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当代都市文学圣手

——六○后作家访谈录之九

　　周新民   一九七二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一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励。

　　邱华栋   一九六九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十多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塑料男》等二十八部，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我在那年夏天的事》等五十篇。此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结集为七十多种版本。多篇短篇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发表。曾获得了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广州文艺》小说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编辑奖、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萧红小说奖优秀责任编辑奖、郁达夫小说奖优秀编辑奖等十多次。

　　周新民：您是一位早熟的作家，我还在上中学时就知道您，那时候，您被称之为校园文学代表性作家。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文学》，我读过您发表在上面的作品。

　　邱华栋：是的，我就是那个时代的韩寒、郭敬明。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早，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当时有不少我这样的文学少年，我们在《语文报》、《儿童文学》、《中学生文学》、《春笋报》、《小溪流》、《少年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作品，那时我们互相就有联系，因为发表作品的后面留了通信地址，我们就互相写信，建立友谊。今年，我们这些当年的少年作家、诗人们聚会了两次，一次是在北京的“发条橙”餐厅，由诗人、主持人江小鱼组织，从天南海北来了二十多个作家诗人，言谈甚欢。他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信交往”的一代。这个“信交往”你要是用广东或者其他地方的方言来说的话，很容易听成了“性交往”，呵呵。另外的一次是在江苏的如皋，今年十月十五号，来了三十六个人，当年的少年诗人和作家如今大部分都成长为媒体人、企业人、教师、公务员、自由职业者等等，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的聚会也是为了重新找到八十年代我们对文学的激情和梦想。我们举行了诗歌朗诵会，叙旧会等等，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也加深了对文学的热爱。

　　周新民：作为一名早熟的作家，您的文学启蒙应该有些独特的地方吧？

　　邱华栋：仔细追溯起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的作文就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当时语文老师叫宋晓娥，她给了我最初的鼓励。后来上了初中，作文继续受到表扬，我的语文老师是王萍。进入到高中，我的语文老师兼武术教练是上海人黄加震老师，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是每天早晨和傍晚各练习两个小时的武术，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地区级的业余体校武术队，有几十个孩子进行专业的武术训练，教练就是黄老师。我增强了自己的体魄，同时黄老师还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作文的批改非常用心，那些本子我现在还留着呢。所以，我感谢我所有的语文老师，他们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

　　周新民：您能记起开始文学创作时的情况么？

　　邱华栋：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发现作文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情感表达需要了。我最早是写诗的，大概从一九八三年就开始了，模仿大人的腔调写诗。一九八五年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并且开始发表。起先，我写了一系列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这和我的新疆生活背景有关系，我写了大概十多篇动物小说，主角有汗血马、雪豹、火狐狸、银雕、黄羊、狗和熊等等，这都是我对天山、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阿尔泰山动物的想象。这些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还获得了《儿童文学》杂志的“新苗奖”。这对我的鼓励特别大，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条人生的路，可以走下去。于是，我成立了“蓝星诗社”，刻印“蓝星诗报”，自己做编辑刻蜡纸。我又写了中篇小说《别了，十七岁》，还写了一部八万字的武侠小说《碧血侠情录》，是模仿金庸和梁羽生的，外加几百首诗歌作品，构成了我十八岁之前大概五十万字的创作规模。然后，四川少儿出版社的“小作家丛书”中收录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十多万字。“小作家丛书”是四川少儿出版社的王吉亭老师策划的，收录了二十个当时的小作家的作品集，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作家。那个时候出书很难，因此，我这么小就出版了书，当时的确是感到很骄傲和自豪。

　　周新民：一九八八年您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您是怎样有进入武汉大学学习的机会的？您觉得大学的中文专业的学习对您的文学创作重要么？

　　邱华栋：我在高中分在文科班，我的语文、历史、英语、政治课程都不错，就是数学特别差，考好的大学很困难。这时，我看到了北大、武大、南大、复旦等名校免试破格招收了一些少年作家的消息，比如田晓菲、刘梦琳、赵爽、洪烛等等，我也有了这个想法，就和父亲商量，把我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整理出几份，也由学校写了推荐意见，直接邮寄给了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结果，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回函，对我很有兴趣。刘道玉校长把我的信转给了学校的招生办，要招生办认真对待我的材料，进行考察。最后是武汉大学很快录取了我，我就这么成了“天之骄子”。我入校的一九八八年，全国大学生招生数在六十万人，很少，如今的二○一三年招生数是七百多万人，当年的“天之骄子”这个对大学生的称呼就不存在了。

　　能被招进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一步。在大学里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我碰巧赶上了八十年代末期的社会启蒙思潮和文化热运动，亲身感受到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巨大力量，接续了文学理想和高蹈的现代文脉。在武汉大学学习，我很勤奋，组织文学社、诗社，搞“樱花诗会”，担任《大学生学刊》的主编，同时系统地读书、写作，模仿各个大师的作品写小说，也时刻关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背后是文化的全面滋养，文学不光来自生活，还来自对伟大文学传统的学习和借鉴，来自对母语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武汉大学的学习氛围非常好，我在大学时期发表了不少作品，包括在《芳草》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空心人舞蹈》，责任编辑是梁青，那是我按照米兰·昆德拉的风格写的一部探讨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中篇小说，比较的后现代和“存在主义”，听说受到了武汉某个大学教授的批评，梁青还受到了一些压力，不过，他没有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承受了。因此，我非常感谢《芳草》杂志给我最初的推动。我当时作为大学生文学社团的负责人，又积极地拜访了武汉的《长江》、《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出版社、《青年人报》、《湖北日报》副刊、湖北少儿出版社《少年世界》等报刊社，拜访了很多湖北文学名家，组织参与了不少大学校园的文学活动，锻炼了我的创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

　　周新民：大学期间，您又有哪些创作成果呢？

　　邱华栋：大学时期，我又出版了两部诗集，《从火到水》和《花朵与岩石》，自费印刷了一本三十万字的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还获得了学校里好几届“纪念闻一多文学奖”和“湖北省大学生科研创作一等奖”。因此，湖北和武汉是我特别有感情的地方，这里是我的起飞的地方，湖北的作家我特别关注的，他们的作品我都很熟悉。我过去不喜欢听一些湖北某地的方言，因为太难懂，现在听起来非常的亲切，我马上会判断出，对方是黄陂的、恩施的、孝感的、宜昌的、荆门的，等等。现在我做编辑，也很关注湖北的文学创作，看到新人新作，我就积极地发表出来。

　　周新民：我们来聊聊您的文学创作情况吧。您早期的长篇作品《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前面有什么》等，您认为是“成长小说”。您为何把这些作品称之为“成长小说”呢？您能谈谈您在这些作品中要表达的是什么？

　　邱华栋：你说的这几部小说都是我早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一九八九年秋天我二十岁的时候，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二十万字，这是讲述一个少年成长的小说，和我的成长背景有点关联，但不是自传。是虚构的，我当时看了毛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特别受震撼，就写了这篇小说。

　　接着，我又在一九九一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写了长篇小说《前面有什么》。这是一部写大学生的小说，我模仿了巴尔加斯·略萨的那种结构现实主义手法，将二十二万字的小说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四条线索，分别写了大学各个年级的学生的状态，还加入了十二个校园“咏叹插曲故事”，结构上很有想法。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实践，我感到对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结构，有把握的能力了。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巴尔加斯·略萨，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曾经受到了他的作品的很大影响。二○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四岁，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这也是一部结构上分为两条线索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的困惑和迷茫，同时对过去的学生时代的深情回望。所以，我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如果结构问题没有事先想好，那我是不会写的。我喜欢结构精巧或者复杂的小说。结构就是长篇小说的内在骨架，是处理小说内部时间的最重要的元素。上述三部长篇小说都是我的练笔之作，并不成熟，羞于示人，因此，出版都是在七八年之后的事了。

　　这几部写于我二十四岁之前的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写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些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成长题材其实是人类文学永远的母题，我很早就涉足这一题材，而且虽然写得嫩了点，不过也留下了我自己的生命的感觉。我最近看了不少二十多岁的作家写的小说，发现还是我的文学功力强劲。我在二十岁左右写的小说，原来没有那么差。

　　周新民：您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的观察，而且范围广泛，用力甚深。您的小说大都以北京为背景，叙述中国都市男女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变迁。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大概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带有写实风格的，叙述北京中产阶层社会生活的。它以《社区人》为代表。您能谈谈您为什么对北京生活情有独钟？在以《社区人》为代表的小说里，您发现了怎样的北京？

　　邱华栋：我有一种谱系般的贪多不烂的坏毛病，喜欢写系列小说，喜欢把我自己的小说归类。从二○○○年到二○一○年，十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篇短篇小说《社区人》系列，后来以《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为题出版了。我将我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郊区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社区里，这六十篇小说中有三分之一是很不错的，叙述的技巧比较精湛，基本是写实的风格，但是也有部分的变形和夸张。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我应该写那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是说，要及时地以文学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观察情况写下来，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吻合。而且，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和一个伟大的城市相联系，是保持你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文学史上，有很多杰出作家和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罗马、莫斯科建立了作品意义上的联系。我发现了北京的生活多元、复杂、有趣、丰富。北京是世界性的都市，也是最中国的都市。我作为新北京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如果我写好了，运气好，那么我可以和这座城市一起变成互相离不开的符号。写砸了，就算了。

　　周新民：老舍是文学史上叙述北京最有成就的作家，也是北京文学的高峰。您觉得您叙述的北京，和老舍叙述北京的文学作品有何关联与差别？

　　邱华栋：我所描写的北京，和老舍笔下的北京差距巨大。老舍笔下的老北京早就被“反右”和“文革”等社会运动给摧毁了，几乎不存在了。像建国前就在北京居住的老北京人，现在都没有多少了。因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谁都可以来到这里成为新的北京人。今天，北京有接近三千万人，有几个是老北京？

　　从一九九五年到二○○八年，我写了总题为“北京时间”的四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消息》(又名《城市战车》)、《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又名《花儿花》)、《教授》等长篇小说，将目光放在了各类小知识分子和文化中产阶层身上，以他们的生活的变化来写了时代的变化。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延续了林语堂、老舍、刘心武、王朔等北京作家对北京的专注与描绘，但我笔下的北京，则是另外一种书写。因为我感觉到的北京，是无论城市建筑，还是人的内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北京。最近三十年，我是亲眼看到北京由三环逐渐地扩充到了六环，看到了胡同的减少和消逝，看到了更加国际化的北京。我还看到了外来者陆续地涌来，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异乡人的城市——起码一半人在过年的时候都要离开这个城市。于是，在迅速变化的都市环境中，我仿佛用复眼在看着这些变化，以复眼的方式写着我观察到的分裂的、多变的城市。比如这四部长篇小说的背景都是新北京，而且，可以看出来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北京小知识分子和文化中产阶层的精神境况。在《白昼的消息》中，我写了一九九五年前后在圆明园的流浪画家的状况，可是，仅仅十年之后，其中的不少人都变成了闻名世界的亿万富翁型的画家，这个变化真的让人瞠目结舌。《正午的供词》中我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艺术家的生存状况，以及与世俗生活的冲突。《花儿花》中间，媒体人的婚姻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都是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也是我熟悉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周新民：以《时装人》、《哭戏的游戏》为代表的一些小说，是您叙述北京的另外一类小说。这类小说颇有后现代小说味道。此类小说大都刻画了城市对于人的异化，其中有句话我记忆犹新：“城市像一架绞肉机。”您能谈谈您写作这些作品的背景以及种种想法么？

　　邱华栋：您对我的创作很熟悉。我从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的几年里，写了以“时装人”为总题的五十篇短篇小说。这个系列的短篇小说属于那种超现实的、变形、夸张和荒诞的短篇小说，或者属于城市“意象”小说。因为我每篇小说里面都藏着一个核心的意象。这是现代诗歌给我带来的影响。这个系列小说，很多篇以“XX人”为题目，比如《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化学人》、《新美人》等等，同时，我还创作了《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哭泣游戏》、《闯入者》等近二十部中篇小说。其实，我就是依靠这些作品，在九十年代的十年里迅速地获得了评论界的关注，被贴上了“都市小说作家”和“城市文学作家”的标签的。那十年是网络兴盛之前的传统媒介文学的最后时期，作家成名还主要依靠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出书。我那七、八十篇中短篇小说在七八年里发表得到处都是，翻开那个时候的几十种文学杂志，到处都有我的小说。这是我的一种策略：必须要展开一种地毯式的“轰炸”，才可以获得文坛瞩目。果然，我算是小小地成功了，每年都出版四五本小说。也有部分作品被买了影视版权，但是因为小说里的变形和青年亚文化的反叛因素，在审查更严格的影视生产面前无法过关，没有被拍成影视作品，丧失了获得更大影响的机会，也就是在文学圈子里建立了点名声。这就是我的情况和运气。

　　这个阶段我的小说创作，属于那种爆炸式样的写作，风格强劲，文艺腔调很足。有时候在一种表面的浮光掠影中，没有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深处，而是符号化地处理了我所看到的城市的变化。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酒吧饭店的璀璨灯光、人影憧憧的黑暗街区、焦虑紧张的内心世界等等。这些作品我今后再也不会写了，也写不出来了。因为，我的生命状态已经改变了。所以，我经常劝人赶紧写，因为写作这件事情，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时过境迁，感觉全部变化了。

　　周新民：看您的这部分小说，有些像重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的味道。

　　邱华栋：呵呵，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和上海那些现代作家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觉得没有什么联系吧，我很少阅读那些作家的作品，也不大喜欢。要是你非要我回答，我想，可能还是对城市的外在符号化的强调，是我和他们接近的地方。而不一样的地方则是我更愿意以象征、变形、夸张、荒诞、意象、意识流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受。

　　周新民：在对都市生活的写真与都市青年的刻画中，我看到了文字背后的对于现实的不屈、抗争与坚韧。虽然写的是都市生活，却有着与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一样的理想主义情怀。

　　邱华栋：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财富诞生、增加、转移和重新分配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年轻人要想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既有很多机会，也会有很多的藩篱、障碍和挫折。可能挫折感会更强烈，尤其是最近一些年。在这种意义上，我笔下的很多都市青年的形象，的确都是怀揣理想在都市中寻找位置的形象，他们不颓废，不吸毒，不滥交，就是想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已。所以，我想，像我这样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文化启蒙思潮影响的作家，天然地还将文学作为一种理想寻求载体，自然地就有着理想主义的底色和情怀。是不是和更年轻的人相比，显得笨拙、传统、愚蠢和过时了呢？

　　周新民：您的“都市文学”系列刻画了“外省青年”形象系列。您能谈谈您为什么对“外省青年”情有独钟？“外省青年”寄寓着您对于中国社会何种观察与思考？

　　邱华栋：因为人口流动是这三十几年城市的一大景观，到处都有“外省青年”。像深圳就干脆是外省青年的城市，而东莞也有“新莞人”这种说法。

　　对于北京，我也是一个外省青年。我这种外来者的心态至少持续了近十年，之后，我才感觉我是新北京人了。这种“外省青年”自然寄寓了我一个外来者的观察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打量既有的城市景象和秩序，以及变化的那部分。可以说，这样的“外省青年”现象还在到处涌现，对于北京，每年都有新的外省青年前来首都发展，都会遇到价值实现的挫折和困顿，那么，我过去个人的那种“外省青年”的表达，就上升为一群人的表达和时代的表达了。外来者的角色的确帮助我找到了一个观察城市生活的很好的角度。

　　周新民：“外省青年”可是说是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最为经典的文学形象，外来者视角是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视角。“外省青年”、外来者视角是您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是对中国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的精炼表现。很有意义。

　　邱华栋：真的？这倒是我很吃惊的事情。我想你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比我有更好的理论素养，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论题。的确，在今天的大都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外省青年比比皆是。以外省青年的视角，可以观察到原来就有的城市的所有内容。外省青年的角色也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吧，因为外省青年这个角色，意味着你不占有现在的资源，你是后来者，你必须要努力地生活，才可以进入到一个秩序里。而原来的秩序就像原来的城市那样庞大、僵硬、保守和顽固，外省青年试图改变和充实原先的秩序，但是却遇到了重重阻力。所以，外省青年这个角色，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符号化象征物。几乎和卡夫卡的永远进入不了城堡的测量员相媲美了。

　　周新民：您还有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您能谈谈您写这些历史小说的动因和主旨么？

　　邱华栋：某种题材写多了会产生厌倦，对当下现实瞩目久了，视觉都会疲劳。于是我就想写历史小说了。这也是对自己的创作的丰富和挑战。二○○○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很喜欢阅读外国人来华见闻录，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系列小说。

　　我这个“中国屏风”系列前三本《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于二○○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四本《时间的囚徒》今年写完了初稿，明年完成修改。到时候我把前面的三本也集中修改增加篇幅，一起出版。这个系列的四本长篇小说，我写了一八四○年以来，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节点和重大事件为背景，分别以两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为主角，可以看到西方和中国近代以来的紧密联系。比如，《骑飞鱼的人》是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单筒望远镜》是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贾奈达之城》以一九四七年为背景，《时间的囚徒》写了一个混血儿右派和法国的一九六八年红五月的故事。我的历史小说的观念，是我比较注意“历史的声音肖像”，实际上，任何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所以，我在写这几部小说的时候，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声音和意识，这是我向我心仪的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学习和致敬。可以说，我左手写一本当代题材的小说，右手就要写一本历史小说，这样的换脑筋十分愉快，对于一个比较职业的、长期的写作者很必要，也是我想超越自我的一种努力。

　　《长生》是一部十五万字小长篇，最初的萌芽来自我大学时期对丘处机的诗歌的研究。后来，我又想写一部从汉代到唐代的西域演变的三卷本的历史小说《流沙传》。《流沙传》我构思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还在积累材料、史料和感觉。因为时间所限，我去年先以丘处机一二一七年前往阿富汗面见成吉思汗讲道为线索，写了这么一部历史小说，就是为了找到我要写的更长的历史小说的语感和其他感觉。这本小说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道教、政治、历史、诗歌等等，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此外，我还在创作一个系列的中短篇历史小说，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以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为主角，叫做《安赫森纳阿蒙》。这个系列一共十篇小说，其他的主角是李渔、韩熙载、鱼玄机、阿兹特克人等等，我要专门出版一本历史小说集。

　　我还对亚历山大大帝感兴趣。我有一次梦见了他，他在梦中对我说：你应该写我。醒来之后，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历史小说。我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今后如果有时间，我还要完成亚历山大在梦中对我的托付。

　　周新民：“历史的声音肖像”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您能详细解释下它的内涵么？

　　邱华栋：“历史的声音肖像”是我写的一篇关于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万字随笔的题目，是我对她的小说特点的概括。她是一个历史小说家，有长篇小说《熔炼》、《哈德良回忆录》，以及《北方档案》三册。她的作品的特点是以内心的活动，进入到历史人物，比如古代罗马皇帝，比如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生命感觉里，让千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完全活了，以历史人物的内心声音，绘制出他们更为丰富的声音肖像。这一点和我们的一些历史小说重视外在的动作的写法完全不同。其实，历史小说就是当代小说，因此，以当代人的感觉写古代的人，这就能够接近“历史的声音肖像”。

　　周新民：您的长篇小说《教授》是一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深刻观照的作品。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您创作视野的转变？您是否认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邱华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资源。我的创作资源和观察对象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我那几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分别以流浪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记者、大学教授为主角，可见我的题材取向。《教授》本来名为《叫兽》，但是太刺激了，就被出版社改为《教授》了。小说中，我是以一个文学教授来看待经济学教授的视角，来观察与利益集团结盟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过，我没有写成官场小说，而是写了经济学家的家庭问题，通过家庭来投射社会生活在个人生活中的影响。

　　我的确觉得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因为在社会利益分化、瓦解、重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皮上的毛，作为附庸是要选择的。那么，知识分子的附庸性，以及知识分子的软弱和道德上的困顿与堕落，比一般的人要更加触目惊心。这本小说表达了我的忧虑。你看，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有毒食品，水和空气也坏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有毒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心也有毒、也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担忧，痛苦，我觉得，重建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也包括知识分子的道德重建问题。

　　周新民：您的文学作品视野广阔，思想深刻，表现方法多元。我想和您谈谈您文学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资源问题。您曾说过，您十二岁就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然后看过大量的戏剧、古诗。您能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给您的影响么？

　　邱华栋：我觉得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直在进行，也是我很少谈论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文化文学传统是我血液里的东西，不需要认真地强调出来，因此，我谈论外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比较多一些。

　　我记得上小学我就喜欢听各类评书，那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传奇。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等成为了我的听觉导师。小学五年级，我读了四大名著，半懂不懂。后来自然地学习了古代文学的各个阶段的精华作品。不过，我后来对明清小说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和研究。《金瓶梅》自康熙竹刻本以来的版本，我有四十多个，大都是线装的，我可能会写一本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著作，看以后的兴趣了。我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到近代、现当代文学的线索，一直很感兴趣。一度我的博士论文还想写这个，后来和导师昌切老师商量，最后还是改成了对拉美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非凡，但长篇小说的高峰也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我看来看去，对古代小说比较失望。不过，其中也有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元素。莫言就找到了章回体的优势，又找到了现代小说的语调，他“大踏步后撤”到传统小说里寻找资源，是成功的。对于我，我似乎对明清杰出的世情小说里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对器物、心理、时间和结构的把握，要更有兴趣。不知道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能否体现。

　　周新民：您曾写过大量的有关外国文学的随笔与评论，还出版了谈外国文学的随笔集《挑灯看剑》和三卷本的读书笔记《静夜高颂》。您最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家有哪些？哪些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对您产生过影响？

　　邱华栋：是的，我从十岁左右就读过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的《伙计》，又叫《店员》，从此喜欢上了外国文学。这很简单，因为外国文学能够让我感觉到新奇、陌生和差异性。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因素。我是详细地研读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品，从中清理出一个线索，就是我自己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我发现，从二十年代的卡夫卡、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到四十年代的福克纳、海明威，到一九六○年代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再到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起和印度、非洲本土与英语文学的兴盛，你看，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存在一个时间上延续和传递着某种现代主义的文脉与影响，在地理上，则明显有着大陆之间转换和漂移的现象。这是我的独到观察，是建立在我广博的阅读基础上的。

　　我对二十世纪人类小说的发展做了详细的阅读。我的三大本《静夜高颂》原名是《小说的地理》，出版时被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八十万字的篇幅，分为欧洲卷、美洲澳洲卷、亚洲非洲卷，收录了我对六十六个小说家的读书评论，还附录了这些作家的中译本的全部目录。是很好的资料，写小说的应该看看。至于我喜欢哪些外国作家，可能是太多了的缘故，我就不说了。不过，我对拉丁美洲文学和东欧文学有所偏爱。

　　目前，我又开始系统地看十九世纪的作家作品了。我圈定了接近三十个小说家，像左拉、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雨果、莫泊桑、勃朗特等等。我想再写两册关于十九世纪杰出作家作品的读书随笔，这样，我就可看出人类小说两百年的发展历史，和大作家之间的互相的影响的隐秘线索了，这对于我个人是一个兴趣所在，可能对一些读者和同行，也很有帮助吧。

　　周新民：您出生新疆，成长在新疆，您能谈谈您的家乡给您创作的影响么？

　　邱华栋：新疆是我的出生地，对我精神的养成、性格的形成十分重要。我几乎每年都要回新疆一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走一走。今年去了库尔勒、若羌和楼兰古城看了看。我的父母亲是河南人，他们是五十年代进疆的支边青年，我就出生在乌鲁木齐郊区的季节河头屯河的边上。每年夏天这条河都泛滥着从天山上冲下来的洪水，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干枯的河流。

　　作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从比较小的角度、比较私人的角度切入到对新疆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表达。目前还在观察、积累和构思中。

　　周新民：您作为国家最高级别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接触过大量文学来稿，您对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最有发言权，在您看来，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现状如何？

　　邱华栋：作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我分管经营、发行、外语版，目前又要看中文版一半的三审，的确特别忙。《人民文学》现在的编辑阵容很强大，主编施战军是评论家，我们还有作家、诗人徐坤、徐则臣、朱零、马小淘等形成的编辑梯队，这么多能人，理应办成最好的文学杂志，这也是我们的追求。面对每天生长着的当代文学，我们肯定想的就是拿到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稿子，给作家最高的稿费，争取带给作家更多的各种奖励。所以，我自己的创作就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么一本大于我的生命的、有六十四年历史的“国刊”，为她牺牲一点自己的创作是值得的。因此，我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写作只能是见缝插针了。不过，我也不会含糊。因为我处于可能写出自己最好作品的时期。

　　对于当下文学的现状问题，我很难形容和回答你，因为当代文学时刻在发生变化。我只能说，这三十多年是当代文学发展非常好的时期，现在的汉语文学，或者叫做华语、国语文学，每天都在有华人的地方迅速地发展变化和提高，我们已经有本土的莫言和法国的高行健两个汉语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键是作家自己能不能写出好作品，每个作家只要多想想如何超越自己，你就肯定也超越了别人。虽然面临全媒体时代文学生产、传播形态的改变，但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会有大的变化。让我们期待更多天才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