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的传奇》精彩文摘

　　【精彩文摘1】

　　白纸的传奇

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们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一批一批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十九寸电视机的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官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乡下小贩兜售的饼干，原是上海人拉出来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驻足引颈看不到精采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他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的白纸！

　　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使用两种纸，一种叫毛边纸(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米黄色纤维松软，只能用毛笔写字，还有一种就是今天的白报纸，那时叫新闻纸，光滑细密，可以使用钢笔或铅笔。那时，“新闻纸”已经是我们的奢侈品。

　　父亲从箱子里拿出的纸是另一番模样：颜色像雪质地像瓷，用手抚摸的感觉像皮，用手提着一张纸在空气中抖动声音像铜。这怎会是纸，我们几曾见过这样的纸！那时，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幻想，我的希冀，突然看见这一箱白纸，心中的狂喜一定超过看见了一箱银圆。

　　当年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纸。当年云消雾散，父亲的那些同事分头逃亡，有人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人携带了搜刮的黄金，有人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人暗藏银行的存折。父亲什么也没有，特别打算什么也不带。

　　他忽然看到那些纸。

　　做一个读书人，他异常爱纸。这些在家乡难得一见的纸。紧接着他想到，孩子长大了也会爱纸、需要纸，各种纸伴着孩子成长。而这样好多纸会使孩子开怀大笑，他找了一只手提箱，把那些纸叠得整整齐齐，装进去。

　　在两个三代同堂、五兄弟同居的大家庭里，继祖母因父亲失宠而嫌恶母亲，可是母亲对父亲并没有特别的期望。母亲当时打开箱子，看了，抚摸了，对父亲说：“这样清清白白，很好。”他们锁上箱子，放在卧床底下，谁也没有再提。

　　倏忽七年。

　　七年后，父亲看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我得到那一箱纸顿时快乐得像个王子。由于纸好，画出来的作业也分外生色，老师给的分数高。

　　高小只有两年，两年后应该去读中学，可是那时读中学是城里有钱人的事，父亲不能负担那一笔一笔花费。他开始为我的前途忧愁，不知道我将来能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没有幻想，他看我的图画，喃喃自语：“这孩子也许能做个画家。”

　　我用那些白纸折成飞机，我的飞机飞得远，父亲说：“他将来也许能做工程师。”

　　我喜欢看报，尽管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旧报。我依样画葫芦自己“做”了一张报纸，头条新闻用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大边栏用司马光打破水缸。这又触发了父亲的幻想：“这孩子将来也许能编报。”

　　有一次我带了我的纸到学校里去炫耀，一张一张赠送给同学，引起一片欢声，父亲大惊：“难道他将来做慈善事业？”

　　父亲也知道幻想终于是幻想，他用一声叹息来结束。这时母亲会轻轻地说：“不管他做什么，能清清白白就好。”

　　清清白白就好。我听见过好多次。

　　现在，我母亲逝世五十年了，父亲逝世也将十六年了，而我这张白纸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可以简约成一句话：“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虽然写满了字，每个字的笔画很清晰，笔画间露出雪白耀眼的质地。白色的部分，也是笔画。可以组成另一句话，那是：“生命无色，命运多彩。”

　　【精彩文摘2】

　　鸳鸯绣就凭君看

　　也许，自从少年有了电脑，他就不写日记了。也许，再往上推，自从少年人有了音响设备和彩色电视机，他就不写日记了……可是，再往上推，他只有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那时代的少年人几乎都写日记。

　　唉，少年人嘛，也希望有点儿独自拥有、别人不得分享的东西，压在箱底热烘烘的，放在心上沉甸甸的，看在眼里甜蜜蜜的，那年代，那就是日记了！就是日记了！

　　在《昨天的云》那个年代，我开始写日记，不久中断了。后来，在《怒目少年》的年代，我继续写日记，不久又停止了。那时，总有人喜欢偷看别人的日记，那是他的癖好，或者是他的职业。其实，让人家看看又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不能忍受这种侵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如何。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我又动了写日记的心念，一则驾驭文字的能力有进步，技痒，二则每个人的处境都像一出出刚刚开锣的大戏，好奇，三则……我想，我学之乎者也、的呢啊吗是干什么的呢？

　　我念书识字是为了写日记，可是另外有人念书识字是为了偷看别人的日记。大概是世上产生一个写日记的人，也同时产生一个偷看日记的人，两者形影不离。听说有一种日记本硬面精装，封口上锁，像个盒子，令人神往。但我绝无因缘使用那样的“奇技淫巧”，即使幸而拥有，别人更非看不可，慢藏固然诲盗，密藏岂不亦然？

　　就在左思右想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西洋的一位批评家说，诗是“无心被人听到的”，散文是“有意让人听到的”。我茅塞顿开，日记为何要怕人看到？为什么不“有意让人看到”？用散文的心态写日记有何不可？我的意思并非主张虚矫粉饰，而是面对知音，落落大方。既然散文“有意让人听到”，戏剧，那就是千方百计招引一群人来听吧？我只要散文。

　　那时我读到一位理学家的小传，他每天晚上写日记，把一天的行为都记下来。平日做事，他必定先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写在日记里，如果需要隐瞒，他一定不做，也就是，他生平行事都合乎圣贤古训，不怕日后公开。这么说，他的日记有意让人家“听见”。我想，郁达夫的日记，曾国藩的日记，乃至蒋委员长的日记，都是有意让人家“听见”的吧？狂人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是千方百计招引一群人来“听”的吧？

　　说来真是老天爷帮忙，当我想再写日记的时候，我们由西南的天涯，前往东北的海角，对一个需要写作资料的人，这好比突然中了百万大奖。这次远征是终身大事，后面有大背景，大历史，我会在这册回忆录里记述一切，如今只说日记。

　　还有人偷看我的日记吗？当然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但他显示了存在的迹象。我用极少的浆糊，把日记两页轻轻黏住，有一天，你发现这两页分开了，这就表示有人翻过了。后来，我到台北，某诗人说他把一部诗稿寄给某某奖金委员会，该会未加审阅，即予退回，他找到承办业务的人大闹一场。我问他何以知道作业内幕，他说很简单，“我在中间几页用了浆糊”。

　　有时候，我把日记打开，内页中央撒一点土，再合上，平放在抽屉里，第二天一看，那一小撮土滑落到靠近装订线的夹缝地带去了，你想除了阅读，还会有别的原因吗？我也曾经从报上剪一条新闻夹在日记里，我能想象，偷看的人立刻睁亮了眼睛，如果日记的内容和剪报有关联，如果剪报是日记的一部分，他就发现了新大陆。等到他废然把剪报放回去，不觉泄露了行藏，他不知道当初我用米达尺量过，这张剪报离“天”有多远，离“地”有多高，他不可能恰如其分放回原处。

　　我只要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这本日记还有没有读者。我不再浊气上冲，仍然心平气和地写下去，好像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有时候，我对冥冥之中如在左右的某人有亲切之感，游子孤蓬，只有他对我如此关心，倘若一连多日不见他留下指纹脚印，反而有些想念。

　　我知道“他”一定不能从我的日记里找到有用的东西，可是还有许多事我不知道。那里，上司一度打算把我调到比较重要的部门去，此议终于打消，因为“他喜欢写日记”。原来“写日记”这个行为的本身足以受人猜防，写什么姑置勿论。一套观人术代代相传，改变不大，在台湾，我曾劝一位青年才俊“戒绝文章”，他听而不从，历次人才大登殿都没有他出场，总是文章误了他。

　　我也是利用夜晚的时间写日记，未必每天都写，写起来“有话则长”，上床还在脑子里起承转合。这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做梦，梦中还在写日记，不是写当天的日记，是写明天后天的日记，不是写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写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梦中那些事情一笔一笔清清楚楚，醒来完全忘记，留下惘然若失，留下心烦虑乱，留下心惊肉跳，或是留下心灰意懒。照醒时的感觉判断，梦中的记事大概也不是平安喜乐。

　　急忙起身去察看日记簿，唯恐上面还有昨夜留下的笔墨，如果有，必须立即销毁，绝对不能让人家看见我的未来！还好，日记写到昨晚睡前最后一行。戛然而止，并无赘余，白纸光洁如洗。可是我觉得在我打开日记本的时候，白纸上曾有一大堆推挤流泻，飞快地从我眼底消失。它们到哪里去了？何处能容它们如海深藏？在外面抛头露面，岂不随时可能被人发现？人生在世唯一的保障，即在于谁也不知道未来，不知道别人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相面算命不过是引起对未来的悬念而已，否则铁算神相都有杀身之祸。这些感觉也许只有几秒钟，却会困扰我好几年。

　　一九四六年秋天，国共战争如火燎原，家人成为难民。我忽然想起来，这不是我在梦中写日记写过的情况吗！一点也不错，这是我必须双手承接的未来。

　　为了接济家人，我抄录日记，修改日记，重新组织日记，一篇一篇寄到报社去卖钱，反正本来就是“有意让人家听见”，现在就故意让人人去听好了！五十年代台湾，我们说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已是小康景象。我来台之前的投稿经验是，写诗可以喝井水(夏天乡下大路旁边有人卖凉水)，写散文可以吃花生米(小贩把花生米一粒一粒数着卖给儿童)。尽管如此，一文钱仍是一文钱，我写日记总算有了善报。

　　从“出卖日记”那天起，我写日记的习惯又中断了，至今没有恢复。听说有人持之以恒，终身不辍，我很钦佩，不能仿效。现在发愤写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也许是想弥补这个缺憾吧？然而，已是“不能两次插足在同一河水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