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想象无论多远，都有它的出发点

　　如果弗洛伊德的童年理论是正确的——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成年后的自己，那么作家毕飞宇的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无疑会被拿来当作对他人生、写作溯源的一种有效版本。这是他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毕飞宇与读者分享了他的童年记忆，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将人们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苏北农村，从往昔的记忆碎片出发，陈述和反思那个时代。

　　毕飞宇说，这次写作，并不是站在人生中年主动有意识地回望梳理童年，而是源于编辑陈丰的约稿。约稿是好几年前的事情，陈丰对毕飞宇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在中国1960年代的乡村，那个时候的乡村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很多乡村的孩子，经历过那样的童年和少年，但他们无法表达；如果不把一个‘文革’童年、少年的故事作为范本留存下来，那就没了。让现在年轻人看看那个年代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说服了毕飞宇。当时他手头上有一部这些年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但写作的结果一直达不到他的个人要求，这令他极其痛苦。于是《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写作成为了一次顺理成章的对小说的暂时“逃离”。

　　但这次非虚构的写作却成了毕飞宇创作生涯里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次经历，“虽然写了那么多年小说，内耗最大的恰恰是这本书，每次从电脑上下来的时候，都精疲力尽”。在这次写作中，情感反而成了最大的困难，“情感是非虚构的，回望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情绪已经非常饱满，但顺着情绪往下走，还要对情绪有所控制，能冷静面对生活本质，这是写这本书最大的挑战”。

　　情感充沛却不能泛滥，这是毕飞宇写作时一直在提醒自己的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始终给自己一个要求，力求这本书让人看完以后不流泪。我一个1964年出生的人，一个右派的儿子，从小在乡村长大，在非常困难非常贫困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个人，今天拥有了写作的能力，我担心我写出一本特别苦难的书，我不愿意这样。”

　　对于出生于1964年的毕飞宇而言，那个时代成为讲述童年绕不开的背景。毕飞宇说自己并没有描绘一个时代的野心，但写出自己，一个时代也就出来了。“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其实它的生活都是可以置换和拷贝的，一个张家庄和李家庄没有任何区别，王大爷家和李大爷家也没有区别，地里蚕豆成熟了，家家户户都吃蚕豆。当时的生活只有国家和人民，没有个人。”

　　毕飞宇特别强调，在这本书里，他不想就写苦难。“这里有我父亲的苦难，有我母亲的苦难，可在当年的乡村，我作为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物质生活要比那些农村的孩子好太多太多。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但村子里面的农民，对他们———陈老师、毕老师的，格外尊敬，对我特别宽容，好得过分，可以说，我是惯大的。我本人并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做苦难的言说者，我是不配的。”

　　尽管不言说苦难，但时代政治依旧给他的童年打下深刻的烙印。自懂事起，毕飞宇就知道父亲本不姓毕，兴化的村庄也不是自己的故乡。“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世，这样一个人，在闲暇的时候，他的内心会复杂一点，他会有许许多多的猜想。没有故乡、没有姓氏，在有的人看来也许并不是特别巨大的事情，但如果他生性比较敏感，感受到这些东西跟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会构成诸多化学反应。”

　　尽管苏北兴化算不得毕飞宇真正的故乡，但他的写作却与这片土地永远难舍难离。正如评论家汪政所说：“从毕飞宇的往事中看到他许多作品的原型，虚构的生活与实体的生活在这儿得到了草蛇灰线的印证。故乡与童年是那么强大，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系在苏北的那块洼地上。”毕飞宇也承认：“我的许多作品，差不多只要和乡村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由头，或者找到答案。可以说，它是解读我的一把钥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想象无论多远，它都有它的出发点。”

　　记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是您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个少年在兴化村庄的生活、成长，尽管此前读您的小说，并不难看出这片土地给您留下的印记，但这部非虚构作品却是一次更为直接的表达，袒露的是过去，牵系的是现在。这是否是站在人生中年的一次必要的梳理？或者说背后有更深的意图？

　　毕飞宇：以我现在的年纪和状态，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梳理自己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外部的力量，我不会在2012年写作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的写作主要还是陈丰女士的敦促，她主编了一套丛书，目的就是描绘出中国六七十年代童年与少年的风貌，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时期的童年和少年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既然极不正常，那当然就有意义了。

　　写小说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要让自己的作品“有血有肉”，我想说的是，非虚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问题，非虚构本身就是血和肉，这样的写作经历我一点也不喜欢，一不小心就碰到哪儿了。

　　记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分章很有意思。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常会以时间、年龄顺序带动自己的叙述，但您却是以“衣食住行”、“玩过的东西”、“我和动物们”、“手艺人”、“大地”、“童年情境”、“几个人”等勾勒出一个少年的童年记忆。在我看来这是有意为之，您避免线性时间的叙述，而选取了少年生活里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毕飞宇：你说得对，这里头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得告诉自己，《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不是大人物的自传，更不是老干部的回忆录，说到根子上，它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必然有文学作品硬性的要求，它必须体现创作者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美学风貌。你所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必须保证这本书不是一本散文的合集，而是一本完整的书，虽然单篇是可以独立的。

　　记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非常好读，但这个“好读”并不仅与它收录在“我们小时候”书系面向少年读者相关，更多在于它的叙述。我的阅读体会是，您很注重自己的叙述，它生动、情感充沛、行云流水，更重要的是它的想象与理性思考兼具。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对这部非虚构长篇的叙述您是怎样考虑的？

　　毕飞宇：这本书的写作和别的写作确实有点区别，以往，我写作的时候是没有对象的，但是这本书有，那就是孩子，我知道会有许多孩子会阅读这本书，这让我更加慎重。你也许注意到了，在语言上，我尽可能简洁，甚至简单，带一点孩子气，但是在作品的背后，一个人物始终是在场的，那就是父亲。我希望这本书既有孩子的俏皮，同时又有父亲的可信。父亲总是理性的，他不能泛滥他的爱，他得节制，他必须通过语言建立起他的可信任感。如果孩子们看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之后愿意相信我，这本书就是成功的，如果他们不信，那么，这本书就是一堆屎。

　　我很在意一个人说话的语气，有些人说话是可信的，有些人说话却不可信，同样，到了书写的时候，有些语言是可信的，有些语言是不可信的，我喜爱可信的语言。可信的语言通常不会逞才使气，它的特征是“过脑子”。

　　记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谈及童年必然绕不开巨大的政治背景。“文革”一代童年、少年，他们的成长面貌、他们的生存样态、他们的心灵处境，需要作为一种记忆留存下来。您说这是编辑陈丰向您约稿时说服您的理由。我以为，您写下的不仅是自己的童年，更是一代人的童年，这是有意义的。您怎样看待记录“文革”童年的意义？

　　毕飞宇：这个说起来就要扯远了。我的家庭在当年被冲击得比较大，如果选择一个控诉者的身份，我想说，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其实都被毁了，这一点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会同意。但是，我永远也不会选择那样的身份，道理很简单，在所有的精神活动里，控诉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无力的。“文革”对我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每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都会付出世俗意义上的代价，但是，一旦我们放弃了独立思考，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历史性的和民族性的，这里头有巨大的区别。

　　记者：之前提到您在此书中的理性思考问题，这是处在当下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反思。当它投注到一个少年的身上，以他的眼睛来观看那个世界、那个时代必然有所不同。在一次采访中您也提到写作此书对您困难的地方在于“跟自己掰手腕”，怎样处理回想童年包含的情感、怎样展现“文革”，是否展示苦难，您最终选取的方法是“真实”，逻辑真实、叙述真实。能谈谈么？怎样以“真实”来解决这个难题？

　　毕飞宇：莱布尼茨早就说了，真实可以分为经验的真实和逻辑的真实，从哲学上说是这样的。但我终究不是研究哲学的，我是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家来说，情感反而是一个大事，可是，情感又是危险的，情感很强势，在真实面前，它容易带来遮蔽，这一点我在书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时候体会极深，如果我只是顾及情感，我想我会失去判断，所以我说，在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时候，我一直在和自己的情感掰手腕，我不能让情感控制住我，为什么呢？因为书写自己、尤其是书写自己的童年与少年特别容易动感情，如果你不能正视这个问题，《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极有可能成为一本滥情的书，读者都在为一个叫毕飞宇的家伙流泪，我不值得大家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潮湿的、肤浅的画面。

　　记者：在书中，“文革”时政治对人的异化，是重要的主题。从孩童到大人，都经历了这个异化的过程。反映在您父亲的身上就是被废弃，“文革”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害也在于此。

　　毕飞宇：是的，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在那个时期，我的父亲被批斗过，他可以面对，但是被废弃的感觉让他几乎发疯，一到夜晚，他空洞的双眼就会盯着星空，他就是行尸走肉，这是极为残酷的。

　　记者：“一没故乡，二没姓氏”，您这样定义自己的个人身份，但这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村庄的少年的生活记忆，您与土地、自然的联系，您与村庄各种人的关系，个人身份与此密不可分又难以完全弥合。这部非虚构作品也可以算作您对自己个人身份问题的一次梳理？

　　毕飞宇：其实不完全是，我说过，我没有梳理的打算，但是，我没有故乡和姓氏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它们对我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没有姓氏这件事。这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来，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不是哲学家，可我对“我从哪里来”想得一定比一般的人要多一些。其实，所谓的想，也不是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个事，我的意思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更敏感一些罢了。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强调“在场”，切中、深入我们的生活机理，我想，您的作品获得本届提名奖，也在于一个苏北少年对“文革”年代真切的在场。您怎样看待“在场主义散文”强调的“在场”？

　　毕飞宇：这个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在场主义”？我其实也说不好。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在场主义”就是渴望作家不要丧失与现实对接的能力，也不要丧失与历史对接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你选择做一个作家，你就必须和当下性与历史感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永远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