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歌之忆：抗日歌曲经典

　　一位爱唱歌的朋友，赠我一本《抗日战争歌曲集》。对今天的歌迷追星族，这种书与《帛书老子》无异，与他们远离十万八千里；但对于我和这位赠书朋友，它却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那座宝窟，只要一声“芝麻开门”，就会涌出耀眼的珍珠钻石。抗战时期我是一个内地小城的顽童，没有亲历过战争，只饱听了抗日歌曲。在童年的记忆中，抗日战争与抗日歌声交织一起，甚至就是一回事。当时这些救亡歌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鼓荡起一片同仇敌忾的氛围，是正义战争的有力助手。

　　第一次受歌声震撼，是进入黔中附小一年级，在师生同乐会上，一个女生独唱《松花江上》。她是随家长逃难来的外省人，也就是三四年级的年龄吧。开始唱得很动听，随即喉咙哽咽，后来就号啕大哭起来，牵动了许多师生，全场一片哭声。黔江中学师生员工很多是下江难民。

　　这支《松花江上》，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称为《流亡三部曲》之一。据说第二首因思想意识不正确，作者张寒晖为此在延安受批判。我还记得它的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何时，逃亡到何方？我们的国土已整个在沦丧，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说甚么你的我的，说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最后几句因有阶级调和的错误而受到批判。现在看，似乎也并未违背统战抗日的精神。文艺作品容易遭祸，自古以然。但我最喜欢的歌是《救国军歌》：“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至今哼唱还不禁动容。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英雄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会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解恨得很！

　　一群军衣军帽的职业歌手进入石城，把零散的抗日歌曲汇成了一条河，河不大，却是活泼泼地汹涌流动。这是由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隶属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来后借住于县女中。我大姐明端是女中学生，本来就喜欢唱歌演戏，立即成了剧宣四队的追星族，很快成了那些文艺兵的朋友。她不断唱新歌，我也就听会了。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随着姐姐们到牛场坝豫章中学去听音乐会。舞台是就着旗台搭的，演员站在煤气灯照亮的小台上，观众站在月光下的操场里。我们到得晚，站得远，我又矮，只能从晃来晃去的背影缝隙中向台上瞄一眼。歌却是听得很清晰。有一个男声唱《太行山的太阳》，特别叫我感动。后来又在别的场合听他唱过一次，就记住了，多年后才知道就是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的曲谱，但填了新词：“遥远的北方，本是我的故乡：小小的村庄，在黄河岸旁。三间破茅房，四面围着土墙。我母亲在那远方，长相望。流水的时光，流浪在他乡，流浪在他乡。怎不惆怅！何日能见我母亲，和太行山的太阳！”那天音乐会结束后，我们踏着如水的月光回城，我心里一直流动着这支陌生而又无比亲切的歌。此情此景，宛在眼前。至今我哼唱这支歌，还是用这个词。用现成歌曲配新词，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取其便于及时面世和流传。

　　四队的歌咏演出，大都选择各类广场。演出过《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带简单表演)，配上各种短小的歌曲。像舒模自己的《大家唱》，在石城很流行，到处听得见小孩们唱着，“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她来，我们大家一齐来，来唱歌，来唱歌。一个人唱歌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舒模总是当指挥。但有一次在女中操场坝上，他和另一个男演员表演了一首《亲家对唱》，非常有趣。俩亲家碰上了，这位问：“亲家你打从哪垯里来？”那位说：“乡公所里开会来。”这位又问：“开会商议的什么事？”那位说：“三言两语讲不明白。”这位见怪了：“讲不明白也要讲，耐心的解释才应该！”那位连忙辩白：“亲家你讲的哪里话呀，只因为问题太复杂。”于是讲了开会处理的几件事，一件是“狗娃子，不成材，又偷了张家的葫芦柴”。那位问：“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这位答：“罚他给砍树去割麦。”又一件是“二胡子，脾气大，打了他婆姨两巴掌，婆姨到政府告了他”。“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批评二胡子不应该。说得两口子同了意，手牵手儿就回了家。”以下的词没记住，大抵是双方谈得满意，友好作别。两人还化了装，作北方庄稼汉模样。这支歌我后来再也没听到过。当时只觉得这个“政府”很可爱，鸡毛蒜皮的事也管，还管得这么通情达理。多年后哼唱，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解放区歌曲吗，除了边区政府，哪里还有这样的“乡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