一连多日不见他留下指纹脚印，反而有些想念。”乱世中那无法满足的乡愁，对亲人的思念，竟藉着一个偷窥者的定期造访，得到望梅止渴的一点缓解，那一丝跃然纸上的酸楚，怎能不动人？先生继续写日记的另一理由，更是撼动我心，“平日做事，他必定先问自己这件事他能不能写在日记里，如果需要隐瞒，他一定不做。”换了我辈，恐怕做还是要做的，但一定不写。做才写，或能写的必须能做，这是何其圣贤的境界，先生年轻时就敢如此要求自己，我等只能甘拜下风。

　　读先生的文章，要想打盹都不容易，纯东方的文体魅力自不待言，作为一个写诗和小说的晚辈，我大致看出一点神奇功法：先生善写意象、比喻、人物和故事。写意象、比喻本是诗歌的魔法，写人物、故事本是小说、戏剧的基业，但先生统统搬来为散文所用，人们常说混血儿聪明，先生用各种体裁真混血出了大聪明。《白纸的传奇》中的白纸，《秦岭看山》中的山，《鸳鸯绣就凭君看》中的日记，《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中的路途，《向绿芽道歉》中的郁金香等，莫不是意味深长的动人意象？加上文中俯首即是的妙喻，更令文章成了妙句的集锦，摘不胜摘，譬如“养子如种树，养女如种花”“养子如铸铜，养女如烧瓷”(《爱儿子、疼女儿》)，“山成群成簇，也有主有从，好像一个大领袖统率许多小领袖”(《秦岭看山》)。散文易碎、松散，但先生搬来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的小说、戏剧技法，叫它凝神，譬如布施迷阵的悬念，戏剧性的情节，意味深长的对话，充满哲理与自省的独白，第一人称和全知视角的转换等等，这些在《白纸的传奇》中的诸多篇什，体现得洗练、完整。

　　先生的文章还屡屡勾起我写散文的冲动，这冲动一定普遍，不说会蔚然成风，至少一些读者会跃跃欲试。为什么？掩卷三思，最深切的感受是，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读者也许听说过文章的真谛“法无定法”，但满目见到的散文，无不中规中矩，与小说、诗歌、戏剧泾渭分明，未见有胆大的践行者。先生仿佛深谙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术，挽寓言，恋诗体，留日记，兜揽断章孤句，又混杂小说、戏剧、诗歌的血统，真担得起“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豪气，这样的“法无定法”，特别适合打通大陆体裁通路上的血栓，大陆读者一旦遭遇，必有醍醐灌顶的醒悟，一些人追随先生开辟的散文新路，将是不可避免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