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只有复杂的作家才可能创造出复杂的人物谱系

　　蒋一谈访谈录：路上的蒋一谈

　　受访人：蒋一谈

　　采访人：严彬

　　时间：2014/5/7

　　蒋一谈(1969 — )，小说家、诗人、出版人。祖籍浙江嘉兴，生于河南商丘。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图时代公司创始人。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中国故事》等。《透明》是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获得首届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作家奖。

　　困惑、创意、温度、素简、平衡感、我手写他心、离、幽暗、在路上

　　——关于自己的写作，蒋一谈选择的几个词

　　《文学青年》：如果用几个词语形容自己的短篇小说写作，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词语？

　　蒋一谈：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想了很久。我在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之所以突然想写，是因为遇到了生活的难题，心里有了很多的惑。

　　我虽然没有达到古人“四十不惑”的成长要求，却也不想急于为困惑找到答案。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词语是“困惑”。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公羊》，之后又写了《ChinaStory》、《鲁迅的胡子》等作品，感觉脑子里和肚子里的故事创意能力和笔下的温度还在，所以接下来我会选“创意”和“温度”这两个词语。我对“文学的温暖”这个写作理念抱有警惕，“有温度的伤感”和“犹豫不决”的彷徨情绪是我要努力保持和追寻的。

　　1994年至2009年间，我虽然没有写作小说，但一直在读诗写诗，喜欢朴素简洁的诗歌语言，这也是我写作小说的语言标准，所以我会选择“素简”这个词语。我的作品绝大多数取自现实，但与我的实际亲身经历无关。每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梦里的人和事可能比睁开眼之后看见的人和事更真实，更能触动我。我对现实持怀疑态度，更相信尘埃落定之后的那部分真实，而小说写作就是努力追求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平衡感。我不喜欢写个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我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年的生活体悟投射到他人身上，然后再反照自己。所以，我想到这两个词语：“平衡感”和“我手写他心”。

　　我作品里的人物关系和情感交错多是别离或者疏离，我想到“离”这个词语。今天从昨天的幽暗里浮现出来，明天等待着今天的幽暗。幽暗，幽静和昏暗，里面裹挟着可能的释然。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写出这样的故事和人物。我想到“幽暗”这个词语。在写作上，我起步时间晚，作品还有很多欠缺，所以我选择最后一个词语：在路上。

　　困惑、创意、温度、素简、平衡感、我手写他心、离、幽暗、在路上。这几个词语会是我现在的选择。

　　“只有复杂的作家才可能创造出复杂的人物谱系”

　　《文学青年》：我曾听您讲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有宽度的，可以三代人共读”。请问，这种宽度如何理解？

　　蒋一谈：读大学的时候，文学课老师给我们讲过，读书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某一天找到自己，可是读什么样的书籍和文章呢？要读具有“三易”品格的文章：“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后来渐渐明白“大文易读易传”的道理。这种“易”不是指语言的低俗和口水话，而是指语言“活”的同时具有“文学性”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在前人的作品里，更是在每个喜欢写作者的审美里。

　　“三代人共读”这句话是在表述如下：首先，对一个读者而言，每过十二年，他都是之前那个自己的长辈。如果还有某种机缘，他重新翻阅过去没有读太懂的那篇作品，他可能在这个时候读懂了；其次，在写作短篇小说时，如何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投射多个感觉主题，能让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都能感知到某种文字联想，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只有复杂的作家才可能创造出复杂的人物谱系。如果不是复杂的作家，他的作品只能为某一个年龄阶段的读者服务。也可以换句话来说：一座高山，随着海拔的升高和气温的变化，山上的植被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恰说明了这座高山的复杂丰富。这些植被并没有随着变化飞走，依然属于这座高山。

　　《文学青年》：宽度和精度常常是矛盾的，存于宽阔而失之精妙是常有的事，二者都能有相当可观的读者。比如现代派诸多作品，作者或专注于探求人与人的矛盾，或埋头叙述人与自身的分裂、人与社会的不和--加缪这样的伟大作家，他的《局外人》不一定人人喜欢，爱它的人却爱得沉醉；卡夫卡笔下人物异化、荒谬，却仍然成为经典中的经典。莫言在八十年代初读马尔克斯时，也感慨原来小说有那样一种高明的写法。您是否有担心，追求读者的宽度，会丧失掉作品的精度--那种令一部分人沉迷的文学趣味？

　　蒋一谈：你二三十岁，我四十几岁，我的朋友五六十岁，我们年龄不同，都喜欢看《局外人》。我的一位老师是研究《史记》的教授，今年七十三岁，三十年前喜欢《百年孤独》，现在年岁大了还喜欢读《百年孤独》。生活里没有精度，只有宽度，因为生活是模糊、漂浮的，而写作就是在模糊、漂浮里抓到那一片亮光，而且是一闪即过的亮光。这束光只有足够亮了，才能照耀更多的人。写作者需要精度，那是瞄准靶子的精度，同时也是综合动作的准确度。写作者需要瞄准，但写作者在心里瞄准的那个靶子，其实就是他自己。

　　谈创作路：写作这条路不好走，可以成就人，但毁灭人的力量更大

　　《文学青年》：您的作品是看似不大注重形式和技巧的；您把握着叙事这种古老的权杖，从小说的正面突围，在作品结构上做文章，同时又十分注意语言的平静、简洁。比如《故乡》，巧妙地构造了一对连体姐妹，通过父女的对话，恰当嫁入作品，这对姐妹呢，妹妹在生活中结了婚，姐姐终身未嫁--可以想象，这种人生发生在这样一对姐妹身上，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和现实上存在多大的冲击！但在您的作品中，我没有感到突兀，细想后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没有。您怎么看您的创作手法？

　　蒋一谈：写完《芭比娃娃》之后，我突然想写一对背靠背的连体姐妹的故事。姐妹俩谁也看不见谁的脸，可是家里很穷，父母亲没有办法带她们俩去医院做解体手术。妹妹比姐姐漂亮一点，先于姐姐谈了恋爱，妹妹和男友在一起亲热的时候，姐姐躲不开，只能在一旁感受，但她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很好奇。正当我准备动笔的时候，我在《纽约客》上读到一篇作品，委内瑞拉作家写的短篇小说《本是同根生》，写的就是连体姐妹的故事，也涉及到男女情欲的细节起伏，写的很好。虽然我的故事构思与他的不同，但情欲构成思路近似，所以感觉很沮丧，索性放下了动笔的念头，但脑子里的连体姐妹画面始终挥之不去，也有点不甘心。后来，写《故乡》的时候，为了衬托主人公复杂的故乡情怀和成长经历，我把连体姐妹画面当成背景放进了作品。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作家，如果没有独特的故事构想和写作方法，很难成为独特的作家。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好作品，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故事构想是独一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世界上的其他作家也在写作。所以，我认为，写作这条路不好走，写作可以成就人，或许可以让人得到虚幻的光环，但写作这件事毁灭人的力量更大。在写作上，我把故事构想放在第一位。我喜欢把那些习以为常的人和事，通过另一种方式再次呈现。

　　《文学青年》：就我的阅读体验，您的作品总能给人温和，但其中的孤独氛围也很浓郁，又比如小说《故乡》中“他是一个多余的人”。你如何体悟和书写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是什么样的？

　　蒋一谈：人生阅历不同，阅读者的感受各不同。在一次读书活动中，有读者在下面问我，《故乡》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无法用一句话阐释，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如果非要说，我只能这样表达：谈到《故乡》，我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西班牙男人，那个“RightMan”，但在作品里，他不是主人公，只是一个影子。

　　在《故乡》里，主人公对人类有这样的基本认识，“孤独感”和“侵略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传基因，是真实的人性。我觉得对写作者，尤其是对那些想在写作上挑战自己的写作者而言，失败感比孤独感更强烈。写作者首先是读者，需要阅读大量书籍，补充自己同时把自己的即刻感受激发出来，读到好作品时，虽然很高兴，可是失败感和沮丧感又是实实在在的，作品的影子会在脑子里盘桓两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可是没有办法，继续努力是唯一的方法。

　　我妻子和女儿在国外，我一个人在家，读书、写作、看电影，习惯了之后也不觉得寂寞。但是在没有灵感和写作思绪的时候，孤独感会浮出水面，但也只能默默承受。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谁能时时刻刻陪伴你，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才能陪伴你一辈子。

　　解析作品：沉默着的承受更深沉

　　《文学青年》：您最新的短篇小说集《透明》卷首有这样的文字：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很悲观的看法。您是这样看待人生的吗？还是只对部分人而言？我觉得《跑步》就是一部体味“认命”的小说，两对父子之间因为命运生成不同的体格和性格，在一件小事上矛盾爆发，一方的父亲只好谈“跑步”。一种很强而直接的无奈感。

　　蒋一谈：这是我现在的人生理解，但我不认为这是悲观的想法。2011年，我在《赫本啊赫本》的卷首写了这样的题词：人生充满苦痛，我们有幸来过。那时候，我心里对人生有感恩之心。现在，感恩之心依旧在，但更体会到默默承受何尝不是更大的感恩呢？让自己更多地理解他人何尝不是更多的感恩呢？沉默着的承受更深沉，更有不可言说、不必言说的深情厚意。

　　《文学青年》：《在酒楼上》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我是读到这个短篇小说，因为一篇作品从而对一个作家产生巨大的好感，进而读到他其他的作品。在您的一些小说中，我读到一些信件，类似作品的穴位。比如《赫本啊赫本》和《在酒楼上》，两个作品都引入书信的形式，信写得很感人，如点睛之笔，又牵动全身。这是巧合吗？或者是擅长？

　　蒋一谈：谢谢你的阅读。一切都是缘分，强求不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历史在老百姓的信件里，这是我对国家历史的理解。《赫本啊赫本》这篇作品两万多字，由父女间的两封通信构成，《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刀宴》、《ChinaStory》、《夏末秋初》等作品里也有信件呈现。我觉得，这是普通的文本写作内嵌技法，关键在于文字要有真实的力量，这不是官方的公对公的文字表述，所以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感受可以借助隐秘的道具表达出来。

　　如果有可能，你们的《文学青年》可以举办《信》的同题短篇小说写作活动，A给B写一封，B再给A回一封信，人物情感关系由写作者自己定。我觉得，内嵌式写作技法虽然传统，但很锻炼人。

　　《文学青年》：茶馆和餐厅这一环境，数次进入您的文学写作。《透明》里充分展示和满足人的欲望和私人空间的黑暗餐厅，《在酒楼上》那个意味着艰难和责任的空间，都很有意味。想请您谈一谈。

　　蒋一谈：茶馆和酒楼是大家习以为常的空间，我喜欢琢磨熟悉空间里的另一种可能性。事实上，时间和空间在我的作品里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写作要素。时间是瞬间的，而某一个瞬间很可能改变人物的选择和命运；空间是很难变化的，但能否把空间的物理属性弱化，进而提升空间的化学效力，让这个空间有压缩饼干的属性，是我关注的问题。

　　《文学青年》：我读了《二泉不映月》，不是很喜欢，我以为它和您一贯的写作风格和水准有差异。它的结构上分两段，前一段是往后，后一段跳到现实里，校园生活，主要写两个文艺社团之间的一次交锋。有趣是有趣，语言也很活泼，但跳跃感较大，显得浅显。这是您的尝试吗？写坏了怎么办？

　　蒋一谈：的确有差异。《二泉不映月》由两篇作品构成，两个都是超短篇，一个是《请原谅我》，一篇是《或许是答案》。我个人更喜欢《请原谅我》这一篇，我是看了赖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之后确定了这个故事：一位八十多岁的台湾老兵，有机会回大陆探亲，但他却放弃了回大陆机会的机会。第二篇作品的起点在于“三句半”的娱乐灵感。或许你的感受是对的，我现在还没有仔细研究《或许是答案》这篇作品的问题出在何处，但我有个直觉，这类风格的作品不会再多写。

　　作为汉语写作者，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空气里。人心纠结，充满失败感，家庭成为更小更小的碎片，可是生活总要继续。我不讨厌雾霾，会把雾霾想象成中国故事的帷幕。

　　谈门罗与“我”：

　　她叙述的却是零星人物的极其微妙的心里和生活细节，故事很简单，没有中国中篇小说那种故事和人物的枝枝蔓蔓，却又非常饱满。

　　我喜欢写“无事”状态下的故事，喜欢关注人物的内心潜流

　　《文学青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被称为“短篇小说大师”。您如何理解她的短篇小说？你的作品和她的作品有何异同？

　　蒋一谈：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门罗已是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我在2009年秋天仔细读了她的作品集《逃离》，深深入迷，当时和朋友们交流，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当代中国没有一位作家能写出这样的短篇小说。

　　门罗的作品字数通常在两三万字，甚至更多一些，用如此多的字数，她叙述的却是零星人物的极其微妙的心里和生活细节，故事很简单，没有中国中篇小说那种故事和人物的枝枝蔓蔓，却又非常饱满。她作品的节奏转换，叙述视角的多变映照和牵连，字里行间不经意却有后味的只言片语，都在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悄然堆积着读者心里的阅读感受。

　　门罗的作品里没有愤怒，没有厚重，没有锋利，没有那种直接的力量，叙事很缓慢，看上去没有多少招式，事实上她是一位在短篇小说写作理念和技法上全副武装的“女超人”，她是当代真正的“文学情绪大师”，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她的作品。

　　我喜欢写“无事”状态下的故事，喜欢关注人物的内心潜流。很荣幸，我的拙作在“文学情绪”方面和门罗的作品风格相近似。前两天，我和朋友们还交流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如果门罗的故事构想是一百分的话，我的故事构想能力有七八十分左右；如果门罗的叙事技法掌控能力是一百分的话，我的叙事技法掌控能力只有五六十分，可能刚刚及格。

　　《文学青年》：您的写作是否受过谁的影响？热爱的作家是谁呢？之前的写作是什么状态？

　　蒋一谈：中学时代除了课本里的文章，主要阅读中国古典文学、鲁迅、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但那时还不能理解鲁迅的文字和思想，总觉得鲁迅这个作家喜欢拿笔掐架。我必须承认，文学的初心是在我十八岁进入了大学校园之后才被萌发的。当时北师大的诗歌氛围很浓，很多人都在写诗歌，我读大一，就跟在师兄(伊沙、徐江、桑克、侯马、朱枫、钟品、宋晓贤、蓝珂、冰马、张海峰等)后面参加校园诗歌活动，觉得这是一件很兴奋、很骄傲的事情。有一次上写作课，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很多同学选择写诗歌和散文，我想跟大家不一样，选择的是短篇小说。没想到这篇作品被老师表扬，老师用了一整堂课朗读了这篇幼稚之作。这次经历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我开始喜欢上了短篇小说，但读了契诃夫、菲兹杰拉尔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之后，我觉得自己别写了，文学梦太遥远了，因为他们写得太好了，我以后就做一个文学爱好者和阅读者吧。阅读他们的作品让我从心里确信，文学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世界，我站在里面，或者躺在里面，看文学世界里的人群，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1991年，我大学毕业去了一家出版社工作。1993年我结了婚，随后辞职呆在家里写作，写长篇小说，一口气写了三本，1994年全都出版了，赚了几万块钱。那个时候，写作是我赚钱养家的唯一希望，但后来我还是不太愿意拿文学去赚钱，再说写作也太累人了，于是去做了出版。

　　《文学青年》：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六部短篇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中国故事》和最新的《透明》。它们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

　　蒋一谈：我现在的短篇小说写作规划是十年，从2009年至2019年。现在时间刚过了一半，我还无法从更远处观察体会这几本作品在我写作经历中的位置和分量。我觉得自己还是刚起步，未来的几年，静下心思考写作，保持好呼吸的节奏是最重要的。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已经不在”保持沉默

　　对自己设问：如果时间倒转到2009年，我还会选择写作短篇小说吗？

　　《文学青年》：大多数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很难出版，即便出版，一旦贴上严肃文学的标签，发行量过万已经是文学畅销书。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学出版市场的现状？

　　蒋一谈：当代中国还是半农业、半工业的国家，民生问题是第一大问题，艺术活动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在众多的艺术文化领域中，文学是其中一支。看到、听到周围的人抱怨说当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已经不在了，我会保持沉默，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正在出现复杂多变的文学气象，故事的素材比过去的时代多很多，呈现作品的通道和载体也有很多，类型作家群落各自在发展。个人浅见，写作者可以多思考如何对待素材，如何不浪费素材，让素材在文本里呈现出独特性，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性。

　　资本(决定规模和资源储备)和人才(决定创意和谈判能力)决定着出版的未来。儿童文学书籍的市场很大，作家为孩子们写绘本书籍，是一个方向。成人文学出版，竞争很大，规模小、品牌弱的出版机构可能拿不到最好的作品版权。但是，有特点的独立文学版权和文学创意工作室，会是数字出版的新生力量，因为能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延伸化、视频化等更多形态的文学阅读服务。在数字传播时代，文学出版市场的竞争其实才刚刚开始。

　　《文学青年》：我想请您对自己设问，自问自答，解剖内心里对于自己创作的疑惑或矛盾。

　　蒋一谈：我自问过，如果时间倒转到2009年，我还会选择写作短篇小说吗？我恍惚了好几次，还是给了自己一个回答：不会选择写作短篇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坛，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但是几十篇短篇小说却很难成就一个作家。短篇小说写作之路很陡峭。文学阅读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可是能够静下心的文学读者现在还很少。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只能等待。若能重新选择，我会把精力放在诗歌写作上面。可是怎么办呢？已经写了短篇小说，心里放不下了。

　　《文学青年》：如果您愿意，想请您谈谈日常生活。您现在在什么状态下写生活和写作？

　　蒋一谈：我喜欢简单的生活。一周去公司一两次，其他的时间分给三部分：读书、见亲朋好友、写作。家人不在国内，一个人在家里生活，除了书房其他地方挺乱的，乱到不好意思的时候我再收拾。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可是我又很感谢这样自由懒散的状态，可是自由懒散过了头，有时也会令人无所事事，甚至颓废。这几年，新作品会在四、五月份出版。在春天和夏天，我会配合出版社做一些读书活动。我更喜欢在秋冬季节写作，也盼望着秋天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