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遗”遇到电影，会产生什么？

——“中国电影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侧记

少数民族电影中有很多表现“非遗”内容的影片，从片名就一望可知。

　　4月18日，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中国电影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论坛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该论坛由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北京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电影工厂(北京果多影视文化中心)承办。

　　论坛不仅汇集了国际影坛大腕，还吸引了许多国内电影人、电影学者参加。大家从影视艺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如何更好地制作与“非遗”题材有关的影视作品、“非遗”题材影片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讨论，为更好地提升这类影片的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制作水准建言。

　　电影，“非遗”在当代的安身之所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唯一的储藏者吗？不是。在当今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正在变成文化遗产的储藏者，那就是影像。”论坛上，中国民族博物馆展览部主任郑茜的这番自问自答，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主席萨夏·斯雷科维奇指出，一直以来，博物馆总是呈现一些实物，而这些实物几乎代表了所有的文化形象。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民族电影异军突起。它和博物馆异曲同工，却有着进行视觉呈现和描述的先天优势，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更便于记录文化风俗。在萨夏·斯雷科维奇看来，电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传播文化的工具，它不仅能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为保护“非遗”作出贡献，还可以为科学家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不加任何剪辑的资料。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公益板块的首部裕固族电影。论坛期间，中央民族大学裕固族教授钟进文在提及这部电影时说：“这部电影的对白全部使用民族语言，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它会对母语的传承或者传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非遗”，电影的新能源

　　古琴声中，大侠或在民舍间飞檐走壁，或在竹林中上下翻飞，挥洒一腔热血，只为惩恶扬善、仗义锄奸……论坛期间，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为大家播放了一段武侠电影大师胡金铨的作品片花，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电影与京剧、书法、篆刻等“非遗”项目的巧妙结合。

　　“‘非遗’和电影交流互动，将会诞生大师。”李道新认为，“非遗”与电影相遇，会产生多种可能，比如“非遗”电影的出现。同时，电影自身经过100多年来的发展，也将成为“非遗”的一部分。电影与“非遗”相结合，前景广阔。

　　“非遗”与电影的关系，也是萨夏·斯雷科维奇感兴趣的话题。他认为，“非遗”和电影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每一个“非遗”项目，都应当有自己的影片，而这些影片，也会非常受欢迎。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谱忠看来，“非遗”电影具有更为多样的文化功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遗”电影不仅有助于提升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满足文化内需，还是国家面对全球化的压力进行的文化实践。“从母语电影到新文化电影再到商业化电影，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电影在顶层设计方面不断调试，这种调试也回应着不断变化的文化形势。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国家的形象将在国际视野当中重新被凝视。而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在世界的语境里，也必将成为纯粹的符号。”胡谱忠说。

　　电影拍“非遗”，要有“精、气、神”

　　在本届民族电影展上，蒙古族导演麦丽丝与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的合作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合拍的电影《成吉思汗宝藏》，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与此同时，成吉思汗陵的申遗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这部片子讲的是成吉思汗守陵人的故事。800年来，守陵人守护的是什么？是成吉思汗的一种精神，是一种忠诚与承诺。时至今日，这种坚守承诺的精神，依然是人类迫切需要的。”麦丽丝说。

　　“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论坛期间，美国纪录片导演阿德兰·百里克引用“好莱坞英雄人物”蜘蛛侠的话，来形容电影对于“非遗”保护传 承的责任。阿德兰·百里克执导的纪录片《成吉思汗的蓝调》曾获美国圣丹斯电影大奖、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影片《远处的召唤》曾在150多个国际电影节展映，获得过50多个奖项。

　　“我们需要展示的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同时也要体现出情感，使观众有情感上的触动。电影制作者，尤其是民族电影制作者，一定要肩负起传播文化的角色，我们应当将知识的光芒带给世界，这样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彼此，更好地沟通，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快乐。”阿德兰·百里克说。

　　电影拍“非遗”，讲技巧、有门道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拍摄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涉及“非遗”。《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以及刚完成的《五彩神箭》等，单单从这些片名，就可以嗅到“非遗”的气息。在论坛上，万玛才旦表示，电影对于“非遗”传承的积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样的电影也带来很多隐忧。比如，如果只是为了宣传某一个“非遗”项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和广告的嫌疑，而失去影片本身的质感，同时会让影片局限在某一个区域不能突破。在剧情的设计方面，如果过于强调“非遗”部分，就会使影片缺乏观赏性；如果电影故事力量过大，又会淹没了“非遗”的表现。此外，“非遗”题材电影投资规模一般不大，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制作出精良的作品，因而使影片失去市场竞争力。

　　对于万玛才旦提出的问题，国际影坛大腕纷纷支招。

　　“一部电影要想成为好作品，一要有好剧本，二要有好剪辑，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重感情因素，必须能够打动观众。”斯塔凡·劳丁说。斯塔凡·劳丁是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他从1991年开始担任此职，同时，他还是很多电影节的顾问，在国际推广战略方面指导过众多电影制片人。他还为大家推荐了几部优秀的民族电影，比如《冰原快跑人》、《开路先锋》、《哭泣的骆驼》、《成吉思汗的蓝调》等。

　　卡洛斯·索林更关注的是电影对时代责任的担当。卡洛斯·索林是具有显赫国际声誉的阿根廷导演之一。其代表作有《国王和电影》、《些许故事》、《钓鱼的日子》等。论坛上，他介绍了拉美民族电影的发展情况。他说，现在，拉美的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小众的市场。虽然一些反映贫穷、犯罪等现实问题的影片并不卖座，但这并没有成为电影人的羁绊。

　　“我们的影片更多地去反映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冲突甚至是暴力。但是这样的话题不同于商业电影对暴力的使用。商业电影当中使用暴力是为了吸引观众、刺激观众，而我们是为了反映一个民族的斗争，反映我们对于和平的渴望。让观众对我们的渴望感同身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卡洛斯·索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