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平:毛泽东秘书在长治（节选）

　　　　一本《中央工作组情况笔记本》在长治的 偶然发现和收藏，引出1961年中央工作组在晋东南长治县高河人民公社小宋大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息，人们由此得知，中央工作组是由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亲自带 队来到长治的。本书作者翻阅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党史、地方史、文献档案等相关历史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史料中田家英的名字却是只言片语，鲜有记载。为在历史 碎片中努力将中央工作组开展人民公社调查研究的事实还原，本书作者历时近10年时间，对长治县小宋、潞城魏家庄、平顺西沟、太原等地方的多位当事人进行了 采访，收集到当年与田家英一同来到长治调研的裴润、马仲扬、逄先知等回忆资料，并多次到北京拜访田家英女儿曾立、曾自，同时收藏采集到人民公社在当时历史 背景下的多幅旧照。故此，有了“家英足迹踏长治”、“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锅饭的大讨论”、“西沟拜访李顺达”等32篇田家英在长治的故事，并以长篇纪 实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古城小憩逛书店

　　从小宋大队回到长治城里的这天晌午，大家吃过饭后，田家英理完发，又在地委招待所大澡堂与王原、裴润、刘开基、赵军等洗了个热水澡。多日在田间地头的尘土洗去后，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个个身上舒坦轻松了许多，也精神了许多。

　　中央工作组从来到长治去小宋大队搞人民公社调研已暂告一个阶段。多少天来，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公社的调研工作中，都还没有得 以闲下来进一趟长治城逛逛，古老的长治城啥模样？他们一概不知。此时田家英的“淘书”之癖在脑海中打转，对他来讲，城市的模样眼下看不看并不当紧，但老解 放区长治的书店是需要逛逛、看看的。

　　从澡堂出来，在地委招待所二楼房间里，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将洗漱用具放在床铺对面的书桌上，迫不及待地询问一同来到他房间的副省长刘开基：“刘省长啊，长治的书店在哪里？离咱们住的晋东南招待所远不远？我想逛逛去。”

　　突如其来的这一问，让刘副省长赶忙扭头看了一眼地委的赵军书记，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赵军书记说：

　　“噢，长治城里有两处书店，一处是南街的老新华书店，一处是市里老东街十字路北的东街书店。南街书店比较近，那里的书多，规模也大，楼上楼下两 层全是书，从咱住的招待所出去往北有一条巷子叫狮子街，进巷子一直向西走穿过炉坊巷，右手一拐弯50米路东就是，没有岔道。一会儿，我带着田主任他们去 吧。”

　　“赵军书记是老长治了，在此工作多年，比我熟悉长治城，让他领着咱们一起去吧。”田家英身后的刘开基接着赵军的话说。

　　“那好啊！咱们今天就先去南街书店，说走就走。10多天没有一本新书看看，心里怪憋闷的，读不到书如同吃不到饭，感觉是一样的‘饥饿’难受。所以我们好说一句话，读书学习是一个人的精神食粮，缺少不得！”

　　“田主任说得有理，很在理啊。”刘开基和赵军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说话间，田家英他们走下地委招待所的二楼，徒步向老城长治书店走去。

　　田家英一生喜欢读书，更是寻书、购书、藏书成癖。

　　他少年在成都时，初中没有毕业，母亲病故，由于生活的窘迫早早地辍学，在一家药铺当了学徒。无论做什么，他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学有所思的他，当 时就将买卖“生意”的“意”做了自己独特精辟的解释。他常说，无论做何生意都需要用心深解一个“意”字，那就是“做买卖的生意人站立着说话还必须打动顾客 的心”，你做的买卖方才能赚到钱。抗战开始，16岁的田家英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但他工作之余苦读书、善写作，诸如《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常常发表在延安的 《解放日报》上，多年坚持不辍，持之以恒。特别是1948年在西柏坡跟随毛泽东做秘书以来，为当好主席秘书一职，他深感知识的匮乏，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不断地吸取新知、探求真理。田家英为能多读书，就学会了“淘”书，他那股“淘”书的劲头每一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也难怪中南海 里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田夫子”。解放初期他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家住西郊万寿路，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他进城逛书摊串书店的身影。

　　文化古都北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琉璃厂、西单、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处都是古旧书店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田家英经常光顾。常来常往的他和书店的老 板很熟悉，琉璃厂松古堂的老板就经常帮助田家英选购一些古籍善本，有时还将书店新购进的书籍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提供给他急需使用和参考的版本。田家英对 这些书店的家底也摸得很清楚，常常径直到书库中去翻找，一门心思扑到书堆中，忘记一切疲劳和烦恼。他在高高的书架上一格格搜寻，或到旧书堆里东翻西找，为 了“淘”出一本执意寻找的书，他会不辞劳累地把旧书一摞摞地搬来移去，不顾手上、衣袖上沾满尘土，有时意外地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他会像孩子似的高兴。

　　多少年来，田家英寻书、“淘”书不仅限于北京，他外出开会或去各省搞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处总要先询问哪里有书店、书市。上海、杭州、广州、武 汉、成都等文化名城的书店书摊他几乎都转遍了，每次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他总像“孔夫子搬家”，收获的全是书。中南海永福堂他的住处书房里，10多年藏书 达数万册。

　　老城长治的新华书店，是在晋东南根据地的“太行新华书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抗战时的“新华书店”，最早诞生在晋东南根据地时期的黎城山区。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沁县成立，我党的重要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发行。1940年9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黎城南委泉村 开设“新华书店”门市部，由徐晨钟负责，这是晋东南根据地第一个以“新华书店”命名的专门做图书报刊发行的机构。这年10月20日，由于日寇的扫荡，新华 书店门市部随八路军部队撤离，前后仅存在不到30天，但从此以后报社出版发行的图书开始沿用“新华书店”的名义。同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在麻田 镇东大街路北一家染房的旧址上再次挂上了“新华书店”的招牌，共有4名工作人员，赵国良为负责人。当时，他们除坐店售书外，还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机关、 学校、村镇搞图书的发行，并兼营文具等。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又根据北方局的有关要求规定，在1941年5月5日“新华书店”发行部成立，同时下设了太行、漳北、晋东、晋中、冀西分 店。1942年元旦，“新华书店”华北总店在辽县岭南村挂牌成立，经理杜毓云，副经理王显周，下设经理部、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等机构。这一时期，“新 华书店”华北总店出版发行的图书有《毛泽东论文集》《论持久战》《唯物辩证法》《小二黑结婚》等以及多种学生课本。1943年10月在根据地内的华北书店 合并到总店，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从1940年到1944年，晋东南根据地的新华书店共出版发行各类读物数万册。

　　庆祝长治解放的1945年10月8日这一天，也是长治城内“新华书店”挂牌的同一天。这是中央北方局的精心计划和特意安排，经营的总方针是：“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两个杆子，哪个杆子也不能丢。”

　　在老城长治南街路东有一处占地面积350平方米的两层灰色楼房，上下共14间，一层数十个书架上陈设各类图书10万册。书店大门顶端红色的“新华书店”四个浮雕大字异常醒目，南来北往的人们远远即可望到。此处就是长治城解放后我党“打进”城里的第一座“新华书店”。

　　从地委招待所到南街书店，大约10多分钟的时间，田家英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进入书店的大门，田家英直接来到柜台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发行专柜，问售货的书店社员，从去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发行以来的社会反响和每天的图书销售数量。售书社员说：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从去年国庆节开始发售的，地区的领导还在英雄台广场举行了《毛泽东选集》发行大会，在英雄街举行游行大宣传，声势浩大，全市的人民公社都在庆祝。”

　　“我们柜台里的《毛泽东选集》是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集体购买的多，一订就是数百套，一天最少能售出去二三百本的样子。”

　　“这样的情况很不错嘛。”说话间，田家英拿起一本《毛泽东选集》，翻阅到《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对身边的刘开基副省长、赵军书记他们说：“你们 看，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就讲到了，你们所处的太行山上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党是个‘有鱼有肉’的好地方，蒋介石要和我们争，阎锡山也要与我们争，结果一 场上党战役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上党战役中的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三陈’将军打出了我党战略战术上成功的气势，从此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奠定了我 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有利地位。当时，如此的有利形势下，主席在重庆谈判的话语权分量由此可以显见啊。”

　　“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学出情感，学出精神，我认为田主任说的这篇主席的文章就是情感，就是精神。我们常常说上党的事情，作为上党人如果都不能 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其中的缘由，哪能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回去后，就应该让大家好好学习，领会主席著作的精神。”刘开基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讲。

　　田家英对《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发行是有很深情感的。1950年起，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的全过 程，选集中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先后有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的一些同志参加。他还负责出版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和组织外文翻译工 作，每一卷出版后，他都写评价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1953年底，田家英就《毛泽东选集》三卷本的出版发行，特意撰写了《毛泽东同志论抗日时期的 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到全国。这其中收集、审改、编辑工作的艰辛和呕心沥血的反复校验是其他没有编辑过书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1960年10月国庆期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全国的发行，使田家英更是有一种别样的高兴和欣慰之感。

　　此时，就在大家全神贯注地谈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情况时，中央工作组的王原同志在书店南区的“根据地书籍专柜”里，发现了田家英早年在延 安时期编写的《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书。这部书是由晋东南根据地的“太行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白色的麻纸封面设计简洁明快，鲜红的中国地图和书名给读者 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当王原将这部《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书拿到大家的面前时，田家英非常激动。

　　“不容易啊，是在这里找到的吗？太不容易了！收藏的乐趣就是这样，让你在未知中一直苦苦寻觅奇迹的发现。战争年代出版的图书，我的藏书里都没有 这本书，今天在老区长治的书店把它找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战火硝烟中，她在太行新华书店出版，20多年后我又在太行老区与她见 面，可谓‘生离死别’，读者没有将她遗弃，亲切啊！今天的这些事是偶然，是必然，还是缘分？说不清楚啊。”

　　“重大收获，给你钱，快快买下，快快买下。”田家英激动地一边从上衣口袋掏钱，一边对王原说道。

　　“九角钱，我早给售书员了。我本想你自己出版的书你自己一定有，就打算买下这里仅有的一本，我好收藏学习，不承想你也没有，那现在的她，只有是您的了。”

　　“哈哈哈……”在书店里的同志们此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日在长治书店“淘”书，田家英他们还买到了延安时期与他处过事的《解放日报》总编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的《文物二三事》等好多本他喜爱的书籍……

　　离开书店时，王原帮田家英拿着书，在回晋东南地委招待所的路上，大家见田家英步伐轻松，脸上挂着收获后的笑容和满足。

　　方言翻译小插曲

　　几天的潞城魏家庄调研，除了中央工作组和地委赵军书记等六七位工作人员常常陪伴在田家英身边，这日，有一位地区畜牧局的王荣先也来到了调研的人民公社工作现场。

　　王荣先女士的到来，是因为田家英在潞城人民公社的农村调研中遇到了地方方言听不懂、听不明白的问题，影响了调研工作质量。王荣先的工作任务是要做田主任方言土语的“翻译”。

　　78岁的王荣先老人回忆说：那是1961年秋，晋东南地委组织了工作队，分布到各公社搞农村调查。地委书记赵军是总队长，常驻潞城县指导工作。后来，田家英同志奉主席指示来到晋东南地区做人民公社调查工作，了解有关人民公社的问题。

　　田家英来到潞城县，他需要接触人民公社大队里的老百姓，即当时所说的基本群众，可是，在真正与大队里的老社员交流时，往往听不懂潞城的方言和俚语，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听不懂他的四川普通话里夹杂着的四川方言，局面尴尬。

　　一天下午，魏家庄的魏王歧主任在讲到战争年代根据地八路军的一个故事时，用潞城方言土话说：“八路军，一个人赶着一头驴。”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 听着他的发声，却音译成了“八路军，一个营跟着一个旅”，老主任讲的故事内容和意思全变了，语言沟通过程，双方对话出现许多“偏差”。

　　在场的地委赵军书记见此状况，当晚回到地委，就安排让陪同田家英中央工作组一同下乡的晋东南专署农林局长王培发为田家英找一个“方言翻译”，关键时刻避免产生误会，以便和老百姓更好地交流和沟通。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文化水平高，身份特殊。地区领导为他选拔翻译时非常慎重，不仅要考虑有文化，懂潞城方言、会讲普通话、会四川话，更主要的是政治觉悟要高。

　　笔者采访的王荣先老人，当时在晋东南专署畜牧局工作，祖籍是北京，会讲普通话，多年的地方农业畜牧工作经验使她又懂潞城方言土话。经赵军书记批准同意，她正式随田家英下乡，做了他的方言翻译。

　　地委领导给规定的纪律是：主任说啥，你说啥；他问啥，你答啥；不要乱问，不要乱说；翻译方言时要明了，表达流畅准确。就这样，王荣先就随田家英 他们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潞城县漫流河的魏家庄人民公社，给田家英当起“翻译”来。她把社员的潞城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告诉田家英，再把田家英的四川普通话翻译成 潞城方言告诉对话的社员。                   

　　在潞城人民公社调研期间的田家英常穿着一身灰色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说话很和气。他很有修养，他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出关心农民、同情农民、爱护农民的高贵品格。

　　在魏家庄公社，田家英、王原、裴润、王培发、王荣先等人，每天都在一起访贫问苦、深入群众，倾听老百姓的声音，特别是贫下中农对人民公社有何看 法、有什么要求。那时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造成的三年灾荒的第二年，部分社员生活已苦不堪言。不少人因饥、寒、贫、病身患浮肿，卧床不起，有 的家庭因缺粮而断炊，农村形势不容乐观。

　　一日，田家英他们一起来到社员农户家里吃派饭，这顿派饭只能喝一碗由高粱壳、粗谷糠、玉米芯混合磨成的淀粉稀糊糊，没油少盐，很难下咽，就这种 饭也喝不饱，尿两泡尿，就又饥肠辘辘了。困难时期，这样的派饭，也盼着能喝饱肚，以至每餐都把沾在碗上的糊糊舔净吃光。按国家规定，每人每天给派饭户掏8 两粮票、2角钱，3人加起来应该是2.4斤粮票、6角钱。但田家英不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出钱，由他一人给，每户都是给3斤粮票、3元钱。由于很同情社员， 他说：“社员太贫困了，能多给就尽量多给点吧。”当工作人员坚持还给他粮票和饭钱时，他却说：“基层干部太辛苦了，就那么点工资和粮票。你们不用还给我， 我总比你们工资要多些。”

　　王荣先回忆说：“当时，魏家庄人民公社搞得太大，这里的农民真是苦极了。在那里我所见到的是人人贫穷，家家喝稀糊糊。农民几乎都是黄干饥瘦，有 些人走路东倒西歪的。有些队里的牲口都饿得难以四蹄站立，倒在地上起不来，饲养员只好想办法用一条麻袋，放在牲口肚下，四角拴上绳子，把牲口吊在木梁上， 以延续其生命。

　　还有一次，田家英他们的工作组被派到一个瞎眼老太太家吃派饭，其实老太太是老花眼，不是全瞎。她熬的糊糊怪味难闻，喝到嘴里很难下咽。这个家庭非常可怜，除老太太外，还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孙女，女孩藏到房屋的犄角旮旯里，不敢见人。

　　田家英感到奇怪，就与老太太攀谈起来。经过王荣先的翻译，方知这个家庭很困难，除破落的住房和供应的粗糠糊糊面，炕上一卷破被褥，炉台上两个小 锅、两三个饭碗外，其他全无。老太太用悲伤和很不满的语气说，她的儿子、儿媳不久前因饥饿贫病倒地而死，留下这么个小孙女，饿得皮包骨头，还得我瞎老婆养 活她……她才念了二年级，就因没钱交学费上不了学，辍学后她感到害羞，没脸见人，就整天钻在家里不敢出门……

　　田家英当时听得流下眼泪，他问老太太：“念一年书得出多少学费？”老太太说：“得三四块钱呢！”

　　田家英站起来对老太太说：“大娘，你还是让孩子上学吧，她年纪还小，不能再当睁眼瞎了。她的学费由我出。”说着从身上掏出20元给了老太太： “这是20块钱，是你孙女的4年学费，让她读完六年级以后升了中学我再给她交学费。”老太太瞪着看不清的老花眼，大半天才伸出双手颤抖抖地接住20元钱。 坐在炕角上一言不发的小孙女，这时扭过她那瘦小的脸蛋，两眼流出泪水，脸上显出一丝希望的笑容。

　　在工作组快离开魏家庄公社时，田家英他们在池后村妇联主任家吃了一顿派饭——“三合面汤”。三合面汤就是玉米面、豆面与很少的一点点白面糅合在 一起做成的面条汤，当时的口感真比山珍海味还要香。她有意为工作组改善生活，饭里放了调料、加了葱花，虽说没有油，但就这，工作组每人都喝了两大碗。这是 田家英、王荣先他们在魏家庄公社惟一一顿喝饱肚子的“三合面汤”。

　　大约四五天时间，田家英基本上掌握了魏家庄公社的情况。他建议赵军书记给魏家庄公社免去征购粮8万斤，同时，将这个管理跟不上的大公社化整为零、一分为三，便于工作，便于领导社员发展生产渡过灾荒。

　　　　(摘自《毛泽东秘书在长治》，田秋平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