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光芒在闪耀

——云南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歌的创作主题

　　云南这座以无数山脉和河流为经纬的高原，虽处于边缘的地带，但却总是那么拥挤、热闹、快速变化，人们也充满成就感。这里世代居住着25个少数民族，但他们从来都不各自为阵，更不互相轻视。在千百年的生活中，他们养成了多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塑造了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诗歌是这座高原最重要的文化系统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少数民族诗歌迎来了第一次繁荣。无论是《阿诗玛》等一大批民间诗歌的发现与整理，还是晓雪、张长、饶阶巴桑等一批少数民族诗人的众声合唱，云南少数民族诗歌都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审美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一批出色的青年诗人的出现，云南少数民族诗歌迎来了新的繁荣期。鲁若迪基、哥布、聂勒、艾傈木诺、李贵明、阿卓务林、曹翔、单增曲措、艾吉、伊蒙红木、玖合生、泉溪、曹媛、李凤、张伟锋、丰茂军、郭应国……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既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传统，又显现出了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品质。

　　首先，故乡是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执著于对故乡云南的书写是云南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一个创作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养这些民族文化的云南高原有着独特的认识和书写，才使这些青年诗人获得了区别于其他地方诗人的诗歌品质。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说，“我的诗是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种作物”，“我把自己的根植于小凉山大地上”。于是，他写到：“天空太大了/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河流太多了/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茫茫人海里/我只选择一个叫阿争五斤的男人/做我的父亲/一个叫车而拉姆的女人/做我的母亲/无论走到哪里/我只背靠一座/叫斯布炯的神山/我怀里/只揣着一个叫果流的村庄”(《选择》)。在鲁若迪基那里，故乡小凉山不只是原始的苍茫，更是自己的精神根基和身份源泉，所以，虽然“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但是“在外的时候/我总是把它竖在别人的眼前”(《小凉山很小》)。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直接以故乡“我的滇西”为诗歌版图，做真正行吟于云南大地的歌者，“在一切适合歌唱的地带赞颂美”。读他的诗集《我的滇西》，诗情里总是浮现出一个游历在云南山川河谷间的身影。他善于写以云南地名和风情为题的诗歌。他在这些诗歌中所呈现的云南山水人情的美和气质，总容易让人想起《徐霞客游记》对云南山川风物的描绘和赞颂。比如诗作《关于怒江》所写的：“月光落在身上/白银怒江，慢了下来”，“说好江水今天不喧哗/怎么乘着黑夜全都出来了”，“如果是这样，请你牵上我的手/让琴声照耀我们”。诗歌就是李贵明手里的琴，而故乡云南不过是他手指拨响了的琴声：“美丽的姑娘坐在下午/看着修长的十指，像是看见白色的莲花/她身下的石头像水一样圆/顾盼的眼睛是去年的月亮//她说穿过巴拉峡谷就是她的家/她说黄昏之前她会戴上火焰的头帕”(《尼西，有一个村庄叫幸福》)。德昂族女诗人艾傈木诺的故乡是“云朵的另一个母亲”，并且这母亲就“在我怀里在我心上”，于是，在她的诗里，对故乡的爱与情就像亚热带的阳光和草木一样疯长：“瑞山落云/丽水是云朵的另一个母亲/我遇见榕树、芒果、白鹭飞过田垄阡陌/李白去桃花潭沽酒/柳三便在江畔唱古词/王维打开一本书/第一页云落下，水流走”(《瑞丽：我在最后一个字的偏旁里等你》)。

　　然而，对故乡的爱与恋也不一定都是甜美的，它有时与一种难言的苦涩和疼痛连在一起，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佤族诗人聂勒这样抒发故乡情：“在被现代气息吹拂的村寨里/穿黑衣的阿妈/依然保持着水稻的姿势/依然保持着流逝的喘息/她背上的岁月是越来越沉了/她脑海里的心事是越来越深了/她佝偻着走向乡村的背影/像一个时代侧身的一瞬间/看了叫人直想流泪”(《大地的背影》)。其实，我更愿意相信，那些纯粹甜美的故乡情，更多地属于诗人的想象和追忆；而这种疼痛的乡音乡情，才是我们今天面对故乡时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故乡”和“家”都是我们曾经拥有却又回不去了的地方。布朗族“90后”诗人郭应国在《我的故乡丢了》一诗中，就书写了自己的这种疼痛感：“我后悔没有记住你的地址/在世界末日抵达前，寄出/我21斤重的思念//从时光的隧道回去，捡一把/日子缝缝补补，穿在身上的暖/一杯无法修饰的蜜，顺着脊梁的方向/缓缓淌来//梦中，我从一个地方寻向另一个地方/滋生的荒原、零星的野葵花，以及/那些不真实的歌声，像一支/冰冷的猎枪，疼醒/荒原的狼//故乡确实丢了/寄不出的思念，在异乡的/口袋，烂成一堆煤”。丢失了故乡的诗人，就像荒野上流浪的狼，只能在诗歌里凄厉地哀嚎。

　　其次，对全球化生存体验的书写，尤其是其中关于民族文化受到侵蚀，从而引起诗人身份迷失的疼痛体验的书写，是今天云南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歌最扣人心魂的地方。哈尼族诗人哥布这样描述他的一次充满疼痛感的进城经历：“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乘着电梯上楼去/拉开窗帘眺望城市/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世界这么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留宿在城市高楼》)。聂勒也常常在诗歌里书写他在都市生活里因为文化身份的迷失而引起的无法排遣的孤独和伤痛：“在城市宽广的街道上/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我寻找着牧人的眼睛/我寻找着忧伤和欢乐的渊源/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从身边匆促而过/像一群发怒的野马群/孤独便从心底淌溢/我泪水盈盈  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牧人的眼睛》)。李贵明在平静却不无悲伤的叙述中，书写了一群在昆明的某个黄昏相聚的少数民族诗人，并特意强调了他们的“异乡人”的文化遭遇：“黄昏时分，坐进白色的藤椅/天地山河陷入轮回激荡的酒盅/独龙人的图案，茶山人的脸，基诺人的筒裙/和掸族人的手/无一例外，在虚构的春天轮番闪烁/哦，我们都是自己的异乡人/在黄昏，在怀旧的未来”(《呈贡诗记》)。这是生命的疼痛、文化的孤独，是属于自己民族的那种文化转身离去时的那声重重的叹息。我以为，这一类诗歌对诗人所属民族文化被撕裂的书写，以及对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焦虑性疼痛的书写，是今日云南少数民族诗歌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也正是这种过去时代的少数民族诗人所没有的鲜活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全球化体验，让他们的诗歌走出了以往少数民族诗歌的樊篱，获得了一种更大范围的诗学品质，从而赢得了更多读者的阅读和尊重。

　　第三，对诸如生命、时间、爱等人生基本问题的独特思考，是当下云南少数民族青年诗人诗作的又一共同倾向。这可能跟他们生活的这座高原有关。在这些诗人的情感里，云南高原不只是地球上隆起的一片土地，更是教会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上帝。他们关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知识，不一定与某个哲学家有关，但一定跟高原对他们的教化有关。藏族女诗人单增曲措这样书写她的爱情：“爱我/就让我做你的影子/无论昼夜/都和你在一起/爱我/就让我做你的名/无论多远/都能唤回你/爱我/就让我化做你的泪珠/无论悲喜/都与你共享/爱我/就把我裁成你的寿衣/无论天堂地狱/都与你厮守”(《爱我》)。试问，还有怎样的感情比她的爱更深沉？在一首名为《无法吹散的伤悲》的诗中，鲁若迪基把人的时间的有限性放在浓浓的亲情中来书写，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审美效果：“日子的尾巴/拂不尽所有的尘埃/总有一些/落在记忆的沟壑/屋檐下的父母/越来越矮了/想到他们最终/将矮于泥土/大风也无法吹散/我内心的伤悲”。而在《一群羊走过县城》中，鲁若迪基对人类的行为及自以为是的文化价值进行着深刻的批评：“羊群”应该出现在山间或田野，但他们却被吆喝着走过县城；在稠密的人群和车辆中，“羊群”意识到“在高楼大厦后面，隐藏着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可是，羊毕竟是弱势动物，一切都无力反抗，只能“在阳光照耀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场”。诗人有意对现实生活中弱者的命运、人类行为的残酷性、人类文化价值的片面性做了重新思考。

　　总之，在我看来，边缘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在诗歌的领域，边缘的光芒已从一部分优秀的群体中照射出来，滋润着我们渴望被照亮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