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女作家茨鲁娅·沙莱夫：从《爱情生活》到《爱之留痕》

茨鲁娅·沙莱夫

《爱之留痕》英文版

《爱情生活》中英文版

　　在中国，一提到以色列小说，浮现在读者脑海里的往往是奥兹、格罗斯曼这些带有经典意义的希伯来语作家的名字。然而在欧洲，人们在关注希伯来经典 作家的同时，也把青睐的目光投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以色列女小说家茨鲁娅·沙莱夫。仅在2013年，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等国 家便陆续翻译并出版了茨鲁娅·沙莱夫的长篇小说《爱之留痕》，西班牙文和法文版正在翻译中。《爱之留痕》的希伯来文原版发表于2011年，曾经连续29周 登上以色列畅销书榜，它以激越、深刻、独特、富有洞见的笔法描写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家庭情感与生活，展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

　　茨鲁娅·沙莱夫并非文坛新秀。她1959年出生于以色列北方加利利湖附近的一个基布兹，家族的许多人，如父亲、兄长、公公、婆婆和丈夫均从事文 学创作。她本人曾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圣经》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现居住在耶路撒冷，是著名出版社凯塔尔的文学编辑。她198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93年 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跳舞，站立》，但没在文坛上引起反响。1997年，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生活》经著名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施瓦茨力荐由凯塔尔出版社 出版后，连续16周占据畅销书榜榜首，并在评论界引起轰动，她也因此一举成名。此后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夫妻》(2000)、《逝去的家庭》 (2005)，均反响很大。

　　《爱情生活》是茨鲁娅·沙莱夫迄今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已经翻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并且获得各种文学 奖。 作品描写了年轻的希伯来大学研究生兼助教、已婚女子伊埃拉与父亲旧友、比她年长一辈的阿耶厄之间的情爱故事。小说开篇，伊埃拉与阿耶厄在伊埃拉的父母家不 期而遇。这位伊埃拉父亲30多年前的同窗好友刚刚从法国归来，到以色列给奄奄一息的妻子治病。他那低沉撩人的声音、修长的深褐色手指、忧郁而黯淡的目光、 傲慢的欧式举止，令伊埃拉似乎有些难以自持，一段病态的情爱关系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阿耶厄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意为“狮子”，他的姓氏“阿文”意为“石头”。他之所以吸引伊埃拉并非因为人格魅力，而是因为身上带有某种独特的动物 本能。他作恶多端，自私冷酷，伊埃拉和阿耶厄在追求感官快乐的瞬间往往产生屈辱与自轻自贱的感觉。他们的第一次性接触没有任何真情与温存，与伊埃拉最初和 丈夫约尼在一起时的感觉迥然不同。这种体验令伊埃拉感到屈辱，于是想用新的性体验、甚至三人交媾来抹去这种不快和屈辱，但往往事与愿违，直到在她的脑海里 经常重现“圣殿被毁”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圣殿被毁”意象预示着伊埃拉试图与阿耶厄建立真正恋情的失败，并在失败中毁灭自身。对这桩病态恋情产生影响 的潜在原因之一是伊埃拉的母亲过去曾与阿耶厄有染，这段旧日恋情显然影响到了而今的感情关系。

　　作品打破了所有禁区，毫不掩饰地进行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加进了许多《圣经》典故，剖析人物的心灵深处，可谓是成功借用《圣经》笔法的现代小说。茨鲁娅·沙莱夫因而赢得了“90年代新女性文学浪潮中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女作家之一”的声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品虽然充满大量的性描写，但不能把它看作一部性爱小说，就像小说推荐人施瓦茨所说，茨鲁娅是在“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释 希伯来文化”。女主人公在与父母、丈夫、情人的关系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模式在希伯来文学中并非首创，但是茨鲁娅的新奇之处在于她没有去反驳男性霸 权和男性社会政治话语，而是在描写两性关系中展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长篇小说《夫妻》问世后，再度连续16周名列以色列畅销书榜榜首，也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并在法国获奖，还被评为法国近10年200百本最佳 图书之一。《夫妻》是一部典型的婚姻小说，女主人公娜伊阿玛·纽曼某天早晨醒来后不得不面对意想不到的现实：一向健康活跃、做导游工作的丈夫竟然宣布说自 己起不了床了，迫使娜伊阿玛设法去处理他们的婚姻危机。作家有意选用独特而有吸引力的情节，揭示出现代社会中机械而缺乏生气的情感生活如何使夫妻形同陌 路，触动了众多面临各种各样生存压力的以色列读者的心弦。

　　2005年付梓的《逝去的家庭》中，茨鲁娅对女人的心理活动、潜意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小说的中心人物埃拉·米勒是36岁的考古学工作者， 与著名的考古学家阿默农结婚10年，生有一个6岁的男孩。埃拉不堪忍受婚姻生活的束缚，向往没有丈夫时的岁月，于是决定弃夫而去，谁知等待她的是孤独、负 疚以及难以想象的失落与痛苦。后来她和欧戴德交往，试图组建新的家庭，但充满悖论的是，她与第一个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情形总是出现在幻觉与期待中。

　　如果说，茨鲁娅在早期创作的《爱情生活》《夫妻》《逝去的家庭》等几部长篇小说里，主要诠释“爱情(或情爱)、婚姻、家庭”生活，那么她在《爱 之留痕》中，则将前几部作品涉猎的主题融合起来，再度挖掘，通过洞悉当代以色列的婚姻家庭生活，展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冲突，夫妻之间的疏离与敌意，因 疾病、死亡、时光流逝而引起的焦虑、挫败，对未来的渴望与忧惧等诸多人类情感。

　　《爱之留痕》的希伯来文题目原为“She'erit Ha-chayim”，标准英译应该是“The Remains of Life”，意为“余生”、“生命留痕”等。“生命留痕”一词出现在小说第一页，按照作家解释，指上天分配给女主人公海姆荙·霍洛维茨的最后一点时间。也 许就像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文学顾问哈娅·霍夫曼所推测的：“爱情”比“生命”更能吸引读者，因此英译本将书名修改为“The remains of Love”。

　　小说描写了生活在耶路撒冷边缘的霍洛维茨家族的三代人。海姆荙·霍洛维茨是一位80来岁的耄耋老妇，1920年代出生在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 庄)，而今已经是生命垂危，一对子女将其送进医院。在病榻上，她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脑海里萦回的是对儿时父母的印象，对哺育她成长的美丽湖光的向 往，这应该是其“生命留痕”中的重要意义。

　　海姆荙是在基布兹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母亲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她主要由父亲带大。海姆荙肩负着上一辈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期望。在她蹒跚学步时，大家聚在食堂，期待看到她能够走路，并准备为之喝彩，可是她却双腿颤抖，最后竟摔倒在地，放声大哭。父亲火冒三丈，命令她站起来 再走，想向众人证明女儿正在慢慢长大，但她却让父亲再度失望，直到3岁时还得让人抱着，像个残疾儿。医生认为孩子对父亲的恐惧往往甚于对走路的恐惧，不会 走路意味着她要遭受父亲的威胁与殴打。在海姆荙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严厉而可怕，但正是从父亲那可怕而非理性的要求中，她感受到了父爱：父亲教她热爱加利 利海，热爱这片土地，在土地上劳作，种植与收获；给她讲述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历史故事，父亲的形象就这样同家国形象一并交织在她的脑海里。但她本人一 事无成，辜负了犹太复国主义父辈们的殷切厚望。她生活在基布兹，但是不愿意适应基布兹的艰苦生活，嫁给了一位前来基布兹观光的欧洲男孩；男孩不仅身材比她 矮小，而且经历过大屠杀，性格懦弱，是欧洲犹太人的化身。而她这个本土以色列人，自幼便受父亲影响，行为强势，对丈夫鄙夷不屑，夫妻之间缺乏关爱与温情。 她身为妻子，但不爱自己的丈夫；身为老师，但不喜欢教书；身为母亲，但不知道如何养育子女；身为故事讲述者，却从来没有写下一段文字。

　　离开基布兹居住到耶路撒冷，对海姆荙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新生，但父亲却因此一病不起，不久于人世。这段意味深长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喻示着一代 理想主义者的终结。沙莱夫应该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她看来，成年时代的生活只是童年时代生活的继续，而海姆荙被伤害的童年则给她子女的生活蒙上了 阴影。

　　父亲去世那天恰逢海姆荙女儿迪娜出生，因此海姆荙认为父亲与女儿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母性身份与孤儿身份同步而生，给她的意识造成了极大而 致命的混乱。她认为亡父比女儿重要，她在父亲新坟前一坐便是几个小时，但却忽略了哺乳的职责。她甚至疏远女儿，无法爱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女儿迪娜是一位 40多岁的中年女子，嫁给了一位沉默寡言的摄影师。因自幼得不到母爱，她曾想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十几岁的女儿，给她以温暖，但女儿却排斥她。迪娜陷 于绝望，试图在俄罗斯的一家孤儿院收养一名弃儿。面对家人的反对，迪娜感到自己甚至可以抛却家庭，也不能抛弃这个弃儿，以实现自己誓为人母的梦想。小说结 尾，迪娜在孤儿院接到弟弟电话，得知母亲去世。也许此后她的人生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海姆荙所钟爱的儿子阿夫纳成长为一个块头肥大、暴躁易怒的男子。作品开始，阿夫纳正面临着中年生活危机：工作不如意，婚姻生活充满屈辱与怨怒。 阿夫纳结婚是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但妻子越来越漠视他的存在。在陪伴母亲住院的日子里，他对在医院遇到的一位漂亮女子动情。后者丈夫去世后，两人之间产生 了一种奇怪而微妙的关系。阿夫纳是一位人权律师，志在维护巴勒斯坦人与贝都因人的权益。借助对阿夫纳的描写，沙莱夫批评了以色列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其土地的 做法，甚至还对生她、养她的基布兹文化抱以微词，认为基布兹阻挡了女性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可以说打破了以色列政治话语的禁区。

　　现代希伯来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社会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孕育出诸多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作家。但对于茨鲁娅·沙莱夫来说，借助小说来针砭时 弊，应该说是在《爱之留痕》中体现出的一种新变征兆。记得10年前，茨鲁娅在谈及创作生涯时曾说，经常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她，一个住在以色列的人为什么只写 爱情、母性、性爱、家庭，而不关注社会与政治情势？她当时的回答是，她渴望发掘灵魂、本我与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她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但在生活中，这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女作家并未能真正躲开暴力。2004年初的一个冬日，当她把10岁的儿子送到学校，匆匆回家，准备修改《逝去的家庭》的 草稿时，与遭遇自杀性爆炸袭击的耶路撒冷9路公共汽车擦肩而过，随着一声巨响，50多条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化作云烟鬼影，走在几米之外的女作家膝盖受伤，被 送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曾有半年之久，她无法凝神专注创作，因为，在那段岁月里，她觉得，爱与悔恨、恐惧与怨愤等感情波折与真正的命悬一线相比，是那样的 微不足道。也许正是这种自身的创伤体验，造成了她本人及其创作的改变。

　　此外，女作家访问俄罗斯时，曾在那里收养了一名孤儿，在家人与亲朋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读者不免发问：《爱之留痕》中叙写的迪娜收孤这一情节是 否就是女作家个人经历的写照？凡此种种， 令人十分期待今夏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行的“中以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与之近距离接触，揭开诸多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