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 影像时代的非遗安放之所

　　从2010年举办的首届北京民族电影展，到今年举办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北京民族电影展已走过了5年的历程。

　　在5年时间里，众多电影人积极创作，民族电影取得了丰厚的成绩。在这期间，推动民族电影发展的举措很多，比如推进剧本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文学剧本遴选”、充分发挥群众性特色的民族电影主题活动日、微电影创作大赛和电影论坛等等。2013年，旨在为每个少数民族至少拍摄一部电影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启动，至今已经制作完成了5部作品，分别为侗族影片《夜莺》、蒙古族影片《德吉德》《诺日吉玛》、羌族影片《迁徙》和裕固族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此同时，国家民委文宣司、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近日联合举办“首届少数民族题材影视编剧研修班”，加大了对民族 电影人才的培养力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民族电影展得以迅速发展。从每届电影展聚焦主题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电影展的视野在不断更新：第一届集中呈现和总结新世纪以来民族电影发展的总体概况，第二届聚焦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第三届和第四届则重点发掘民族电影中新的文化语素。可以说，从简单地展示研究到关 注母语电影，再到新文化电影，民族电影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空间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在北京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看来，民族电影展正在切实推进少数民族电影的转型升级。他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重点围绕“公益”、“升级”和“国际”3大板块，长期规划，打造精品电影。公益板块旨为目前还没有故事片的少数民族拍摄影片，体现文化平等和对文化的保护。首批推荐10部电影剧本， 由10个专业机构拍摄。其中，今年完成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其导演已经获得了青年导演奖。升级板块则致力于改变少数民族电影在国内电影界的现 状，增加其现代性和类型化，加大投资规模，打造电影精品。目前已有投资一亿人民币以上的民族电影，而在此之前，少数民族电影的投资额几乎没有超过一千万 的。在本届电影展签约的是中国首部3D史诗大片《铁木真大帝之传说》。国际板块则是让少数民族电影面向世界进行交流。在本届电影展上签约的《成吉思汗宝藏》由中美合作拍摄，投资在5千万美金左右，将在全球发行。而在本届电影节上展映的《夜莺》，是由法国导演执导、中国演员表演的电视片。这种国际间合作的 趋势正在加强。

　　在今年举行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中，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电影的走向、民族电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则成为众多电影人关注的焦点。

　　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非遗影像”新机遇

　　“走出去”一直是民族电影展的推动目标之一。在参加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时，华沙电影节主席斯塔凡·劳丁说，华沙电影节与西欧、北欧的电影网 络、电影节都有密切联系，所以华沙电影节所展映的大部分电影，最终都会得到很好的分销。他非常热衷推广中国的民族电影，因为他觉得，如果华沙电影节能和中 国的民族电影携手并进的话，将会为电影节加入新的元素，促进电影节的发展。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谱忠看来，从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的片名就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比如《长调》《成吉思汗宝藏》等等。

　　这些影片大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开叙述，在内容上突出表现了民族文化与外界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电影文化，是新世纪之后才得以完整地建立起来，“这正

　　是中国文化受全球化文化的辐射影响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我与他的分别心”。在他看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并没有被少数民族电影所垄断，比如《爱在廊桥》《百鸟朝凤》等等，都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影像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面对主流文化时提出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压力进行的文化实践。他认为，《成吉思汗宝藏》这样的合拍大片，无形之中开启了中国电影重要的转型时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国家的形象被凸显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里，这将在国际的视野当中重新被凝视。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不应该只是变成一种符号，而应该具有独立的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一些专家则敏锐地发现了互联网对“非遗影像”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导演孙曾田认为，互联网让电影工作者有了一个全球的视野，从而可以更好地衡量每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和独特价值。而且在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片已经不是专业影像工作者的专利，自拍的影像会越来越多。这些电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互联网的数字化和云储存，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得以更便捷地进行储存。“过去我们担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互联网的影像却能在网上把力量一点点聚集起来形成群体效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在边远的山区和村庄，但是互联网的穿透力，使边远和中心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对‘非遗’及其相关影片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对于影像工作者来说，我们怎么适应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 像，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民族电影与“非遗”应更好互动

　　在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看来，电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成就。如果“非遗”元素能真正融入电影，与电影语言产生互动，那会诞生非常优秀的影片。胡金铨、李翰祥、李安等人导演的一些电影，都是中国“非遗”非常重要的影像呈现。比如胡金铨，从小就对北平的京戏和各种剧种有强烈的兴趣。他经常在电影当中呈现京剧、古琴、书法、篆刻等中国“非遗”。他的影片《龙门客栈》有书法和篆刻的印迹，体现了传统中国极其丰富的文化魅力。李翰祥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很多电影都将中国的“非遗”呈现在荧幕上，从而走向世界。他认为，“非遗”与电影互动，可以产生“非遗电影”，也可以让电影成为 “非遗”的一部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进文说，民间口头传承一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但在当下，民族文化的生产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流失的速度，所以各个民族中都出现了一些文化精英，他们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精英的传播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在这方面，电影无疑是具有优势的。比如，《阿诗玛》是民间口头文学，在民间有很多版本，上世纪50年代就搜集出上百个版本，但是实际上民间很少有人能够讲出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放映之后，人人都知道了“阿诗玛”。在这里，电影对传播民族文化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用母语呈现的电影，不仅保护了“非遗”，而且也对语言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对民族文化也起到了一个重构的 作用。

　　民族影像：如何讲述才被接受

　　相比学者，很多从业者则更关注民族电影如何被观众接受，电影的具体内容和讲述方式无疑是其中的重点。美国的纪录片导演阿德兰·贝里克所做的工作是，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电影院。但他认为，人们虽然对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更感兴趣的则是电影本身。因此，纪录片要体现出情感，而不仅仅是事实。他 对中国民族志电影制作者的希望是，一定要肩负起传播文化和情感的角色，让人们能更好理解彼此。

　　斯塔凡·劳丁则说：“如果你参加电影节，想知道我们作为这些电影节的主办方在寻找一些什么，那么，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叙述必须是非常巧妙的，使用的是现代的电影语言。”

　　对蒙古族导演麦丽丝来说，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新的技术和新的观影理念，她最关心的是，用什么样方式才能让自己的电影被更多 的人看到？她最近将拍摄的这部电影关注的是成吉思汗守陵人800年不变的承诺。为了让这个故事能够更吸引人，她准备拍成一部商业片，“当然，在商业片里 面，我们希望让西方人能够理解我们，争取这样的故事能够让世界更多观众喜欢”。

　　阿根廷电影导演卡洛斯·索林则表现出对影像内容的特别关注。他表示，拉丁美洲地域广泛，民族众多，每天都在发生着神奇的事件。拉美电影始终在关注现实中的这些变化，很多电影反映出了拉美社会中严峻的现实问题。正是通过这些电影，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景况。他说：“让你和别人能够 感同身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他感觉拉美电影开始越来越受到其他地区观众的关注。

　　影像，文化遗产的最后归所

　　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去年曾为中国民族电影作了特别展映，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在该电影节主席萨夏·斯雷科维奇看来，目前民族志电影的流行，是因为其对于人类群体的行为进行了视觉的呈现和描述。因为今天的世界逐渐变得越来越统一，世界各国都面临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逐渐没落，而民族志电影正是应对这一事实的非常理想的工具。这些完全不经过编辑的影像材料，除了忠实记录文化，更可以成为科学家们研究的资料。因此，在他看来，其实每一项“非遗”都应当 有相关的影像。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认为，用电影表现“非遗”，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记录一些将要消失的文化；另一方面“非遗”也能够提升影片的深度和厚度。但如果只是为了宣传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和广告的嫌疑，而失去影片本身的质感。要么过于 强调“非遗”而缺乏观赏性，要么电影的故事力量过大淹没了“非遗”内容的表现，这都是不大理想的。

　　“非遗”内容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时有体现，比如《智美更登》《静静的嘛呢石》等等。他即将制作完成的电影《五彩神箭》，也与藏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影片以青海黄南州每年举行的传统射箭比赛为背景，将有关射箭的上千年的传说归入其中。万玛才旦说，在这部电影中，他以传统的文化、仪式、传说 等为背景，叙述了射箭比赛的变迁史，讲述当下的藏族人如何发扬和保持这种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郑茜看来，在这个影像至上的互联网时代，影像甚至超越了真实的生活，成为人们最后安放文化遗产的地方。她认为，当代的中国博物馆走向历史的中心地带并不是博物馆自身所为，而是因为博物馆收藏和保存的文化遗产变成了一种“权力”，这从申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她说：“文化遗产之所以变成一种权力，是因为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终于发现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能让世界真正承认你的，是你的历史。而历史最好的表示，就是文化遗产。所以，文化遗产逐渐受到重视，并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权力。但实际上，博物馆并不是文化遗产惟一的储藏者，影像正在变成文化遗产另一个安放地。比如，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本质就是以大量的影像为形态的数据记录。”

　　郑茜认为：“在大众的观念里，珍贵的东西只有经过影像的保存，才觉得放心。比如现在年轻人结婚，如果不拍婚纱照、不录影不录像，就好像不真实一样。这种心理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影像为王的体现。这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虚拟和现实正在发生倒转，影像正在代替真实的生活，从而取得比真实 的生活更加真实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过“影像社会”的概念，认为影像天生是现代性的追求，因为在现代，很多东西都在消失、都被打碎，于是只有一样东西变得真实，就是影像。郑茜谈到：“现在被打碎最多的东西正是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漂泊不定的文化遗产要寻求归依和归宿。我们看到，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大规模地被送进博物馆，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哪里去寻求真实的归宿呢？那就是影像。影像成为我们最后安 放文化遗产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手段，也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处所、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