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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知识分子应该守望人性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22日10:18 来源:北京晨报 周怀宗
陈众议陈众议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堂吉诃德的长矛》、《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

  从文艺复兴时代作家们对于人性的反思,到今天越来越迎合市场、迎合人们的欲望的轻写作,这样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直以来,都有文学是否没落的争议,世界文学400多年来的变化,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着 整个世界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表示:“欲望的泛滥、个性无节制地张扬是否真的就是人类的盛世?现代性具有两面性,市场和资本亦如是。在今天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仍旧需要凝聚力。而这样的凝聚力,来自于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各个领域中的人们共同去守望,共同去付出更多的努力。”

  喜剧和悲剧

  喜剧往往针对当下中一些显著的现象加以讽刺和批评。而悲剧,则是表现那些人类文明中最庄严的、最崇高的东西是如何被毁灭的。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北京晨报:莎士比亚创作的喜剧更多于悲剧,为什么反而悲剧更加出名呢?

  陈众议:不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非常古老的体裁。某种意义上,悲剧甚至更加古老。莎士比亚一生的创作,多数都是喜剧,这和他是剧院老板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毕竟要适应市场和观众。但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传世的作品,恰恰悲剧更多。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喜剧的地位就不是特别高,这和它们所表现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喜剧往往针对当下中一些显著的现象加以讽刺和批评。而悲剧,则是表现那些人类文明中最庄严的、最崇高的东西是如何被毁灭的。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它对于人心的净化、对于时代潮流的悖反,都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乃至于对人性的膨胀也有着重要的震慑、威慑作用。不论是性格悲剧还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都是如此。

  人性的悲剧

  莎士比亚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到达高峰的时期……同时,也有作家开始注意到,虽然人类的精神逐渐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但并不意味着人性解放就必然带来盛世。恰恰是一旦人性失去所有的约束,就可能因此而膨胀,而自我膨胀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恶果,这一点在后来已经证明。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集大成者呢?

  陈众议:莎士比亚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到达高峰的时期。这个时期,人性得到更加彻底的解放。同时,也有作家开始注意到,虽然人类的精神逐渐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但并不意味着人性解放就必然带来盛世。恰恰是一旦人性失去所有的约束,就可能因此而膨胀,而自我膨胀可能就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恶果,这一点在后来已经证明。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其实有很多对于人性本身的反思?

  陈众议:是的。文艺复兴时代很多作品中都反映出作家们的思考,莎士比亚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哈姆雷特》,很多评论家认为,哈姆雷特本身的优柔寡断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莎士比亚创作这样一个人物和一部作品,其实也是有针对性的,警示人们对于人性、对于自我不可太过放纵,特别是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哈姆雷特的多疑、他不断地对自己的怀疑,是有非常合理的存在价值的。再如《威尼斯商人》对于金钱的批评等。这些悲剧所揭示的东西至今仍有价值,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冲击之下,价值观混乱,很多人盲从孔方兄,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莎士比亚的批判仍旧是暮鼓晨钟,这也正是莎士比亚悲剧的魅力所在。

  文学正在变成工业

  在今天来看,不论是村上春树,还是郭敬明,其实都是轻阅读的代表者。这样的趋势非独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文学受到资本的影响,正在从对人类负责,转向自我表现。

  北京晨报:纳博科夫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作家,从莎士比亚到纳博科夫的时代,文学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众议:从文艺复兴至今,有一个总体的趋势,就是文学越来越轻。这和消费主义、资本运作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资本和消费主义要把文学变成商品,就必须要轻。太过沉重、太多深沉的文学必然无法获得资本的青睐,因为它所需要的沉淀太深厚了,一个人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写一本书,怎么可能迅速地获得经济利益呢?在今天来看,不论是村上春树,还是郭敬明,其实都是轻阅读的代表者。这样的趋势非独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文学受到资本的影响,正在从对人类负责,转向自我表现。那种厚重的、十几年写一部民族史诗的、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忍不拔地、有担当的作家越来越少。

  北京晨报:您认为纳博科夫也是轻文学的代表人物吗?

  陈众议:是的。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正是典型的轻文学。他不像马尔克斯,也不像卡夫卡那样有强烈的人文责任感,要写一部人类的圣经。他代表的潮流恰恰是轻文学、轻阅读,很多时候还会迎合市场、迎合人们的欲望。

  个人主义的时代

  纳博科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但是他和卡夫卡、马尔克斯不同,他们的作品都对时代潮流和现代性有非常强烈的抵抗。纳博科夫的作品确实也有对现代性的抵抗,但并不明显。

  北京晨报:《洛丽塔》出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批评者认为纳博科夫对于现代性也有很好的反思和对抗,为什么还说他是轻阅读的代笔呢?

  陈众议:纳博科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但是他和卡夫卡、马尔克斯不同,他们的作品都对时代潮流和现代性有非常强烈的抵抗。纳博科夫的作品确实也有对现代性的抵抗,但并不明显。比如《洛丽塔》,这是一部和西方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运动相关的作品,那个时代的作品特征,就如脱光下半身,在街上裸奔一样。此外,纳博科夫的一些学术著作也是如此,包括其中一些对苏联抨击很犀利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他对西方当时思想潮流的拥护。

  北京晨报:有人认为纳博科夫和马尔克斯都是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很深的作家,在您看来二者还是不同的?

  陈众议:要说影响中国当代作家,纳博科夫比不上马尔克斯、卡夫卡,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对传统充满怀念、拥抱人类精神的作家。他恰恰是个性张扬的代表,也是时代潮流的代表。

  正在减少的影响力

  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想除了研究者会去认真读之外,年轻人读的可能已经很少了,郭敬明应该是不读莎士比亚的吧。纳博科夫也一样,他那种下半身式的写作,早就被美女作家所超越了。因此,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内容上,他们在今天的影响,都已经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北京晨报:莎士比亚和纳博科夫,他们代表着文学不同的方向,那他们对于今天的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陈众议:在今天,我想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纳博科夫,他们的影响力都在不断地降低。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想除了研究者会去认真读之外,年轻人读的可能已经很少了,郭敬明应该是不读莎士比亚的吧。纳博科夫也一样,他那种下半身式的写作,早就被美女作家所超越了。因此,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内容上,他们在今天的影响,都已经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今天的文学是什么样的呢?

  陈众议:当今时代,文学产业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我想这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问题。

  人性需要守望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所有有良知的人、知识分子、作家等各个领域中人们去共同守望、共同付出更多的努力。

  北京晨报:如何应对这样的现象呢?

  陈众议: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人性的解放当然很好,但是没有束缚的人性同样也会导致恶果。今天看似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判断,但这种多元是一种资本推动下的多元,其实是伪多元,因为它只对资本有利。我想,在今天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还玩不起这样的游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所有有良知的人、知识分子、作家等各个领域中人们去共同守望、共同付出更多的努力。

  北京晨报:如何应对文学市场化的问题呢?

  陈众议:市场并非不好,资本也并非不好,我们也不会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资本。但是市场并非就是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混乱,资本占领和支配一切的时代,人性的撕裂、自我的膨胀、欲望的泛滥,消费主义的盛行等,都需要善意的反思和批评,有时候甚至要凉水浇背、要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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