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拍《墙头马上》

　　图为影片《墙头马上》的剧照。其剧情为工部尚书裴行俭遣子少俊赴洛阳买花栽子，少俊策马过一花园时巧遇洛阳总管李世杰之女倩君与丫环梅香在墙头闲眺。少俊倩君四目相对，竟生下眷恋之情。入夜后两人花园相会，倩君自主婚姻，随少俊归了裴家，却惧公公不允婚事，藏于裴家花园七年，并生下一子一女，唤名端端、重阳。裴行俭某日游花园，撞见了正与老仆裴福嬉戏的端端和重阳，情事遂败露。行俭狠心逼少俊休妻，入京赶考，倩君被逐至尼庵寄居。后少俊高中状元，与座师李世杰翁婿相认。行俭在了解了倩君身份后，与子、孙同赴尼庵赔礼，迎回了儿媳。

　　□唐吉慧

　　前些日子做书商生意的老韩、老杜为我找来数十封俞振飞上世纪六十年代致某位学生的书信，跨度从1959年到1965年。经了半个世纪的流离，信纸早已脆了黄了，像枯寂的树叶子。我依然收下，带回家在灯下编目整理，带着虔敬的心情追寻昆曲泰斗在那个贫瘠、朴实的年代，对学生浓浓的关爱和深深的恳挚。意外地，1963年那部分信件中竟然多处提及《墙头马上》拍摄彩色影片之事，所谓处处细节，处处文章，原来一部影片的完成不容易。

　　算来昆剧《墙头马上》和周恩来总理是有关系的。1958年俞振飞访欧归来，周总理问他：“明年建国十周年，你们准备拿什么剧目向国庆献礼？……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题材：元杂剧中有一出《墙头马上》，主题是反封建，有教育意义，你们可以改编一下。”于是那年秋天，上海戏曲学校根据元杂剧名家白朴的《墙头马上》进行改编了，执笔是上海京剧院的苏雪安，俞振飞演裴少俊，言慧珠演李倩君，1959年3月20日正式公演，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影片。

　　俞振飞对将《墙头马上》拍成电影，开始是有顾虑的。1963年6月6日，他在给学生的信里表露了担忧：“‘墙剧’拍电影当然是好事，不过几时能拍，怎样拍法，恐怕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才能实现。(一)电影限定一点四十分要结束。(二)乳娘、李世杰，两个小孩等等的人选问题，也要经过一番研究。(三)他们要求到长春去拍。牵涉到老师、学生、京昆剧团演员、音乐组等等问题。”

　　第二天，俞振飞与言慧珠在静安寺后面的军人俱乐部演出《墙头马上》，长春电影制片厂派人来进行了观摩。那晚演员们极为认真，因为到的大部分是内行，但剧场通风设备差，场内异常闷热，累得俞老和言慧珠汗流满面。花园一场结束，出汗过多的俞振飞开始发喘，到挨打一场差些晕倒在台上，俞老自嘲：如果不休息再演一场，肯定会来一个“奔登呛”。

　　1963年6月10日，信中描述这次演出结束：“长春电影厂的同志们，据说看完戏太兴奋了，大家回旅馆一直聊到了半夜。今日下午准备开一次座谈会，编、导、演，都讲一讲过去的经过，可能还要讨论一下这个戏的‘保留’‘删去’‘增加’三个问题。更主要听听大家对‘马’的问题如何看法。的确，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因为剧名叫墙头马上，没有马是不行的。如果用真马，那就任何动作不好做了。如果用马鞭，四周都是实景，又有矛盾，姑且听听几位专家的高见吧。”

　　《墙头马上》的电影本子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杨村彬编写的，拍摄时的导演是长影的蔡振亚。杨村彬的电影本子较舞台本有更大改动，还增加了几段唱词，俞老头痛又要动脑筋谱曲了。关于马，电影里后来用了真马，柳树下一个短短的镜头，马儿一抬足，俞振飞便拿着折扇飘然出场。

　　1963年7月，俞振飞一行由上海取道天津来到长春，他在8月2日的信中说：“到了长春气候的确很舒服，有些像庐山的意思。晚上尤其凉快，往往需要盖棉被。但是也很容易伤风感冒，原因就是天气冷暖的变化，一天要有好几次，所以出门须随带上装，否则天气一变就能受寒。”

　　到长春后，俞振飞先看了两部长影的作品，越剧《柳毅传书》与蒲州梆子《窦娥冤》，结果反而顾虑重重，对《墙》剧拍成电影后是“好”是“歹”缺乏信心。“戏曲拍电影，会在‘虚’与‘实’的两个字上要掌握的恰当，现在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不禁为之惴惴不安。”

　　中国的传统艺术追求“韵味”，古人论述为虚实相生、情景相融，无画处皆成妙境。戏曲的“虚”与“实”，正是云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谙此境者，为艺终隔雾看花，“韵味”之深浅厚薄立现，所以俞振飞的“惴惴不安”是有道理的。好在俞老很幸运，1963年8月29日，他高兴地告诉学生，电影有了一个更接近舞台的剧本，信中详谈了部分剧情编改的过程，见解颇给人启发：

　　“本来长影的工作同志，准备要电影化多一点，也就是更接近故事片形式，我们不同意这样办。经过争论不少，现在基本上争来了许多舞台原有的东西，总之虽然都是搞艺术的，但是艺术观点不一样，那就很难在一起合作。为了这些问题，的确心里别扭的时候比较多。比如写休书的问题，电影本是裴行俭念到‘永断瓜葛’后，少俊正要落笔，倩君一怒回房取随身行李去了，少俊掷笔欲追，行俭拦住。后来行俭看到少俊实在不肯写，就命他即刻赴京赶考，不许停留。最后少俊看到无法挽留，于是说了一声‘罢’，毅然离家而去。行俭看到四下无人，冒写休书，刚写完，倩君携了两孩，梅香带了行李打算走，行俭将假休书给她，后面就接上抢两个小孩等等。

　　“我们觉得裴少俊写休书是被动，因此决定写的时候唱‘没奈何假意允从，忍泪修书，暂做一个薄幸郎’。这三句唱词很说明问题，损害不了他的人物个性。但是导演无论如何不同意。最后长影的厂长和党委书记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搞得空气很紧张，当然，‘把片子拍得比舞台更好’，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导演和演员在以后工作中是一刻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了矛盾，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克服困难’前提下，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但是，答应虽然答应了，‘如何把片子拍得更好’的原则还须要遵守，在写休书这场里的问题还不太大，问题在最后一场团圆。在电影剧本上写得稀松平常。当倩君唱到‘感谢你写休书多承教’之后，少俊说：我何曾写过休书。裴福从怀里摸出休书(这也是荒唐的。老院公是最同情他们一对夫妇的，反而在团圆的时候拿出这样一件触心的东西，不知要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少俊接过休书一看，就对倩君说：你看啊，这是我爹爹的笔迹，不是我写的。我认为少俊看到是父亲的笔迹，不定要大大的惊讶，决不能这样轻描淡写。倩君的思想转变，也要一步一步地转过来，因为舞台上是看见行俭逼着少俊写的，所以团圆时抱怨几句也就行了，现在，在倩君记忆中，分明是看见少俊写了，而且也不像舞台上这样最后有——今日之事，你心中自然明白，后会有期，你要保重了。这寥寥数语，对倩君来说是有温暖的。因此要按他们的设想，倩君在最后一场的感情，对少俊是更恨，因为更恨，要把它一下子转到‘破涕为笑’就更麻烦一些。现在经过你师母好几天的思考，改得比较合理，同时也增加了戏剧性。”

　　关于“墙剧”具体拍摄的时间信中没有写明，而拍摄时的情况，据曾任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的郑利寅回忆，他们(指俞振飞、言慧珠)每天须提前2个小时到摄制棚化妆，从下午2时开始做头饰到深夜，每天拍摄10个小时。而且顶着高温灯光聚焦，有时一个镜头要拍好几次，一次不行，重拍，直到导演满意为止。“当时俞老已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了，但他总是不怕苦，不怕累地坚持到底。”他说。俞老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到了言慧珠：“你师母从本月初以来，左臂酸麻，左手指感觉麻木，但是还是坚持工作。昨日开始拍花园(现在庭院飞花絮一段唱，改为与梅香游园时唱)，下来就是‘园会’。”可见老辈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认真。

　　俞老在长春除了紧张的电影拍摄工作，还须兼顾不少演出。1963年8月16日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抱怨：“东北的剧场，形式是现代化，剧院都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电扇，但是天气热一点，看戏的和演戏的一样受罪，简直闷得要晕过去。按现代化的建筑，应当有冷气设备(因为它没有窗户)，昨晚我们在台上，演到下半出，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因为台下观众的热气，完全涌到台上，再加上强烈的灯光，演完戏，大家感到筋疲力尽，我和你师母更感到有些支持不住。有一天看长春戏曲学校的杨门女将，在工人文化宫(这个剧场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是现代化建筑)，我看到一半就感觉透不过气来，跑到休息室抽了两支香烟，才算勉强把戏看完。”而长春的伙食和入冬后的天气同样未能使他满意……

　　历经重重辛苦，电影终于在1963年12月下旬拍完，俞振飞到底是满意了。他说从他第一次登台起，舞台生活将近五十年了，但经过《墙头马上》的拍摄，不仅提高了表演，而且提高了用嗓和唱法。他还夸影片的色彩好：“我们这次最占便宜的第一是底片好，第二是机器好(是美国最新式的，我们全国只有两只，长影一只，上影一只)，第三是摄影师好(这次的总摄影师王春泉同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据说他和上海的黄绍芬同志是我们全国最好的两位摄影专家)……还有好些更好的镜头，等我到北京再送给你。”他对学生说。

　　那天下雨，我窝在家里无心写字无心读书，从抽屉翻出这部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昆剧《墙头马上》，一气看到结尾。拍摄电影那年，俞老62岁，言慧珠45岁，两人加起来107岁了，可影片中活脱脱一位青春少年郎，一位红粉美娇娃，演来拿捏自然，一点不做作。李倩君开场在闺房内细细端详一柄宫扇，扇上是新绘的卓文君隔墙听司马相如弹《凤求凰》，美娇娃轻抚发髻，羞答答一句“丹青点染凤求凰”，甜得差点酥掉我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