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美术带出三性：地域性、民族性、国际性

啊！土地（油画） 94×180厘米 1981年 姚钟华

太阳雨（版画） 92.5×160厘米 1988年 董克俊

　　“云南一隅之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游离在中原的主流文化之外。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云南发生的事件对中原政权和文化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汤海涛把云南美术现象比作“蝴蝶效应”，虽然平时并不居于主流，但在关键节点常会发生重要作用。

　　4月25日，“七彩云南——中国美术作品展”与“多彩贵州——中国美术作品展”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汇聚400余幅精品，在10天的展期里，带给美术界和观众独特的审美愉悦和思考。

　　少数民族美术再次集中亮相

　　2009年以来，中国美协策划并举办了西藏、新疆、内蒙古主题展览，“七彩云南”与“多彩贵州”展览成为这一系列展览中少数民族美术又一次绚丽多彩的聚会。

　　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说：“中国少数民族多，历史文化艺术多姿多彩，无论汉族美术家还是少数民族美术家，只要是从事这方面创作的，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创作出了在当代美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在服务国家大局上、在民族团结这些大事上，中国美术家发出了正能量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少数民族系列展览的原因。”

　　近400件作品，11位美术家和1个创作群体的个案研究，参与美术家近300名，展览作品类型涵盖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和水彩画等画种。据介绍，为筹备两大展览，中国美协组织百余位全国各民族优秀美术家分4批沿云南和贵州两条线路采风写生。美术家们深入云贵地区各民族村寨，体验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民族风情，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美协联系了国内重要美术馆和美术家个人，遴选征集了一大批历史上描绘云贵地区风土人情的经典名作。

　　群体展示与个案研究并重

　　面对色彩斑斓的云南和贵州，面对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美术家如何表现这片多彩的土地，考验着每一位创作者的艺术水准。

　　展览中不仅有关山月的《苗胞墟集图》、徐悲鸿的《鸡足山庙宇庭院》等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云贵少数民族美术题材的经典名作一一亮相，韩洪伟、杨潇湘等青年美术家的作品也呈现着新时期的民族风情。

　　云南画院原院长姚钟华的创作被列为个案研究展示。谈及自己创作于1981年的《啊！土地》时，他向记者回忆了当年的经历：“1963年，在云南的石林圭山地区体验生活，因为山非常贫瘠，石头很多，摁犁得有一定的力量和技巧，否则犁会跳起来。就是因为我参加过这种劳动，所以感受很深。”除了这幅较早的代表作外，他还画过石林，他认为画石林最重要的是画性格，而不单是风景，“石林的性格就是刚强，石笋就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石头是有性格，也是有生命的。”

　　作品数量多、种类全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油画和国画数量明显多于版画、雕塑，而在表现形式上，则从多方位、多角度反映了云贵地区的人文景观和各族人民生活。譬如袁晓岑的雕塑《母女学文化》、梁永泰的版画《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刘孔喜的油画《怒江大峡谷里的独龙族文面老人》、胡伟的综合材料《玉龙云起》等。

　　没地域色彩的艺术没根

　　展览现场参观人数众多，问及来看展的缘由，很多人表示是奔着少数民族美术题材来的。针对少数民族美术、边疆美术等命名，画展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杭间说：“我不太愿意用‘边疆’来概括，因为这个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是个政治概念，而从艺术角度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成为中心的，可能用‘地域性’要比‘民族性’更确切。”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则强调在地域性的基础上，还应该有国际视野。“艺术中不能没有地域性，没有地域色彩的艺术是没有根的艺术，但是如果没有国际视野，是走不出去的。中国水墨画在更大范围上来看，也是地域性的创作和研究，但走到世界上就必须要有国际视野。”

　　和理论家侧重学术路径和专业探讨不同，画家对此也有自己的观察和体认。姚钟华认为二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艺术家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感觉，这是核心，如果丢掉这个核心，两头都是假的”。“应该重视个体，每个个体在其所生活的地区，有喜怒哀乐和磨难挫折，也有感情世界和心理体验，艺术家应呈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观念和思维活动。”同样被列为个案研究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浦国昌呼应了这种观点。

　　如何在体现地域特征的同时保持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介入，又不放弃个人艺术追求和心性表现，这给美术家出了难题。以描绘新疆风貌闻名的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秉江说：“绘画表现的东西，譬如一些尚存生活遗迹的房子和原生态景观，应该用艺术的形式保留下来，从这些作品中，后辈会了解到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

　　具有地域风貌和边疆景观的元素正在消失，美术家所面对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面相已经早非几十年前的样子。对此，美术家们大多表示失望，甚至很难获得感动。面对此种状况，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世平认为应有理性观照：“这是一个不同民族的生存、思维、行为方式在当代生活形态下怎么呈现的问题，因为当下生活改变了我们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以及生活空间，但民族文化积淀仍然在这个民族每个个体身上。”

　　美术新人少  题材应扩宽

　　此次展览也凸现出一些问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认为，“到了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客观上给美术家带来了极其新鲜的视觉印象，但大部分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个旁观者，很少有到边疆生活后挖掘得非常深入的一些东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说：“展览的形式风格相对单一，人物基本就是写实，超现实的、幻想的东西，尤其是蕴藏在民间文化当中绮丽、浪漫、幻想的作品，在此次展出作品当中很少。”

　　对有些作品流露出的一种猎奇心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敢认为这种心态与题材范围有一定关系：“确实有一些作品带有猎奇性的特点，我觉得这对少数民族、对文化本身，并不一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因为题材范围相对狭窄，所以在触及社会问题的时候，有的作品显得比较单薄，缺少一种厚度感。”

　　对此，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研究员田世信也表达了创作感受：“为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刻画了一些自己认为没有经过美化的、在各种生活形态下的形象。我觉得服装其实并不重要，我所感动的主要还是他们的精神，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让我感觉到中国人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这种精神在比较发达地区很少看到。”

　　相对于创作本身，美术理论家梁江则有感于年轻美术家的匮乏：“现在让人记得住的云南、贵州的美术家，更多的是年龄较大的前辈美术家。希望有更多新的、年轻的美术家，能走到传统美术的前沿，甚至走到当代美术的中心来，这样的新人现在还是太少了。”贵州美协副主席董克俊说：“现在年轻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重视传统，注重民族文化，也注重在中西文化的对抗中交流，他们则认为不管传统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中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如何发展，而在此种条件下又该怎么做。”

　　环顾参展作品，有些作品就像蝴蝶标本一样，具有研究和观赏价值，而对于还在生长或已初试羽翼的蝴蝶，究竟能引发怎样的效应，展现何种景观，值得美术界期待和关注。记者  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