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可以找到迷宫的出口

——河北作家老九小说集《连环劫》的叙事策略

　　20世纪语言哲学转向是迄今为止对文学写作最具持久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小说叙事的方向和策略，为新时期小说写作成功地确立了新的方法论。因为，按照传统文艺学的要求，文学只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存在。然而，在语言哲学转向中语言的“表征”意义受到质疑，文学这面镜子忠实地反映存在的可能性出现了问题，因为它本身完全可能是另一面镜子；既然文学难以反映存在，既然在人与世界之间隔着一个由语言组成的符号世界，那么文学创作的直接对象就应当首先是语言符号本身。语言的普通功能在此逆转，它不再只是创作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这样的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虽然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设置了障碍，但却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径，拓宽了空间，使小说写作在其抵达“目的”过程中为自己预留下更多需要穿越的迷宫和陌生地带。于是，在20世纪下半叶现代主义文学式微大背景下，以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品钦等人为代表的“迷宫叙事”应运而生，语言叙述充满分岔与歧路，存在与时间展现出更多不可预测的多维性，叙事方式当中的线性、逻辑性和因果性备受责难……如今，它们持续的影响力为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小说写作实践注入新异的鲜活力、感受力和阅读力；在读到河北作家老九的最新小说集《连环劫》(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时，我感到他与他们在叙事策略上应该是一拨的。

　　《连环劫》是老九“复兴煤矿”系列小说当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所谓“一个重镇”，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情结一样。故事讲的是复兴煤矿的一起死亡事故——老九在小说开头免去常规叙事中的渲染铺排和繁文缛节，直言不讳地写道——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在2012年1月22日下午三时许，就是2012年春节的前一天，复兴煤矿的井下。死者一个是地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张弓子，一个是复兴煤矿井下开拓区矿工罐橛。用非常平实的口语化，甚至俚语化的语言开始讲述，说的却是一件异常严峻的事件：一个市委书记在煤矿井下的突然死亡——这在全中国可能都是首例。在此，近乎压抑的冷静的语气与死亡事态里难以排遣的紧张气氛被不动声色地匀摊进叙述里，一种沉重的动感波被“轻轻”地放置进故事或小说的核心地带。这样的开始，让我不由想到爱伦坡的《莫尔格街凶杀案》、想到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和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仿佛“悬念故事”里一声沉闷的惊叫，虽然略显迟滞，黯哑，但却极具张力，仅仅“一声”就使一个与之对应的“回音室”暗暗形成，而且无论这个“回音室”封闭开放与否都必然容纳在“一声”散开之际与之相呼应的阵阵回响……随之，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一系列人物快速登场，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和理由把这个故事叙述得支离破碎，又以各自理直气壮的态度把这个故事围堵得水泄不通。

　　一个迷宫形成了。但是，这是语言的迷宫，还是迷宫的叙事呢？

　　我们且不去管它。既然语言可以是叙事的目的，是小说的本体，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必然会拥有推动小说结构及故事情节依次展开的内动力。虽然它们的用力方向和方法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冲突的，互否的，但语言自身的本质属性却充满了亲缘感，它们在一段段各执一词，剑拔弩张的章节当中却总能够娴熟地把矛盾冲突的双方粘结起来。在阅读时，你会发现每一段落和章节都设有出口，都振振有词，稳操胜券，但当它们即将接近结局的时候，却总会横生枝节，闪出新的拐点和岔口，在胜利在望之际急转直下，一次次没入静水流深的涡流和迷宫当中。小说里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有充分陈述自己观点、立场乃至成见的“阔绰”，这些人物的命运被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只有在这样的纠缠状态里这个故事才显得矛盾百出，而把其中任何的一根单独地抽出来却都是“有理”的和可以成立的。因此，叙述和语言的进度和方向背离了线性、因果和逻辑的规则，它们之间互相坼裂，掣肘，反驳，让情节的展开更深地切入到生存、社会和人性的幽暗区域。这使得叙述的进度不得不缓慢下来，有时叙述时间与现实时间等同，有时大大超过和漫漶了现实时间，让叙述的真实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不真”。其实，它是在用叙述时间去代替和挑战现实时间，不知不觉中把现实的尺度与虚构的文本重合起来。而且，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故意取消连接不同语境的转化性话语，让人不知不觉间走上一条“反真实”又“非虚无”的歧路。博尔赫斯的《往后靠的巫师》，卡尔维诺的《蜂巢小径》，用的就是这样的跨越迷宫叙事，打乱虚实界限的文学范式。

　　从这些经典迷宫叙事的整体效应上看，它们提供的大都是一种有着浓厚的后现代、超现实色彩的文学样本。虽然它们的重要作家大都持不赞成的态度，卡尔维诺在接受中国作家吕同六专访时就断然不接受“后现代”这一标签，但他愿意把迷宫叙事与某种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企及的“神秘性”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从现代主义的范式里脱胎出来的开放性结构，同时也是一个被某种不确定因素筑牢的矛盾破裂的整体，在其叙事过程中不断地以循环陷阱的方式堵住“确切的出口”，又着意为我们习惯的阅读经验注入某种循环之外的辽阔和奥秘。比如博尔赫斯对“时间迷宫”的讲述——“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就是说这个迷宫不是一座死城，它有希望，也有生路或出口，但是它们是“无数”的。我觉得，正是“无数”这个具有最大歧意性的语汇在此混淆了现代与后现代的界线，它们对人类的智识提出了考验，这个考验在文学领域或许只有摆脱了机械认识论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合格作家才能担当。如果从这个层面上对照检验中国作家们的工作，我们也许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其作品当中寻找答案，在“无数”当中去破解它们可能隐藏，也可能引申出来的真实与不真。这使我觉得有必要，甚至必须以一种“冒险指认”的方式到《连环劫》里去对其写作意义——如果“意义”已经被消解，无法证实与证伪，那么就对其意义的倾向性——进行一番特别的考察。

　　《连环劫》以主人公罐橛——老叫驴——张弓子——老九——白大勤为主线，以张弓子的“井下意外死亡”为轴心，讲的是一个“刑事故事”在多个不同结局之间的穿插迂回和交错“叙事”。叙事策略是将缠绕死亡轴心的繁复的情节像剥粽子一样层层撕开，把原本脆弱的人性撕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使其既不像是一个旨在“反人性”的惊险传奇，也不像是一部捍卫“人性”的道德辩护书。在这个故事里充斥着情谊与背叛，率性与阴谋，懦弱与野蛮……一群“有缺点”的人遇到一起，在一个优点与缺点被互相遮蔽与置换的当代社会的“特色”语境里，作家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带入一个比“叙事的迷宫”更为坚实、辽阔和费解的“现实的迷宫”当中。似乎每一个人都紧邻着“有问题”、“出差错”、“犯错误”这样的危险地带，人生成功与失败的道路选择与德行预设完全不是取决于道德取向的是与非、对与错，悲剧性命运总在距离每个人不远的地方蛰伏。以故事中两个意外死者为例，“道德正确”的选择者罐橛的一生无疑是“失败”的；“道德错误”的选择者张弓子获得了“成功”，但旋即也成为一个“失败”的人，甚至输得一无所有。在这座“现实的迷宫”里，人们更是看不清、找不准生路与出口，一群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人就这么带着时代的烙印，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这一代人我们大都很熟悉——在“浅颜色”的50年代出生，在血与火交织的文革“火红的年代”疯长，如今正近距离地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一代人；无论时代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打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时代的烙印总是暗中跟随着……但是 “吃狼奶”积累的“营养”毕竟不可能完全窒息生命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光芒。因此，他们莽撞行事又苦苦挣扎，暗中践踏又自我救赎，肆意妄为又瞻前顾后……携带着特殊年代加于它们的更多的恩怨与恩惠；但只要在某段时间、历史、生活的节点或狭窄处相遇在一起，就必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冲突和碰撞，甚至撞出火花与血光。

　　在《连环劫》这座迷宫里，老九为我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费解的故事，我觉得这才是这部书的重心与重量所在，其中有一种生命和人性不能承受的“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它“放下”，这是一代人的责任。虽然，这样的“重量”和“责任”被作家埋藏得很深，因为他在一座“现实的迷宫”之上又尝试建造另一座“语言的迷宫”，用并行不悖的方式把生命、历史深处的某种黑暗与语言、文本当中被不断照亮的影影绰绰的“暗道”断断续续地衔接在一起。它们都是费解的，但是当不同的费解一旦在同一个算式里出现的时候却往往可能被简单地“统分”掉。我把这样的“算式”叫做“迷宫叙事”，虽然这样的叙事含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也许正是这样的危险性才能让双方得到各取所需的“成全”。因此，尽管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是以制造“迷宫”的形式展开的，其中不乏消解，解构，截断，粘帖，反讽，戏谑，黑色幽默等让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的文学手段，但是我还是认为它是——起码首先是——一部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对中国作家而言，在“现代化”或曰“现代性”这个艰难的门槛没有真正逾越之前，一切“后现代照水的繁华”都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历史常识和当代语境中“中国特色”的规定性和权威性，致使忽略和遮蔽“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诉求的“先锋文学”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具有“现代主义”质地的中国作家借助“后现代”的方法，并以它们施与的“援手”使自己写出的小说更加“好看”，并把有局限的看点与它下面不可预测的巨大冰山连接起来。比如作家老九，他是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语境里长大，成熟，并确立个人价值观的，同时又像他的同代人一样，在狂飙突进和知识饕餮的80年代完成自己的写作准备和知识“恶补”，因此对“后现代”文学的缘起、流变和手段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认为，老九正是秉承这样的手段和方法才使《连环劫》这座当代中国式的“迷宫”同时具备了现实主义式的真实背景和后现代式的虚幻背景，并把它们叙述得环环相扣，险象环生。当然，在当下中国文学展台上与之有关的所谓写作主体的“两面性”与文学作品的“两面性”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需要更加专业化的甄别与评判，在此不赘。

　　如果仔细辨析和拆解《连环劫》的叙事策略，读者还会发现在其文本叙述的过程中，作家为读者提供了至少两套话语系统，或者叫两套代码——并且不断地转换，甚至把它们拆开、打乱，又让它们重叠、整合，在互相对流当中把故事情节“川流不息”地向前推进——其中一套代码是“表象的”“显在的”，以直接的方式在“迷宫”里提供了貌似选择正确的路线；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反复的试探与求证，利用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二律背反，让读者去领会、分享这一套“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象的”“显在的”代码的“错误”，以及双方因为一再互相置换、取代而释放出来的荒谬感，并以此加深人性的危机和对生活、社会以及存在秩序的质疑。比如老叫驴、老九、白大勤以及他们父辈的一代在六七十年代荒谬的命运与感情纠结，比如由此延续下来的从复兴煤矿到复兴市诸多风云人物的升迁沉浮，揭不开的帷幕与黑幕使现实生活中的迷宫比语言文本里的迷宫让人感到更加迷茫和不可追述。《连环劫》仅仅是刚刚撩起的一角，这一角就像一个胎记和标签，打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这就是与我们真实的生活直接对接的历史，并且它们正在我们血脉里延续。多少年来，我们只能泥沙俱下地承接，并接受它们的冲积、摧毁和淹没，但是我们真的一直没有找出它的方向和出口，即便是在我们身上……

　　在消费主义语境中长大的读者或许“不相信这个故事”，不相信这个故事的形成脉络以及这些脉络一再分岔、孳生，而最后为什么会从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我们不理解的“出口”里出来。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因为真实的“出口”只有一个。但问题是，有时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出口”，可理不清它的路线；而有时我们可能清晰地看见这条“路线”，并在它上面穿插迂回，却就是找不到它的“出口”。纷繁的生活的经线和纬线不断地交叉、重合，它们让人惊叹的精确和混乱没有逻辑可言。所以，有太多的“有充分理由”的可能往往没有“出头”的机会，又有太多的“出头”的东西转瞬即逝，像大海簇拥起来的浪花以及酷似浪花的浮沤和雪堆，一次次被海浪运远和吞没。对此我极担忧——在—个事物的无尽的旅程中，那纷繁的“关系”定然会把它的初衷引入岐途，而我也正是在自己的歧途上与它们相遇的……谁还能分辨出对方最初的样本？即使可以把这一“样本”——单纯的叙事——从它的秘密组织或迷宫里截留出来，但它随身携带的“关系”让你无法认出——它们到底是生出过“他物”的主线，还是被“他物”滋生出来的分枝……更多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因为在历史和现实的迷宫里你不可能找到“出口”，在语言的迷宫里你也不可能找到，因为它们是“无数”的。但我们绝不能放弃“寻找”，因为这是一个合格作家——也是文学——的宿命和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