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的生动书写(岳雯)

　　近年来，“眷村”已然成为文化辨识度很高的名词，在文学作品中屡屡被呈现，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都刻画了在1949年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老兵们离家、思家与渴望回家的心绪，以及“眷村二代”逐渐对这片土地产生认同的心理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眷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味的象征空间。

　　李闽榕在为长篇小说《原乡》写的序里提到：“我曾经在两岸智库论坛上建议：两岸的研究议题，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先从两岸都能接受的，现在正进行的经济合作交流议题开始，逐步进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两岸现代文化的统合研究，最后进入两岸政治互信、政治交流、政治协商、政治统合的研究。”这一提议可谓远见卓识，充满了政治智慧，我深以为然。《原乡》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实践了李闽榕的提议，以文学的形式寻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这意味着两岸有着共同的深远的血脉，这恰恰就是解决两岸问题最坚实的心理、文化基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部情节生动、充满戏剧元素的小说里面，暗藏着家国天下的结构体系。我国古代一直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因此衍生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格局。所谓“家国同构”，指的是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同性。《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正是这一“家国关系”的生动体现。也就是说，在古代传统文化中，“家国”是一体的，只有通“家”才能进一步建立对“国”的认同。到了五四时期，“家国”认同被打破了，家族被认为是对个人的束缚，个人只有先从“家族”关系中挣脱出来，才能成为新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乡》的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这部小说致力于国之一统，却首先要在“家”的格局中使破碎的得以完整，失散的得以重聚，分隔的得以汇聚。具体而言，即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先说“父子有亲”。老兵们之所以对故土魂牵梦绕，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一定要返回家乡，最重要的是，在故乡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亲人。当老兵们因为回乡探亲有困难，不得不通过录像的方式将自己要说的话带给亲人的时候，八百黑的一席山西梆子叫人热泪盈眶：“擦去了老娘的热泪满腮，提起了往事儿心如刀裁，心如刀裁呀……十五年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常把南朝怀，到今儿才有机会探母来！”这分明是老兵们日日夜夜藏在心底泣血的心声！“游子望故乡”这一传统题材翻出了新意，构成了两岸交流最为坚实的民心基础。还有“夫妇有别”。老兵们被迫离家之时，很多人都已经在家乡娶亲。譬如，还是中学生的傅友诚已经有了恋人淑玲，洪根生有了他的阿茶。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有的人，像阿茶，就始终默默等待着他的丈夫归来，独自撑起了一个家；而洪根生虽然在台湾又娶妻生子，但内心也时时惦记着远在大陆的妻子，处于分裂的痛苦中。关于这一点，小说巧妙设计了洪根生一家来到香港，与阿茶见面，此时，不仅根生与阿茶重聚，根生的妻子也与她到大陆当兵不得返台的丈夫林水泉相遇，此时，两个家庭怎么办？这也是考验小说家的关口。作者没有轻易地让所有人“各就其位”，而是让阿茶缓缓说出这样一番话：“世道不公平，总有人吃亏，有人占便宜，咱们这辈子活过来，什么亏没吃过？咱们不妨吃亏到底。”这既让人看到了阿茶的胸襟，也不得不佩服小说家的智慧。两岸三通，并没有破坏既有的家庭人伦秩序，相反，是另一种宽容与理解。所谓“朋友有信”是在读这部小说时，常常为住在眷村里的老兵们之间的情谊而感动。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却靠彼此之间相濡以沫的情谊活了下来。为了达成回家的心愿，他们会从不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凑起来买一个摄像机。当杜守正冒险回到大陆，没有首先回到自己的老家去看望失散多年的亲人，而是来到战友的家里，从厦门到江西，到山西，要替战友们在父母的坟前磕上几个头，最后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山东。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乡》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致敬，它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深藏在两岸人民心中的血脉亲情可以跨越政治风云，沟通彼此，进而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