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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梁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24日10:27 来源:中国作家网 散襄霞 散襄军 梁燕生 梁津生

  2014年4月18日是我们的父亲梁斌100周年诞辰,我们兄妹站在父亲母亲的像前,回忆起他们的人生哺育和师心教诲,倾泪而下。看着父亲母亲微笑的照片,又似感他们没有远行,就在我们身边。那时我们都还幼小,父亲定下家约,每人每天要写三篇大字、画一张画,每个星期读一本书,星期日下午要检查。每每星期日下午检查作业时,父亲不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字和绘画讲评一番,还总是娓娓道来地告诉我们怎样读书,怎样去体会书中的道理。父亲母亲不仅赋予了我们的血肉之躯,还从小培养铸就了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的航标。

  一

  父亲从小投身革命,11岁考入蠡县县立高小,13岁加入少共,15岁加入反帝大同盟,16岁参加震惊中外的保定二师学潮,并公开发表文学作品。19岁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作家。20岁考入山东省立剧院表演系,创办话剧团。23岁投身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持枪组织救国会,组建抗日自卫军。24岁深入敌后,出任新世纪剧社社长、冀中游击十一大队政委。27岁担任冀中抗战文化联合会文艺部长和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

  在冀中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在日寇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父亲三上太行山,五下白洋淀,七过枪林弹雨的封锁线,屡经命悬一线的险境。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军南下,参加和领导了新区的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为建立和巩固新区政权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父亲毅然辞去新武汉日报社的行政领导职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许多战友劝阻他说,中国革命刚刚胜利,人们都在分享革命成果,你怎么竟要辞职呢?父亲说,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都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能够做官的人很多,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父亲的想法是如此的纯粹,又是如此的义无反顾,他说,如果写不出这部书,“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53年起,他呕心沥血,历经四载,于1956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一经问世,震动中国文坛,这是一部展现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和壮丽史诗。茅盾先生称《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先生为《红旗谱》题辞:“红旗高举乾坤赤,别开生面宇宙新”,并为《红旗谱》再版题写书名。此时的父亲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房中,默默地流着眼泪。他可以欣然地告慰先烈和战友们的英灵了。从上世纪30年代起,父亲就铭誓: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怀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20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父亲》、中篇小说《父亲》,到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系列长篇的创作——1957年11月《红旗谱》出版,1963年《播火记》出版,直至1983年《烽烟图》历经“文革”磨难出版,从酝酿到三部曲系列长篇全部出版,大约跨越了50年,可以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曲是父亲的生命之作,也是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熔铸着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心血结晶。

  二

  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民家里,从小喜欢看书,也喜欢思考。他幼年就跟着父亲下地务农,以自身的经历深切地体验到,中国农民在饱受三座大山剥削压迫的同时,还深受兵患之苦和苛捐杂税的盘剥,所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比工人阶级更深重。

  他在自己的创作谈里,深有所思地谈到,很多人都认为农民狭隘、自私、愚昧,但是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特别是燕赵农民,他们一家有困难,大家来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国自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时期,在敌人的机枪下,在敌人的镇压下,无数革命志士和八路军、解放军将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他说:广大农民兄弟为推翻封建统治,跟着党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身。这些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都是农民,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还能说农民狭隘、自私、愚昧、短见吗?因此他要把中国农民这种本质上的伟大品格记录下来,赋予他所塑造的农民典型身上,让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红旗谱》系列长篇把中国农民跟着党翻身求解放的历史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又以生动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父亲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才会有其跨越50年的生命之作《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诸多系列长篇的问世。

  对于农民中的女性,父亲从自己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实践中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村妇女除了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中国封建夫权的摧残和蹂躏。在中国农民翻身求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解放的重要一环。因此,父亲在《红旗谱》中塑造了奶奶、贵他娘、春兰、严萍、芝儿等一系列农村妇女形象。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时候梁斌同志会塑造这么多女性形象。”  

  父亲从1927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学潮,搞过兵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一位评论家说,纵观梁斌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就是两件事:革命和创作。要深入的分析就会看到梁斌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实践基础来源于农村和农民。父亲在纪念梁斌文学创作60周年大会上,满怀深情的讲到:我永远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8年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更不能忘记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没有他们对我的教育,肯定没有我这个梁斌。

  父亲在写《红旗谱》系列长篇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农村、农民什么时候没有苛捐杂税了,中国农村、农民就彻底解放了。他少小时就参加了家乡的反割头税运动,并在《红旗谱》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反割头税一章。1957年《红旗谱》问世,出版社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父亲不同意。后来拍电影《红旗谱》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文革”中造反派给他出题目,一个是《红旗谱》歌颂李立三、王明路线,一个是反割头税挑动农民抗税,让他老老实实写检查,他坚决不写。“文革”之后,《红旗谱》再版,出版社还是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他说如果删掉我就不再版《红旗谱》了。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旗谱》时,也想把这段情节删掉,想到父亲一生的坚持自有他的道理,我没同意。后来得到倡导和主持拍《红旗谱》电视连续剧的贺捷生将军的支持,保留了下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父亲说的是天方夜谭,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这也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靠收税来维持统治的。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2006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2009年又取消了农村的一切税费。《红旗谱》预见到了这一光明的未来。因为父亲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同时,他对党也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他对党的宗旨和对农民的期盼了解得太深切了,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信念——中国亿万人民所期盼的,一定是党为之奋斗的。因此说,父亲作为一个文化大家,他对历史和国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具有这种文化的感知性和预见性。《红旗谱》的创作成功,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

  三

  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读书和写作的机会。父亲5岁开始认字,旁听村学。8岁上村学期间阅读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诗经》《千家诗》等。父亲12岁考入蠡县高小,这是一所进步思想活跃的学校。在这里父亲结识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国文教员刘宪曾、英语教员宋渤舟、绘画教员张化鲁。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先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郭沫若的《前茅》《恢复》《棠棣之花》,鲁迅的《坟》《阿Q正传》,冰心的《繁星》《春水》,蒋光慈的《冲出重围的月亮》,俄罗斯文学《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屠场》《处女地》等大量进步书籍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立志要做一个有作为的文学家。父亲曾满怀深情地说:“母校是我一生革命征程的起点,一生文学事业的摇篮,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有着充分的感情。”

  1930年秋,父亲考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二师”是师范专科,是培养先生的地方。当时,保定“二师”已经引进西方教学体系,学生从入学起就学英语、日语、数理化,还学素描速写。保定“二师”又号称“红二师”,党团组织活跃,是保定特署党团组织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读了很多革命书籍,参加二师学潮、飞行集会,经常到工厂、农村去演讲,晚上出去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二师”学潮失败后,国民党通缉他,罪名是“共产主义犯”。他回到家乡,但是心底里仍然充满革命的激情,后又只身来到北平。他的老师丁浩川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丁浩川、路一介绍他参加了北平“左联”。他白天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和“左联”的战友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国事、写文章,先后在京津两地发表了短篇小说、杂文、散文和日本文艺理论译文几十篇文章,以文学为武器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北京市庆祝建党90周年展览中,有一块展牌是介绍父亲梁斌的,北京党史办的同志介绍说,20世纪30年代初,丁浩川和梁斌在北平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是北平地下党和北平人民的营救,才有了建国后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丁浩川,才有了著名文学家梁斌和文学巨著《红旗谱》。

  父亲在北平“左联”的活动受到当局的监视,他又考入山东戏剧学院专业学习京剧。当时学校设京剧和话剧课程,京剧是主科,话剧是副科,但他喜欢话剧,当时他在学校组建了一个话剧团,而且在《济南日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专栏,倡导话剧。

  父亲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始终是书不离手,在高小、在保定“二师”、在“北平左联”、在山东戏剧学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读书不停,创作不断,使得他后来到新世纪剧社工作时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据刘光人的回忆,当时整个剧社只有一个党员就是梁斌,整个剧社只有一个人懂戏剧就是梁斌。父亲在剧社又当导演又当编剧,既教简谱又教戏剧理论,还教表演,自己还参加演出。抗战时,他编写剧本《父亲做错了》,演了1000多场,还写了冀中第一部抗战歌剧《抗日人家》。在新世纪剧社时期,父亲任社长,兼冀中游击大队政委。冀中召开文代会,他当选冀中抗战文艺联合会的文艺部长,负责整个冀中抗战群众的文化组织工作。当时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指示,剧社不能单纯的演戏,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投身抗战,形成冀中抗战文化的热潮。于是他开始组织冀中抗战文化干部学校,组织几百名干部参加学习,然后又派回到各村去。当年在冀中抗战过程中,村村有剧社,形成了整个冀中的抗战文化奇观。

  父亲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在县立高小时就榜上有名,参加革命后没有操习的环境和条件。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父亲大量临习古代书画碑帖,每天在文学创作之余,深入研习书法和国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周扬同志率领中国第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代表团中有周扬、欧阳山、姚雪垠、梁斌、杨沫、冯牧等著名作家。在访问过程中,见到日本画圣东山魁夷。周扬同志介绍说,梁斌也是画家。在日本讲谈社,有日本书法家表演中国书法的悬肘悬腕功底,轮到中国作家表演,父亲就将纸卷起托在手中,表演书法上的悬肘、悬腕、悬纸,令在场的日本友人大为赞叹。

  在绘画中,父亲临习古人,师承传统已经轻车熟路。“文革”前,家里专门有一间房子作为他的画室,里面放了他的3000千多张画作。“文革”后,他把这些临习作品摒弃掉了。他常去公园画荷花等花草的写生,他不仅要师法传统,而且师法自然,绘画风格为之一变。70岁的时候,他开创了红色文人画。父亲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得他的创作绝不单纯是一个作家的行为。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想写一部讴歌中国农民的作品,他从短篇、中篇、剧本、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中不断探索,最后发现只有长篇小说才具备史诗般的容量。于是他决定从长篇上着手挖掘。他在创作谈中讲到,他整个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的创作,非常艰辛。他每次完成一个阶段的创作,都像得了一场大病,整个创作过程是在不断的和主人公对话,只有创作到达了自然的境界,才找到了一种感觉,如平原走马,一泻千里。但是他又觉得有许多积郁在心的创作激情没有抒发出来,因此在后来的绘画创作中,许多在文学创作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感觉以及没有宣泄出来的激情都在书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绘画绝不是简单的消遣,他经常在晚上8点开始画画,一直画到半夜三四点钟。他画的文人画,是他师法传统,师法自然,更是师法心源的写照,绘画的内容多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思考,如他兼任的游击大队政委时参加战斗,就将这次战斗作为主体创作了《陈庄战斗》。绘画是他另一种创作形式和创作语言,他用绘画去表达自己在文化上的理念。

  “文革”结束后,大家都回避谈“红色作家”“革命作家”,而父亲一点都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作家,但我首先是战士!作家要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所以父亲去世后,我们为他选定的墓志铭就是这句话。

  四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西班牙的收藏家出价10万美金要买《红旗谱》手稿,以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105万元人民币,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是父亲平淡地表示“不卖”。父亲说:我的创作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属于人民。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之初,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整理自己的手稿,摞起的手稿的高度将近房顶。他将自己7部书的手稿全都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父亲一向珍爱自己的手稿。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时,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命令新世纪剧社化整为零,一部分跟着主力部队走,一部分打游击,另一部分到京津参加地下工作。父亲把手稿交给地下交通员,告诉他,“这是我所有的命根子,抗战胜利了,你还得把它还给我。”交通员就把这些东西坚壁起来,后来真的一件不少地还给了他,可惜后来父亲在南下的时候都弄丢了。

  “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抓走时,俯身在母亲耳边说,什么都可以不要,保护好我的手稿和孩子们。母亲带着我们挖开楼梯下的地板,用油布包好手稿,把它像珍藏宝贝一样深埋地下。“文革”后父亲终于解放了,回到家中时,见到4个孩子健康,自己亲如生命的手稿被保护得完好无缺,禁不住感动得失声大哭、泪流满面。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际,夜已深了,此时的父亲仍在书房看书,当我们跑到书房时,强烈的地震使大地抖动,我们大喊:地震了,快跑!父亲却说:我的手稿!直到找到手稿,用白色的包袱皮包好,他才抱着手稿走下楼。父亲将手稿视同自己的生命和孩子,却义无返顾地把7部书、18000多页手稿全部奉献给人民!

  父亲临去世前,家乡人去看望他,他问家乡怎么样,村支部书记说家乡富裕起来了,只是学校还是土坯房。他问建一所小学需要多少钱,支部书记说大致需要30万元,他听了告诉他过几天再来。几天后,支部书记和校长来了,他给了他们50万元现金,还嘱咐说不要告诉家乡的孩子们是我捐的,就告诉孩子们是县委县政府为他们捐建的。父亲去世8年后,我们去家乡采访,那位支部书记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说:“小学校长被南方聘走了。我也80多岁了,这个秘密一定得告诉你们,这个学校是梁斌同志捐建的。”回忆起那时候父亲总是从家里拿书画出去,每当母亲问起时,他总是说你不要管,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学校建好了,他病重没能回去看,只是题写了“梁庄小学教学楼”。父亲的境界和想法不能简单地从我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领导干部、是一个作家这样的层面去理解,应该说,他形成了一个文化理念,他所创作的人物和他做的事,形成了自己的人格。

  父亲对待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红旗谱》出书后,我们家门庭若市,父亲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客人,有时家里阿姨不得不拿着一把大铁锨炒菜。父亲还定了一个规矩:来家里的直系亲属要给30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可以盖4间房。至于蠡县的乡亲们,凡是来家的,也要给200块钱,所以家里总是车水马龙。他想的都是人民对他的哺育,抗日战争时期,老乡们一直掩护他们。我们家门口的一位孤老户老朱头儿,父亲经常问他够吃不,让阿姨给他送去粮票,阿姨埋怨他也不管自己家够吃不够吃,每次都让给2斤粮票和10块钱,所以“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老朱头儿就先给我们通风报信。还有送煤的来了,父亲也让阿姨请送煤师傅进来坐坐,送煤师傅怕身上的煤灰把沙发弄脏了,父亲说沙发就是给你们坐的,你们不坐谁坐呀?还吩咐阿姨倒上好茶。每天早晨父亲从菜店路过,总要问卖菜师傅有没有困难,要不要我们帮忙解决或者反映一下问题,所以到了“文革”家中最艰难的时候,送煤的师傅来了,那时煤球100斤1块4,一家只给送200斤,我们客气说不要,钱不够了。师傅说没钱没关系,我给垫上,哐地就倒了400斤煤。造反派过来问为什么给黑五类送煤,师傅说:“我乐意送,我根红苗正,我不怕。梁老对我们那么好,我们就得给他家送煤。”父亲给予人民群众深厚的爱,人民群众又回馈给他。“文革”中,家里经受住了100多次抄家,经受了艰苦和磨难,但也从人民群众身上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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