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有意思的故事——戴来小说论(张俊平)

　　作为活跃于当下文坛的“70后”作家之一，戴来以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备受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超性别叙事、边缘化写作、日常生活的极致性表达等等 语汇在判断戴来的小说时具备公认的、标签性的意义。戴来小说显著的辨识度来源于戴来对自我写作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位有着高度写作自觉的作家。

　　戴来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想象”和“有意思”几乎是念兹在兹的两个词。回避纯粹的自身经验的写作，走出一己有限的视野，放纵想象力的翅膀，营造 无限大的虚构的空间，对于戴来而言，似乎既有挑战性，又有无穷的乐趣。同时，在小说的价值判断上，戴来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有意思，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是 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日常生活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把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发掘出来，写出来”。在小说中表达有意思的感觉，传达有情趣的意绪， 在戴来的小说观念里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相对于戴来深居简出的写作状态，惯于重复“庸常的不动声色的生活”，她的小说呈现出来的人物繁杂、变化多端、深度呈现以及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有意思”的现象与前者构成了一对巧妙的矛盾。我们一面迷惑于这种矛盾，一面会惊讶于戴来超凡的想象力和对世态人心洞烛幽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 生活中的安于现状与小说世界里“不安分”的“折腾”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戴来小说独特魅力的根源，并且集中体现为基于想象的建构和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基于想象的建构

　　在戴来的小说里，作家的个体生存经验和人生经历常常处在被忽视的地位。戴来津津乐道的是未被经历的或者将要发生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迷恋是戴来 创作的原初动力。所以无论是男性视角还是超性别叙事对于戴来而言，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即男性视角为戴来提供了发掘生活中更大可能性的便利条 件，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与“器”的关系。戴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可能性的想象在自己创作中的价值，“走出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经验，会看到更广 阔的空间，发现更多的写作可能性”，“异性的世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让写作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生活中的可能性，可能会发生的 事，将要发生的事，这给了我写作的冲动”。所以对于自身亲历的固定了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式，在戴来那里被果断地舍弃了。

　　那么，生活在“庸常的”、“轻车熟路”的惯性生活中的戴来是如何在想象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之间建立联系的呢？戴来自称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 的，既完全不是生活当中的，甚至也不是经验当中的 ；而我们读戴来的小说时也常常会有如是的感觉，即故事的情节经常被夸大到极致，夸大到令人怀疑的地步。比如《没法说》中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无意中撞见妻子 与邻居小刘的“暧昧”关系，此后数十年一直为头顶上想象中的“绿帽子”所困扰。在一次酒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割掉了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刘”的命根子。再比 如《搞错了》中的老马，年轻时妻子刘蓝香的一次出轨，从此将老马送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老马数十年如一日的所谓写作其实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一对不相 干的男女是怎么搞到一块儿的。这样的情节设计在常人看来未免有些“惊世骇俗”，至少是不可思议。而这正是戴来想要表现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 “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

　　其实，“老马”也好，“父亲”也好，他们“疯狂”的举动背后是他们脆弱的精神支柱所承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贞洁观念的重压。戴来只不过是把对这种 精神压力的敏锐感觉置于尖锐的现实情境之中，让它产生震慑人心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戴来的小说里，除了虚构的人物和夸张的情节，只有对世态人心的敏 锐感觉才是真实的。而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正是连接戴来的想象和生活的可能性之间的桥梁。鉴于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反而无法进入戴来的小说，我们不 妨把戴来的小说创作称为“无原型”写作。对于戴来而言，写作不亚于一个创造的过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内在的生命，写作者不过是循着人物内心的走 向，使其呈现出生命可能的轨迹。故事的结局具有多种的可能性，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合理的。这种写作的模式一方面显示了戴来在塑造人物、把握对象上的无比自 信，也让读者见证了她洞烛人心幽暗的非凡能力。

　　相对于以生存经验的积累作为小说创作的源泉，同时相对于女性作家以“私人写作”或者“身体写作”独擅胜场，戴来的小说显然更关注生活在社会边缘 的平凡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戴来的眼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活中的来来往往难免遮蔽人们的本来面貌，惟有内心世界的丘壑最能反映人的本质，透视人性的弱 点。而在把握人的内心世界方面的敏锐感觉和独到眼光，提供了戴来“凭空想象”的资本。

　　在刻画人物内心方面，小说《茄子》是难得的佳作。彩扩店老板老孙是婚姻生活中的失败者，妻子抛夫弃子跟了别人，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孙以偷偷洗印 的一大包中年妇女的照片慰藉乏味孤寂的生活。儿子小龙怯懦的性格中隐藏着不安分的因子，对唾手可得的爱情熟视无睹，却沉迷于对不可能实现的爱情的幻想。父 子二人同时对“小三”身份的年轻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父亲试图通过对他人婚外恋情的破坏达到惩罚婚姻生活中非道德者的目的；儿 子怀着拯救“迷途少女”的心态实现爱情缺失者对于爱情消费者的报复，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父子二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几乎是在一系列无意识的行动当中一步一 步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两人在等待女孩来店里取照片时的那段对话更是精彩绝伦。在这篇小说中，不仅鳏夫孤寂难耐的心理和青年争强好胜的不安分心态得到了极好 的呈现；作为生活中共同的失败者、落魄者，父子二人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中优胜者的敌视心态也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读者。尽管小说的人物、情节完全出于虚 构，这篇小说所传达的真实的心理感受和人性的真相让我们丝毫不会怀疑它的价值。

　　所以，对于人物内心世界和心理走向的准确把握是戴来小说想象的根基，而这种准确把握的能力应该是源于戴来面对生活时的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如此，戴来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审美特质：它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是想象的，也是扎实的，它是感知的，也是理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戴来凭借想象建构的小说世界里，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一方面，戴来热衷于塑造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自由写作者形象，他们不仅具有相 似的身份，也具有相似的生活遭际和心理状态，他们大多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落拓者，身不由己地被现实生活裹挟着前行，他们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重担，却无力做 出改变，只能一步步地向生活妥协。另一方面，同一人物穿插出现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比如《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还不到时候》《对面有人》等中的安天就是如 此，使得不同的文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大大延伸了揭示生活的层次、拓展了表现生活的广度。这种特质使得戴来的小说呈现出整 体性的特征，凸显出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的眼光。

　　对意蕴与趣味的追求

　　戴来用想象建构起小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兴致盎然地处理陌生化的题材，创造生活之外的人物，传达可能性的经验，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自由支配的特权。写作对于戴来，是一件创造性的劳动，创造经验之外的主观世界，让写作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生活本身对于戴来而言，不仅没有意思，而且常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戴来的写作自觉地规避生活、规避自我生存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生活 的认识有关。戴来自觉地把生活与写作两分，生活是生活，写作是写作，或者干脆说戴来生活在生活之外的写作当中。然而戴来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是超然生活之 外的旁观者，而是时刻调动着对生活、对生命敏感的神经，不动声色地感知、捕捉、挖掘、呈现。所以，戴来是悲悯的，也是冷静的。

　　戴来的发掘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最显著地表现在她善于书写人生的尴尬和生活的缺陷。戴来的小说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意义的 建构，只是静静地呈现生命的无奈和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情绪。戴来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一种“神经质”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不由己地怀疑一切：爱情、婚姻、友 谊，甚至亲情，他们被自己假想的不确定性折磨得精疲力尽，却始终没办法走出生活的梦魇。小说《搞错了》为我们提供了三对人物关系：老马和妻子刘蓝香，殷天 泽和妻子马昕，身患绝症的男子和他的妻子。老马崇拜作为作家的女婿殷天泽，而他自己对文学的痴迷却源于他对妻子刘蓝香出轨的怀疑，并因此白白浪费了生活中 大部分的光阴。殷天泽把小说拿给妻子看，却被马昕对号入座地认为他精神出轨，在无休止的无谓的争吵中，他们原本就不稳固的婚姻生活岌岌可危。身患绝症的男 子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对妻子的感情变得犹疑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生活中的不幸者，亲情、爱情甚至经不起微不足道的生活琐屑的考验，更遑论挫折 与不幸的打击了。小说弥散着一股浓浓的失落感和虚无感，这是戴来小说常有的气息。爱情和婚姻问题是戴来在小说中经常探讨的话题，对于此，戴来有一个基本的 经验，即爱情是有保质期的，婚姻是需要妥协的。在戴来的小说中，我们既看不到甜蜜的爱情，也看不到稳定持久的婚姻，有的只是猜忌、妥协、将就和纯粹对欲望 的渴求。

　　总的来看，戴来笔下的人物是边缘人，也是失败者，他们有反抗平凡命运的念头，却往往像火星一样一闪即逝。生活中的挫折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在与生 活的对阵中他们节节败退，最终成为命运的俘虏，在被强加的境遇中苟且偷生。对这类人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的审视和观照成为戴来意义发掘的渊薮，也是小说写作 的价值所在。戴来坦陈：“在我看来，生活经常是严酷的，甚至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你以为你在把握着生活，其实生活一直在掌控着你，面对我们无从把握的生 活，我们只能不断地‘练习’生活，修炼自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戴来的眼中，生活具有悲观主义的底色，人类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呈现出来的迷惘的精神面貌和 灰色的内心世界正是戴来认为“有意思”的地方，而戴来通过小说所传达的理性的怅惘和悲悯的情绪也是戴来追求的意蕴所在。

　　在小说中，戴来喜欢“用‘轻’的形式来表现‘重’的东西”，这种“轻”的形式具有多重内涵。戴来小说的语言一向是冷静的、懒散的，带有不紧不慢 的调侃的意味，情节越是夸张到极致，她的语言越是冷静得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是残忍的，就像是在讲述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而且从中感到快意。戴来的小说 经常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在让人猝不及防的时候，把主人公无情地置于极端尴尬的地位。《亮了一下》中的夫妻俩貌似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其实都是婚姻爱情的背叛 者。丈夫在一次偷完情回来的时候正好撞上了正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我看到了什么》中的安天在一次精神出轨后，回家看到了妻子与别人在床上偷欢的情 景。小说在戏剧性的转折之后戛然而止，形成富有高潮意味的结局，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带给读者饱含悲剧性的幽默感受，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戴来的小说在标题 的设计上也颇有新意，小说都是在写好之后选取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有意思的话或者一个词作为标题，这种看似轻松随意的做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在 小说的标题和内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言说空间，许多小说的标题因此产生了超越文本意义的意味，使得戴来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寓言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