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文评尝鼐鼎一家史论试衡钧(单正平)

——王鼎钧散文比较论

　　〔代序〕

　　九派文评尝鼐鼎一家史论试衡钧

　　——王鼎钧散文比较论

　　开放初期，大陆学术界主要关注港台文学，其余地区的华文文学一般被认为水平不高，相对忽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从台湾和大陆旅居海外的作家如於梨华、白先勇、高行健、北岛、孔捷生、郑义等等，从居住地“出口转内销”，影响到国内，也有出国前没没无闻而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作家，如哈金、张戎等，更有先出国发展而后又回国继续从事创作者，如曾旅居荷兰的诗人多多，曾旅居美国的作家达理夫妇，最新现象则是所谓“80后”的留学生已经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如迪安等人。迅猛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的国别文学史写法构成巨大挑战，我们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书写无视海外作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想象无视金庸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无视余光中的中国诗史，无视白先勇的中国小说史，无视王鼎钧的中国散文史。

　　然而王鼎钧何许人也？此公在台湾和海外的影响不亚于余光中、董桥，在大陆则仅为熟悉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和少数散文爱好者所知，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王鼎钧作品开始在内地出版，但知者少，影响微，部分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也不知其人其文。在资讯高度发达时代，优秀精致文化作品被垃圾淹没的现象一直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后现代景观”固不必大惊小怪；然视若不见，无动于衷，也绝非正常。

　　讨论王鼎钧散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首先须作比较。就本人所见，这方面研究似乎有欠缺。本文将王鼎钧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散文大格局中，看他与上一代“主流”散文家有何不同。从前代看王鼎钧，他有何贡献？从王鼎钧看前辈，他们又有何局限？如此互相映衬，或可加深我们对过往散文名家和健在的王鼎钧先生的理解。

　　现代散文，较有代表性的，我以为大体可分为八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思想启蒙散文，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批判散文(杂文)，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个性抒情散文，以林语堂、钱钟书为代表的幽默散文，以梁遇春、何其芳为代表的唯美散文，以许地山、丰子恺为代表的佛禅散文，以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怀乡散文。本文以这八类作家为参照，试图在极有限篇幅内，概括王鼎钧散文有别于前人的一些特征。难免浅尝辄止，见笑于大方之家；力求管中窥豹，不妨作献芹之想。

　　一、 风格：周作人素朴，王鼎钧精致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启蒙散文，追求深刻丰富的思想意蕴，在形式上刻意强调与传统古文特别是八股文的对立性差异，极力追求章法结构上的无意经营和文字上的口语化，形成平淡朴素自然的风格。王氏散文的社会影响自然无法与周作人相提并论，从思想史地位看周更是时代的巨匠，而王氏不过是受他影响的晚辈。但王鼎钧的人生书，强调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文字精警，此点为周作人散文所少有。“‘我的人生观’，这个题目在年轻时是个梦，在年老时是本账；在年轻时为一望远镜，年老时为X光片；年轻时为一问号，年老时为一句号。”“糖尿病的治疗，是以病者与病共存为基本。所以不要希望有人能够彻底改造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患的正是糖尿病。”这样的精警名言，在王鼎钧散文中所在多有，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悟性之高妙。知堂老人于地下，他读了恐怕也要叹一句：后生可畏哉！王鼎钧的散文特别讲究章法结构，追求散文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效果：伏笔、悬念、冲突、突转、结局，都能见出作者的匠心。他本人也以此自豪，说自己很早就努力“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虽然自古以来，中国散文与小说彼此间没有绝对清晰界限，所以才有散文化小说和小说化散文之说，但像王鼎钧这样自觉努力将多文体融合成新散文，在现代散文史上堪称第一人。如果苛求古人，我不得不说，周作人散文在文体上有明显缺陷，而其根源则在把“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主张推向极端，造成缺乏鲜明美感的不文之文，无文之文——青年人多不喜知堂文字，原因在此；老年人推崇知堂，原因也在此。

　　二、 态度：鲁迅严苛，王鼎钧宽容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其巨大历史影响无人能及。鲁迅散文包括杂文和《朝花夕拾》、《野草》那样的狭义散文两部分。他的杂文类散文影响最大，鲁迅自己将其性质确定为匕首投枪，是用来进行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其他散文中则有不少表现了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总体上看，韧性的战斗精神，高度敏感的受伤害意识，对一切敌人绝不宽恕的决绝态度，无比深广的虚无绝望意识，是鲁迅散文的精神实质所在。但王鼎钧如是说：“有大爱，有小爱，最大的爱就是爱仇敌。人若能爱仇敌，他就能爱一切人。”他相信：“总该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丑恶肮脏而又残忍的东西。天上地下，总该有个公理！”“去欣赏人，去和我们的同类和解，结束千日防贼，百年披挂。”“永远永远不要对人绝望，星星对天体绝望才变成陨星，一颗陨星不会比一颗行星更有价值。”鲁迅先生若在今日读到这文字，会作何感想？他还会坚持不妥协不宽恕怀疑一切的精神吗？更进而想，假如鲁迅先生能像王鼎钧这样，在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冲突中执笔作战相当长时期后，置身事外，寄命异邦，以更超然的眼光看世界、看祖国、看人类、看故乡，他还会有那样的失望、愤怒和决绝吗？无可讳言，鲁迅的遗产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有毒素的，这毒素其实就是仇恨和绝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仇恨心态，不能不说与鲁迅的影响有关。就此而言，推崇鲁迅文学成就的王鼎钧，其散文中的大爱精神和坚定信仰，当然可以也应该成为化解仇恨的解毒剂。

　　三、 自我：郁达夫放纵，王鼎钧克制

　　浪漫主义、狂飙突进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而“文学是作家的自述状”这一浪漫主义信条在中国的知音之一，就是郁达夫。他的几乎所有散文甚至包括小说，都是他本人经历和心理的自述。来自十九世纪欧洲的这股西洋风和始于明代的个性解放潮流相遇和，成就了郁达夫的抒情散文。酒醉鞭名马，情多累美人的传统名士作风，加上脆弱敏感自怨自恋的青春心理，形成他特有的颓废伤感风格。王鼎钧散文也是他的自述状，但他真正的自传只有几句话：“一生流亡，阅历不少，读书不多，文思不俗，勤奋不懈。”他大量的回忆文字，如钱钟书所说，其实是在为他人立传。这个他人总体上就是故乡。故乡是什么？“所有的故乡都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王鼎钧的自述传其实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是家乡的历史，是那些所有他接触过的人的历史。他甚至认为他的乡愁也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但实际上，他的回忆性散文中，并不张扬表现自我，伤感容或有之，颓废则未尝见。他把自己融化在对故乡的亲人、故旧、风俗、山水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不写自己，才更有自信：“并非星多使月球减色，而是月先黯淡失辉，星芒才纵横自如。有为之士在风雨如晦的时代看星，更该想到这一点。”王氏散文的坦诚自在，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极大鼓舞。

　　四、 才情：钱钟书恣肆，王鼎钧内敛

　　以林语堂、钱钟书为代表的幽默散文，深受英法近代散文随笔影响(郁达夫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就是受英国散文影响而产生的)，强调知识、趣味和对人生世相温和的调侃讽刺(虽不无尖刻，但不像鲁迅那样攻击诅咒)。王鼎钧不刻意制造幽默与趣味，更追求含蓄蕴藉又正大明快的风格，他不以显示渊博知识为务，也无露才扬己之弊，他文章中的智慧更多来自民间传统特别是宗教(如《圣经》)经典。灵感来时，其机智隽永也不在林、钱之下：“婚姻，使诗人变商人，商人变诗人；使悲观者乐观，乐观者悲观。”“在真实的生活中，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食。”林语堂、钱钟书散文的读者以知识阶层为多，王鼎钧散文的读者则相当广泛，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海外，也无论老年还是中年青年，华人大都能接受他的文章。因为他散文中的乡土亲情，传奇经历，儒家气概，基督精神和现代人生体悟，具有阅读意义上的“广谱”效果，能适应众多不同“期待视野”的需要。

　　五、 审美：何其芳柔弱，王鼎钧刚健

　　以梁遇春、何其芳为代表的唯美散文，深受十九世纪唯美主义影响(《画梦录》为代表)。中国唯美主义散文强调王尔德式的艺术、死亡与美的三位一体，再加上对魂灵、梦境的迷恋，遂将传统诗文特别是叙事作品中的阴柔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产生所谓“超达深渊的情趣”。但同时也有失之于苍白柔弱的局限。王氏也写爱情、死亡和美，他甚至一定程度也认同唯美主义的理念——“艺术太美，人生太丑，艺术太庄严，人生太猥琐”，但他同时也断定“艺术太无用，而人生的实际需要太多”。他对艺术的地位与功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传统儒家艺术观与唯美主义美学的最显著差别。我们在《红头绳儿》、《青纱帐》等篇章中看到的死亡毫无伤感苍白，相反却充满热烈温暖之美。王鼎钧推崇莫言小说，就是因为莫言小说所表现的那种强悍的生命意识，引起了他这个海外老乡的强烈共鸣。王鼎钧散文的美是正大之美，壮阔之美，阳刚之美，纯厚之美，这种美，是山东文学艺术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六、 信仰：丰子恺超脱，王鼎钧积极

　　就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言，佛教无疑最为重要。但佛教清净无为消极遁世的态度，与现代中国救亡启蒙的历史要求也最为抵触，最为入世的儒家正是“五四”要打倒的敌人，而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却因为与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侵略具有不解之缘而在二〇年代遭到极强烈的抵制和排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以许地山、丰子恺为代表的佛禅散文，成了五色杂陈的现代散文百花园中一簇最为素净的花朵。这些散文满足了中国人的战乱动荡时代渴求心灵宁静的需要，其价值是，在宁静中发现生活、生命的乐趣可爱，进而表达超脱自在、无为出世的冥想玄思。王氏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出生在对基督教排斥最烈的地方和时代——一九二五年的山东，却少年时代就皈依了基督，而且终生不渝。他的这种信仰选择，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他说：“哲学不能代替宗教，美育也不能代替宗教，因为哲学和艺术里没有神。有神，才有至高的榜样，才有可依赖的价值标准。”他断然说，“作家就是有神论”。上帝之爱，上帝之伟大宽容，乃是王鼎钧散文的灵魂和情感根基。王氏亦受佛家思想影响，他能看透——“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但不刻意做超脱状，而强调有为入世的儒家精神——“每一个学生都在父母面前受到严厉的告诫：科举并没有真正废除，社会上有各种名称的新科举，也就是说，种种的挑战和考验，等着你我拼命。它也值得我们拼命，否则，人生将没有意义。”数亿中国父母读到这些文字，岂能没有共鸣？他说：“对于我来说，以后的人生不知道会是怎样，接下来的路无论是坎坷或者崎岖，我都会抬起头，正视前方，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迈进，让脚印留在身后。”数亿中国学生，应当以此为座右铭！

　　七、 趣味：梁实秋冲淡，王鼎钧浓烈

　　中国现代散文还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将人生道理与趣味均寄托于衣食住行的细微末节之中。在周作人鼓吹下，现代中国不少人推崇晚明小品，张岱、袁枚、李渔谈声色美食的文字及其人生作风，颇受青睐。前有梁实秋，稍后则有张爱玲等人。他们主张文学的独立，艺术的趣味，尤其反感以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来指挥或限制文字，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就是抗战时代最典型的“私人写作”。王氏散文着眼处多为人生大感情，大事件，梁实秋那种寄情于物的趣味甚少成为他的写作选择，除非它是故乡的象征。其原因大约有二：王鼎钧虽出身并不贫穷的耕读之家，但少年即在战乱中流亡求学，艰难险阻的经历使他无法有梁实秋那样的雅兴。他出生乡村，信奉基督教，闲适优裕乃至奢侈的生活与他的信仰人生态度相对立，他没有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此津津乐道形诸笔墨。相对于梁实秋，他的散文，乃是地道的平民散文。

　　八、 故乡：沈从文写实，王鼎钧想象

　　最后要说的是沈从文为代表的怀乡散文。少年时代的王鼎钧就对沈从文极为仰慕钦佩，并以沈为榜样。应该说，二〇年代作家中，与王鼎钧精神最相契的就是沈从文。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对故乡满怀深情。王鼎钧说沈从文的《边城》是“当年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帅旗之外的一个异类”。我们也可以说王鼎钧散文，是独立于当今流行文风、媚俗潮流之外的一个异类。沈和王都以故乡为最重要的写作物件。但两者有明显不同。沈从文是把故乡山水人情当做与现代都市腐朽丑恶世相相对立的一个纯粹诗意的美好世界来歌颂的，为此他不惜美化再美化；尽管如此，湘西凤凰在他笔下是真实的，而且他的写作就建立在过去与当下回乡经验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散文又是高度写实的。王鼎钧则不同，他的故乡“只在传说里，只在心上纸上。故乡要你离它越远它才越真实，你闭目不看才最清楚。……光天化日，只要我走近它，睁开眼，轰咚一声，我的故乡就粉碎了，那称为记忆的底片，就曝光成为白版”。故乡是王鼎钧“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与王鼎钧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无论台湾还是美国，甚至也包括大陆)相对应的一个想象世界，两个世界不可接触，要保持永远的距离。唯其如此，故乡才具有永恒不灭的魅力和价值。这正是王鼎钧坚持不回大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现实意义上的故乡已变成“完全陌生的村庄，是我从未见过的地方”。回乡只不过是由“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王鼎钧想象中的故乡是他出生的村庄，是他的最具体的祖国，是他青春的梦想，是他爱情的依托，是他人生导师们的长眠之地，而这一切，只能在想象中重现。凭吊故乡故居故人故事是中国文人激发文思诗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当咏史诗、怀古词、忆旧文因了旧地重游而犯滥成灾时，有故乡却刻意不回的王鼎钧，就成了无数海外游子中最为固执也最为奇特的一位。他对故乡最深情也最冷酷。冷酷因为用情深，情深使人更“冷酷”。沈从文归葬凤凰，每天无数游人一边随意轻薄地念出他墓碑上那几句话，一边问沈从文是谁时，这位伟大作家包括他倾注无限深情的故乡，已经被轻慢，甚至被亵渎。王鼎钧要避免这样的尴尬，他不愿在故乡被当做大师名流，被其他“大师”名流高官显贵前呼后拥。他宁愿自己是当年和尿泥的那个顽皮孩子。可惜他回不去。童年连同故乡一并失去。既然无法返老还童，何必刻意回乡怀古！全人类的乐园已然失去，王鼎钧小小的故乡又何能幸免。沈从文是凤凰的赤子，王鼎钧是兰陵的魂灵。

　　以上八类散文家，除了沈从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是“五四”之后中国动乱时代里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即使是沈从文，在成名后也进入了京派文人的沙龙，具有了大学教师的显赫地位。从传统一面看，他们多少都还有点士大夫的流风遗韵；从现代一面看，他们多少都有直接(留学)、间接(上大学、从事文学翻译)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影响。王鼎钧和他们比，并无这两方面的优势。就现实的社会地位而言，我们读史可以知道，留学经历有助吸引读者眼球，大学讲堂可为作家提高身价，爱情佳话会给诗作增色不少，当然激进的政治姿态也是获取文学高分的必要条件。总之，显赫出身，留洋阅历，官场学界身分，甚至介入政治的风光……这一切，都是现代作家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参照。

　　王鼎钧终其一生，只是个普通作者，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依傍的东西。当他学习写作时，“五四”新潮已成强弩之末，而战乱也严重影响了教育与正常的文学创作环境；当他成为作家时，作家的光环已经黯然；当他中年出洋时，出洋几乎成了插队打工的同义词。总之，写作之外，他一无所有。他就是靠他过硬的文字，他的别具一格而又丰富多彩的散文，赢得了读者，也将赢得历史的眷顾。谓予不信，且待未来。

　　【作者简介】

　　单正平，著名学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行走在边缘》《膝盖下的思想》《现象学与审美现象》《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等专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