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写给天国的母亲

　　到今年5月10日，母亲走了整整12 年了。一个属相的轮回。

　　我经常做一些有关母亲的梦。总是在老家的什么地方，走着弯曲的路寻找母亲，特别着急；或是在一个黑暗破旧的屋子里，母亲蜷曲着身子躺着，我走到跟前一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我一下子就飞到黑糊糊的空中，头发都竖了起来……从梦中惊醒，泪已湿枕，再难以入眠。

　　我的母亲出生在绥德无定河边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是长女，她承担了家中繁重的劳动，上山种地，下河捞柴，推碾挑水，缝衣做饭。母亲说：“只要睁 开眼睛，就没有一点歇的空儿。”有一次，村里来了唱戏的，母亲偷偷跑去看了一会儿，被凶神恶煞的外祖父发现后一顿暴打。“人说世上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 分。”母亲用这句话形容她的童年和少年。母亲的名字就叫莲。

　　那时候，农村的女孩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通过婚姻这条道路。母亲当初的意中人并不是父亲。大概是1949年秋天，骑着高头大马、挎着盒子枪 的父亲在无定河边看到一个拾柴禾的女孩，立即被她所吸引。他去找了村长，要娶母亲为妻。村长不敢得罪在当地当区长的父亲，巧舌如簧，外祖父一口答应了。父 亲常得意地说：“你妈是我在河滩上捡的。”

　　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后，三天三夜没跟他们家里的人说一句话。父亲曾有过一次婚姻，因女方不生育而离异。那年，母亲19岁，父亲28岁。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母亲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农村女娃，能嫁一个有权有势的“公家人”是高攀了，但母亲并不买账，和父亲斗气时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你爸这辈子也不是我心里的事儿。”

　　跟了父亲不愁吃不愁穿，但架不住子女接二连三地出生，母亲依然过着“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劳累生活。累是累，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母亲的 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山西老家躲避造反派揪斗达一年之久的父亲刚刚回到县城，县革命委员会就强令他 “带全家下放农村插队落户”。深知山区之苦的母亲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她不停地责备父亲：“那些一般干部都待在城里不走，你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 部，凭什么让你下去？明摆着是欺侮咱们，你为啥就不跟他们理论理论？”

　　父亲生性刚烈，并非逆来顺受之辈，可当他面对的是一个政权、一股政治风暴的时候，除了顺从，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在那个遥远的偏僻的狭窄小沟，20年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那山要多高有多高，那路要多陡有多 陡，瘦小的母亲挑着百十斤重的粪筐，如蜗牛般慢慢地往上爬行。生产队给别的妇女记8分工，只给母亲记4分工，只要几天不出工，就有人说三道四，真是受累又 受气。

　　母亲苦，但她不让孩子苦。每天鸡叫头遍，母亲便起床给要走五六里路上学的孩子做饭。多少次，我在被窝里看到炭火红红的光芒映在母亲苍白的脸上，平静而又慈祥。那时，我已懂事了，劝母亲多睡一会儿，我带点干粮就可以了，但母亲每天总是热饭热菜侍候着，生怕我营养不良。

　　我的母亲也做过好梦，但噩运总是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降临。

　　1972年的夏天，一位素来与我们家不睦的农妇瞒着母亲将一堆烂桃塞给年幼无知的小弟吃。小弟吃了烂桃便开始不停地腹泻。母亲把小弟背到公社卫 生院，医院让先交住院费，母亲冒着瓢泼大雨到镇上的人家借钱，不负责任的庸医没做皮试，就给小弟打了一针青霉素，不一会儿，小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在病 床上咽了气。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是一个善良的白胡子老伯把小弟抱到山上，埋了。

　　当时，我随已调动工作的父亲去了100公里外的延安。当我再次见到母亲时，她人瘦了一圈，神情极其哀伤。听说小弟去世前曾想喝一碗糖水，可家里 没有一勺糖。母亲埋怨我说：“你就知道跟你爸去享福，就不知道提醒你爸给家里捎点钱！”对不起，母亲，我真的是只顾自己逃离，忘了仍在受苦的您和小弟了。 至今每每想起此事，我心如刀绞，悔恨不已。

　　1978年枫槐飘香的时候，我们举家返城。城里的生活是母亲想要的生活。她喜欢上街，每一个商店都进去看看，有时候买点东西有时候不买；在菜市 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提一袋副食品回家。她喜欢串门，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新朋旧友都敢上门拜访，主要是侦察有没有长得漂亮的可给她做儿媳的女孩。

　　正当母亲欢天喜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父亲被查出癌症。如果说当初与父亲的结合并不是她心之所愿，那么，母亲和父亲在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算 “把一块石头捂热了”。

　　父亲患病8年，母亲照顾了他8年，没见她抱怨过一句。父亲病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眼泪。我想，她既是为父亲而哭，也是为自己而哭。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就遇到这样的打击。

　　我走南闯北，经历过很多次离别，但父亲去世后的那次离别，仿佛要把我的心都揪下来。母亲看我心重，刚毅地对我说：“别为家里担心，你爸在世时怎么个过法，咱今后的日子还是怎么过。”

　　母亲执意要送我到大路上，天空落雪，地上起风，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再送了。

　　“去吧！到了部队就写信来！”母亲嘱咐着，眼圈红了。我举步维艰，不忍再回头。

　　生活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显然，母亲不能适应没有老伴的生活。3年后，她的身体垮了下来。她得的是脑栓塞，经过当地医院救治，能下地一瘸一拐地走几步路。

　　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时，我千里迢迢赶回家，将母亲接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在海军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要过年了，我把母亲接回了自己的小家。

　　刚来那几天还行，慢慢地，我的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下班后做完饭，吃完饭，拾掇完锅碗瓢勺，母亲想和儿子多说几句话，妻子要和丈夫待在一起，这边刚刚给母亲洗脸洗脚，那边妊娠反应厉害的妻子在大声呼唤。我一会儿北屋一会儿南屋来回跑，两个女人还都有意见。

　　没有办法，在妻子即将临产之际，我把母亲送回了老家。母亲觉得病没治好，对我很不满意，时不时地说：“你的辛苦枉费了，我来时怎么个样子，回去时仍然是怎么个样子。” 母亲对邻居说：“我在儿子那里待了几个月，天天就是看窗外那棵树。”

　　日出月落的世界处处充满不幸和凶险。1992 年秋，母亲最疼爱的儿子、我的二哥身患癌症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母亲的病情加重，再次脑栓塞，有时失语，有时失去记忆。我又一次把母亲从家乡接出来治疗。先后在西安和北京的几家医院住了八九个月。

　　在北京期间，婆媳矛盾依然不能调和。妻子有洁癖，总喜欢挑母亲的毛病。母亲口齿不清楚，腿脚不灵便，但心如明镜，便有意无意与她作对。我一边哄母亲，一边哄妻子，常常恨不能跳楼。

　　但这一次真不错，母亲在我家待了两年。我们家我掌勺，母亲的肚子没受委屈，总能吃饱吃好。

　　母亲，我在慢慢地回想这些事的时候，常常眼含热泪。母亲，您还记得吗？每次我背您下楼晒太阳，您怕人笑话，总是不肯，硬是要自己走，可您摇摇晃 晃走得太慢，我不得不强行背起您走。因为我把您放到花园里的长椅上，还要赶去上班啊！两个小时后，我又去接您，那时您脸上晒得红朴朴的，眼里满是喜悦之 情。您骄傲地伏在我的背上，看见行人如同邻家女孩般咯咯笑着，特别不好意思。

　　他乡虽好，终非母亲的久留之地，我不得不再次送母亲返回家乡。为了安全起见，我作了一个决定：退掉父亲单位上的住房，把母亲搬到弟弟的小院里 住。没想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母亲原来一个人住着，自己想吃点什么用一只手还可以做做，搬到弟弟那里，人家忙着上班，每天早上送一次饭，晚上送一次饭， 早上等母亲爬起来，饭已经凉了，晚饭又太晚，母亲早饿过了头。几年下来，母亲营养不良，一天天衰弱。来北京的熟人告诉我，常常见母亲一个人拄着拐棍在路边 一站老半天，问她在等谁。她摇摇头，什么也不说。我心里清楚，母亲是在等谁。

　　当我和我的挚友驱车千里、长途跋涉接母亲到西安住院时，她的血管里已抽不出血。这使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在北京为母亲建一个家，照顾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月，东挪西借，我终于为母亲在西郊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阳光充足。

　　2000年5 月2日，我在北京站迎来了母亲和从家乡请来的小姑娘梅梅。

　　我以为母亲从此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我以为母亲的生活从此可以不再为别人增添麻烦。我是多么地希望母亲能够在异乡的土地上健健康康地活着，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母亲便撇下深爱她的亲人去了天国，那永远不能相见的地方。

　　母亲是在暖气到来之前受凉引起肺炎病倒的。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情况越来越糟。我总相信母亲还能爬起来，还能自己吃饭上厕所，所以不顾家人和姨 妈的强烈反对，同意医生切开她的气管全力抢救。当母亲喉头的鲜血如泡沫一般喷射时，我看见母亲用怨恨的眼神瞪着我。我读懂了母亲的眼神，那意思是说：是你 把我害成这个样子。如果母亲能开口说话，她肯定不会同意切开自己的气管。

　　九泉之下的母亲啊，为什么爱您最深的人伤害您最重？家人责备我，我自己都在责备自己！但是，母亲，只要您的生命存在百分之一的希望，儿子就绝不 会放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往医院跑，早一趟，晚一趟。终于，母亲喉头的管子拔掉了；终于，母亲喉头的伤口长好了；终于，母亲又回到 了她自己的小屋。

　　虽然还靠鼻饲喂饭，虽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虽然嘴唇张着说不出一句话，但只要母亲活着就好，只要母亲活着就是儿子最大的安慰。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她的眼珠总是随着我的行动转动。我在什么地方，她的头就转向什么地方。如果日子能这样一天天过下去，那该多好。虽然母亲不能答应，但我进门还能叫一声妈。可一个月之后，母亲还是走了。

　　2002年5月9日是母亲节，我正上班，梅梅打来电话，说母亲不行了。头一天我去看望母亲时，她还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火速赶到母亲床前时，她已停止了呼吸。

　　可能是一口痰要了母亲的命。我顾不得责备梅梅，顾不得悲痛，赶快给母亲净身换衣。

　　我结婚那年回家探望母亲时，曾提出带她到北京逛逛，她说怕万一在外面得了病回不来。母亲害怕火化。我当时年轻，口无遮拦，顺嘴说万一发生意外火 化了，把骨灰盒放在我们家柜子里。没想到一语成谶。15年后，母亲真的在北京火化了，骨灰盒真的放在我们家柜子里了。 母亲，您生病以后，几次提到此事，埋怨我“就喜欢胡说八道”。是儿子大逆不道啊！

　　母亲，那几天我一直没有流泪。一直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要将您推进火化室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买来的一沓沓冥币掖在您的手边，一遍遍地叮咛：“妈妈，黄泉路长，路上饿了渴了，您别忘记买点吃的喝的啊！”

　　母亲已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北京无垠的天空。12年了，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那边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您见到父亲、哥哥和小弟他们了吗？他们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