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仁”与“义”是我诗歌的一对担子

　　原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1972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爱荷华大学、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现居金门。

　　郑愁予童年适逢抗战，随军人父亲转战迁徙于大江南北，16岁随父母迁台。郑愁予14岁开始写诗，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诗作分别被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郑愁予笔名出自屈原的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以及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 深圳特区报驻台记者 叶红梅 文/图

　　电话那头，是一口在台湾难得听到的标准京片子，中气十足地说出一个咖啡馆的名字，然后细致清晰地告诉我这个“外地人”如何搭乘捷运抵达。4小时后，81岁的郑愁予腰杆笔直背着背包如约出现在新北市永和区一家转角咖啡馆，坐下啜着阿萨姆红茶，打开背包里的平板电脑，一个多甲子的诗坛往事也随之打开，关于代表作《错误》“达达的马蹄”背后故事，行走诗坛的“仁义”情怀，还有他作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诗学研究心得，在农历春三月台北的东风里，轻轻飞起。

　　《错误》是西方技巧“横的移植”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和郑愁予谈诗，不太可能绕开这首先后在两岸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错误》，有论者认为这是现代抒情诗的绝唱。台湾诗人杨牧评论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绝对的现代。”《错误》是最好的范例之一。可在作者看来，这首于1954年、他21岁时写下的诗，在他跨越60多年的创作中，不是最重要的，但技巧颇有可说道之处，是属于向西方现代派学习的“横的移植”，诗中的时空、人物以及戏剧感的结尾，都是西方常用的文学元素。

　　很多人把这首诗当作情诗理解，郑愁予则解析为闺怨诗，是战争诗的别裁，叙写因战争造成妇人与丈夫的别离。郑愁予出身于军人世家，为郑成功第十五世孙，祖父是清代世袭的官吏，父亲郑晓岚为国民党将官。郑愁予4岁那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随父亲征战、迁徙于大江南北。这段经历，时常反映在他日后的诗作里。“达达的马蹄”即来自童年经历离乱的记忆：“有一次，母亲和我走过一个小镇，忽然听到背后传来轰轰声响，慌忙回头时，马匹已拉着炮车飞奔掠过，这印象一直潜存在我的意识里，后来写《错误》这首诗时，这个意象自然而然就浮现在脑海中。”

　　最重要的两首诗关乎“仁”与“义”

　　说起“横的移植”，自然要提到郑愁予投身其中的“现代派”诗群。1956年1月15日，以台湾现代诗开山鼻祖纪弦(1913-2013)为发起人，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泠、小英、季红、林亨泰等一同组建“现代派”及现代诗社，加盟者160多人。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为主旨，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分别是“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知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纯粹性；爱国。”

　　纪弦是和徐迟、戴望舒共同创办《新诗》月刊的诗坛前辈，长郑愁予20岁，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郑愁予才19岁。此前纪弦读过他的诗，颇为激赏，以为是个老先生，看他顶着个学生军训的光头出现，不免吃惊：“郑愁予，你还是个中学生？”而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纪弦一直以“愁予兄……弟纪弦”落笔。多年后忆这位亦师亦友前辈的谦逊和厚爱，郑愁予感慨不已。

　　郑愁予表示，纪弦所提出的现代诗六大信条，对他影响深远。但在当时，纪弦主张“横的移植”引来很多批评：“很多人说他忘本，还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是横向的移植，给他带上政治的红帽子。中国诗两千多年，内容说的是人的状况，这个不会变，但形式上一定要改变。引入白话、西方翻译的文字及其他文化中的元素。”

　　2013年7月22日，101岁高龄的纪弦在美国辞世。郑愁予写下长诗《我穿花衫送你行，天国破晓了》追忆纪弦对诗坛的贡献，为他曾受的不公正批评和压制鸣不平。郑愁予说，以诗倡义，这是他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首。

　　另一首重要作品，则是表达“以诗行仁”的《衣钵》，是196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百年而作的长诗。“‘仁’与‘义’形成我诗歌的一对担子。”郑愁予如是说。

　　坐在咖啡馆中，郑愁予忧怀天下的心溢于言表，他认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都是诗歌可以传达的。“传世的诗作，甚少是书斋型的，因为诗是用活泼语言和普世艺术观表达人类状况的‘美和善’。少年时，不知风花雪月表露时间之消逝便是‘存愁’之由来，而这个‘愁’字是抒情诗之胆，不能不吟咏。随岁月渐长了，人类的状况已融入诗人更深的知性中，从个人到民族到人类，‘忧’之念乃生，继而‘悲’之怀乃至，这样就进入‘善’的境界，自然凌驾在‘愁’与‘怨’的美学之上，那么就是从‘游世’到‘济世’了。美是艺术的手段，善是艺术的目的，因之这济世也就是‘仁’了。”

　　“我的底色是人道主义”

　　因为传诵一甲子的《错误》，郑愁予常常被当作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郑愁予说，这是个“美丽的错误”。现代诗派其中一项主张，正是反浪漫主义，排斥情绪之告白而强调知性。郑愁予强调，他诗歌的底色是人道主义。

　　郑愁予曾经这样忆述自己在1947年14岁时写下第一首诗的心路：“在抗战中度过的幼年，我生活在孤独里，接触到的兵荒马乱，遭遇到中国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读了一些旧俄时代诗人像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里的强烈人道主义实在感动了我，感时而忧国，我开始写作，就是把我童年所看、所记的事情写下来。有一次学校到门头沟去旅行，我看到了矿工们的生活，回来自然而然写了一首关于矿工的诗，这是我的第一首诗创作。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被当时北大的老师特别吟读过，那句诗说，矿工一生下来，上帝就在他的手上画了十字。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意思，可是老师解释说，十字架是一个牺牲自己而服务人类的象征。另一方面，十字架又是十字镐的象征，矿工生下来握着十字镐挖煤，为人类取暖。这反而使我进一步的憬悟，诗里面有两层意义，并不只是用一些美丽的字句使之有一个庄严的外表，而更要有其内涵。”办壁报，参加北大的暑期文学营，郑愁予在当时活跃的学生社团活动中接受了人道主义启蒙和新文学洗礼，写下不少以底层弱势人群为题材的诗作。

　　1949年，16岁的郑愁予随父母渡海来台后，曾加入一些思想偏左的文艺社团。这些左倾社团受到调查，在当时肃杀的气氛中，郑愁予被迫烧掉了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和存稿，并一度搁下诗笔。直到两年后，难耐苦闷又重拾诗笔，发表来台后第一首诗《老水手》，仍是着眼于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写出诗人对生命的流逝感和无常观的体悟。

　　1968年，已经颇有诗名的郑愁予受邀赴美，在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做研究，1972年获艺术硕士学位。其间恰逢1970年保钓运动风云际会，郑愁予当选爱荷华大学保钓委员会主席，因此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护照被取消，赴美签证也快到期，而妻儿已来美团聚，一家人的生活眼看就要面临窘境。他这才发现，当初在台湾“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有位台湾籍的官员是他的“诗迷”，觉得他应该在美国多留一段时间吸取更多西方文化，擅自把两年期的访问学人签证，改成可以停留五年的交换学生签证；这意外解决了郑愁予的危机，让他在护照被取消后，还能留在美国。

　　既然一时半会回不了台湾，就留在爱荷华潜心读书。郑愁予注意到，“西方人说诗表现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human condition——人类的精神，人类的生活状况。”这也一直是郑愁予书写的主线。内容还需与好的形式技艺配合，郑愁予研究中西方诗歌的特色，发现节奏和韵律形成的诗歌音乐性之神奇美妙，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也越来越重视音律之美。

　　郑愁予赴美后，在诗作上最大的改变，就是语言的“节奏感”，由年轻时的快节奏改为较舒缓，主要是希望和现实的紧张生活作一调和对比。他说：“如果语言越来越急，那么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急，便会造成一种很紧张和不愉快的感觉，因此要放松下来。”

　　定居金门，是文化的“归人”

　　郑愁予客居美国长达37年，先后任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及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诗词。他经常说自己没有故乡，但“懂得文明，忠于文明”，不管居于何处，都不减关怀社会，关怀别人之心。他也常说，他的故乡就在他的背包里，背包里有他自己的诗，有他喜欢的诗人的诗，诗，就是他的精神原乡。

　　十年前，郑愁予背着背包到了金门，这里曾是他的先祖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的基地。也是他曾多次吟咏并留下青春热血记忆的地方。但这一次，适逢郑成功诞辰，时任金门县长得知他是郑成功的裔孙，邀请他一起主持祭祀。他骑着高头大马，穿行在金门古旧的街道中，由县长亲自牵引着，到延平郡王祠祭拜英雄的先祖。当地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让他爱上了金门，在地方官员及金门县郑氏宗亲会的邀请促成下，郑愁予及夫人余梅芳，把户籍迁到金门县金城镇北门郑北海祖宅，并获颁荣誉县民证，时为2005年6月24日。

　　郑愁予告诉记者，当时回到金门落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容忍当时台湾当局企图“去中国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去的。”郑愁予回到金门，担任金门大学讲座教授、驻校诗人，不时往返台岛、大陆及香港，为青年学子开讲座，普及诗学教育。他会用新潮词语贴近年轻人，比如：“唐诗就是当时的手机短信。”

　　郑愁予告诉记者，此次从金门来台北小住，是为了做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他年轻时热爱田径和登山运动，今年虽已81岁高龄，仍然腿脚利索，思维敏捷。他计划着，哪天不写诗了，就回头去修改自己的作品，像他喜爱的叶芝那样。虽然有人认为发表了、出集子了的诗不应该改，否则就对不起看过并记住的读者。不过，郑愁予认为，真正负责任的诗人，可以修改自己的诗，“如果美的成分不明显，意义有一点晦涩，包括节奏不对，是可以改的。叶芝改诗，常常就是改节奏。”

　　“我写的东西很多人不能理解，理解需要有一定的哲思，”郑愁予翻着手中的诗集，说，“或许，我可以通过注解，让它变得明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