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眉：有必要进行这次写作吗

　　战时的英国，为了节省能源，在火车站设置了一个宣传牌：“你有必要做这一次旅行吗？”

　　每次写作，我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这次写作吗？”

　　我是一个对远方的水声、风声极尽想象，但对市声毫不察觉的人。只写远处的历史、深处的文化，而没有切入时代的肌理和身边的人物。在接触到航空报国英雄罗阳之前，我全神贯注地通读那些里程碑式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品大系，来反观中国的自然生态、中国的自然文学，窃以为那是我们能够前瞻未来的基点。因为在这个因物欲泛滥而处处结茧变硬的世界体系中，套用网络用语，“弱弱地问一句”：该如何用一己的赤诚，去应对弥漫的声色与虚无？直至遇到罗阳。我以为，以罗阳这样与我们一起活过的当代人物为棱镜，照见守职、照见敬业，他的精神将重新成为搭载我们精神世界的方舟。

　　写作罗阳正值我的个人生活面临危机：我需要克服虚无，超出自然视野，重回现实世界。而面对现实写作有一个好处：仿佛照镜子，在面对尖锐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时，能够感受到思想被发动的过程。

　　写作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人的思想触角保持锋利，不至于看惯了黑暗，就融化于黑暗，见惯了丑恶，就沉沦于丑恶。如果你生来注定是一只夜莺，歌唱就是一种命运。这歌唱出自天职。

　　这次写作，准备工作浩大，力图以空间与时间、永恒与无限为坐标，以群雕的历史脉络，表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髓质，再把这些细节落实在大量的日常上来，寻得一种新的、未被污染的语言，去接近一个干净的名字，叙述他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

　　写一个长篇，面对的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久远的历史、切近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展望。就好像为一条大河寻找源头，沿着那几滴水顺流而下，看它如何幻化成激流，怒吼着过低谷，沉默着过深谭，标记下它的每个河汊，丈量它的每条支流，再气喘吁吁地追上它入海的步伐……

　　越往深里看，愈是看到我们的问题与现状。那些“西潮”、“转折”、“拐点”、“瓶颈”，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农耕国家的科技起源，是我们现代身份的一个开端。我不能再唠叨一遍泱泱中国、文明先河之类小学课本上的说教，但必须重温一次长长的、从甲午海战到走向深蓝的“中国历程”。

　　我把罗阳定位为一个科技报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为支点，上溯源头，去检索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脉络。这种梳理从古代的“士”就已经开始，这个群体的价值核心、哲学基础、人格基点、文化密码，是怎样一脉相传地抵达了今天的钱学森、郭永怀、罗阳们？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天然地具有着永不中断的情怀，永远地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矢志于救国、报国、爱国？检视近200年来中国科技史，许多升天入地、石破惊天的科技事件，都是前人作出的铺垫。

　　在梳理中国科技与军工历程时，我在这个难题上前后失据，左右张望：为什么中国科技的接力棒到了罗阳们的手中时，得追，得赶，得跳起来够，得以命相搏，得长年累月地以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

　　——这，得从中西科技的差距开始说起，四大发明的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科技，那个岔路口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岔路口？在那个岔路口上竖着的“李约瑟之问”，答案是什么？

　　要答案的过程，须走过痛楚、走过悲悯、走过两难、走过茫然与质疑……

　　一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掌握了多少具体知识，而是取决于运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你对笔下人物的爱付出了多少……

　　我一遍遍梳理，既梳理资料、梳理脉络，也梳理情绪、梳理观点，以及理论。至今，我的一些难题仍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就在这样缓慢的推进中，慢慢写下的这些文字，一点点变得顺畅起来。

　　谷川俊太郎说：我从17岁开始写诗，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时至今天，我仍然每每要为写下诗的第一行而束手无策。我常常不知道诗歌该如何开始，于是就什么也不去思考地让自己空空如也，然后直愣愣地静候缪斯的驾临。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散步的时候，在心里写，睡眠的时候，在梦里写，坐车的时候，在流动的风景中写，看新闻的时候，在上钩下联地写……我希望写了罗阳，就写了所有的不朽。

　　为什么？

　　回答是：我们爱罗阳。

　　为什么爱罗阳？套用一下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的话：我们之所以爱苏东坡，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苦——而我们之所以爱罗阳，是因为，他干了太多的活儿。

　　那么累，他没睡过几个好觉，那么忙，他没吃过几顿安生饭，穿着蓝色工装，在荆棘丛中，走着一条筚路蓝缕的朝圣之路；我们爱他，因为他纯洁，因为他尽职尽责，因为他减掉了一切别人看来唾手可得的享乐，义无反顾，在生活中简单地穿行；我们爱他，因为他像一个多棱镜，对于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引爆平庸的作用。他的生平，只是支撑起故事的外衣和框架，深入他的命运他的使命，我们才听到了他心灵的召唤和精神的交响。

　　在梳理知识分子历史的时候，我把自己也放进去，和他一起，面对压力时自我排解，面对难题时愁肠百结，面对逼近的交付日期时心急火燎……以他的肉体承担他的灵魂，以他的灵魂承担他的负重——像是以他的角度重新活了一次。

　　我以为的文学，是以敏锐的心灵，努力理解他人，他人的世界、他人的民族、他人的时代、他人的职责的一种努力。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文学本就应该从人类的暗部深入进去，结果发现了光明的一面。

　　罗阳们的历史观具有中国儒家传统底色。我们可以把科技知识分子的历史，当作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前言来读。他们比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力地展现了实干兴邦的当代中国精神。是他们，把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同现代发展的生存，紧紧地扣在一起，把“强国”和“富民”，变成了可以和“科技知识分子”互换通用的词汇。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大师，大都有着躲避日本轰炸机的记忆。这个群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急忙忙地赶赴国命，把个体的命运变成了时代的使命；而罗阳作为新一代航空人，上世纪60年代的出生、70年代的成长、80年代的热情、90年代的改革，对他的生平及往事的追忆，由此也给我带来了的困惑和忧伤。他出生的时代，他在企业改革中的两难，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作为中航工业沈飞的负责人，为国家之振兴、企业之发展鞠躬尽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都奉献给为之奋斗的事业，又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为了让新型战机翱翔于蓝天，为了让舰载机驰骋于大海，他劳心劳力，在实现了两大重点型号相继成功首飞后，就立即赶赴珠海航展为新型战机呐喊，紧接着又转战“辽宁舰”，为舰载机助力，没有一刻休息。他用全部的精力带领着沈飞集团冲上了事业的巅峰，诠释了“航空报国”的真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一部新的作品，就要延续古老的传说、延续新的梦想、延续不朽。作家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记录者，不该在某个时代潮流中被困住，现在，漂流瓶到了你的手上，打开它。

　　就像萧伯纳说的，“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好”。

　　而我们的写作至少应该可以见证：罗阳走的时候，比他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更美好。

　　那些生来就为改变世界，死的时候又确实改变了世界的人，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凭借与参照吗？整个太平洋的潮流在朝着文明的方向涌动着，而文学需要这样关于人类进步的故事。

　　这，或许便是当下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