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的壮举

　　中 国国家话剧院的力作《伏生》近日再度上演。该剧讲述了秦时大儒伏生面对“焚书”，忍辱负重，保存并传承儒家典籍的故事。该剧并没有枯燥地展示伏生所处时代 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全景，而是将视角转向伏生这个人物个体，将伏生与李斯斗智斗勇的角力和伏生在生命与典籍、情感与文化之间的自我抉择作为贯穿全剧的两条线 索。

　　《史记·儒林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 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历史上对伏生的描绘基本就是这寥寥数言，然而话剧《伏生》却在舞台上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隐忍坚毅、身怀大义的士子形象。

　　伏 生身为秦时参与政议、辅助决策的博士官，却终日酒不离手，沉浸在对竹简的追逐中，一个本该积极入世的儒者，却不拘泥于小节、不拘泥于世俗、不拘泥于礼教， 兼容并包，独行寰宇，孤傲不羁。就是这样一个人，经常忘记皇帝的召见，饱受朝廷诸臣的非难，当然，这其中更有他的对手——丞相李斯的仇视。

　　剧 中的李斯，处心积虑，气量狭隘，与伏生处处为敌。在其煽动之下，秦始皇颁布《挟书律》，下令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 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为了儒学传承，在李斯登门焚书之时，伏生 已闭关数日，将《尚书》悉数背下，将它印入脑海中、融入血液里。经历此一劫难，尽管典籍被焚毁，但它却又以另一种形式得以继续保存，只需待儒学重光，加以 整理便可永续流传。

　　然而，该剧最尖锐的戏剧冲突就在于此。当伏生将生命同典籍合而为一、凝于一体时，他的人生遭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困境中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为了保存儒家典籍，伏生牺牲了儿子子勃，妻子闽姜也撞墙自尽，女儿羲娥伤心离弃，一干儒生对他唾弃诅咒……

　　除 了脑海里的经籍，千夫所指的伏生，此时已经一无所有了。倏忽间，内心挣扎的伏生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吃进肚子里的诗书变成儿子被杀、妻子自尽、家庭隳圮 的绞索，而他的坚持则是勒紧绞索的双手。形单影只、孑然一身的儒者不确定自己的坚持是否值得，他想过自杀，“活着，是多么的艰苦；而死，是多么的愉悦！” 然而，他拷问生命的价值，追问灵魂的意义：“我死了，思想就停止了。”为了这份文化担当，伏生只能默默开启孤独的征程，他卑微地活着，痛苦地活着，疯癫地 活着，匍匐佝偻地活着，忍辱偷生，等待着某一天他用肉体所承载和拯救的文化能够昂首阔步地重见天日，他等待着这一天的救赎。值得注意的是，剧中伏生在与李 斯最后的对峙中，因“伏”制胜，他倾注全身心的情感，大段大段地背诵《尚书》，一吐为快，释放了多年积郁的压抑和悲伤，掀起了全剧的高潮。

　　史 载，汉定之时，刘邦对儒学和儒生给予了重视。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恢复了儒家经书的合法地位。汉文帝时，征用儒学人才，诏颁天下，在全国寻求能治 《尚书》者。自“焚书坑儒”后，又加之楚汉间战乱纷争，几十年来，儒家经典丧失殆尽，传授者更稀。伏生成为仅存的可授《尚书》之人。文帝听闻，下令召伏生 进京传业。可伏生已年逾九十，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于是，文帝便诏太常使掌故晁错赴济南郡受业。伏生口授《尚书》，伏生之女羲娥代为翻译转述，晁错用当时通 用的隶书笔录，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今文尚书》，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政治文化典籍。“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能晓其义。”这是后人对 伏生的评价，并尊称其为“《尚书》再造”。伏生死后亦备受尊崇，被追封为乘氏伯，建祠祭祀。

　　剧中，伏生虽是儒学 的信徒，但又是一个主张兼收并蓄的学者。正如他对饮食的态度，“其他美酒……少了哪一种，我可都舍不得啊”“偏食、挑食、贪食、厌食，均有害身骨”“治国 当如酿酒，应许百家争鸣”。然而，当垂暮的伏生听闻汉朝将要独尊儒术，他再度陷入困惑，“今后倘若只有一种酒喝，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他发出人生最 后的一声慨叹：“儒家、法家、兵家、墨家，无非学问也。若今日独尊儒术而废百家之言，岂知来日又是谁家之天下？天下学问，不因一时一势而存，乃千秋万代之 需。若无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只怕终归是一潭死水，最终，今日盛世之儒家也将会在悠悠岁月中因僵化而窒息啊！”

　　伏 生，终究是个悲剧人物。戏如人生，伏生是这部戏的主角，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配角。他太文弱，终究拗不过焚书坑儒的时代惨剧，无力保全妻子；他太单薄，终 究拗不过独尊儒术的顶层设计，独留悲怆长叹。然而，无论怎样，伏生用个体生命擎起了文化承续，实则是可歌可泣的壮举。

　　通 观全剧，《伏生》的舞台设计与表演包括极具象征意味的道(面)具、歌队“功能性演员”的精彩运用、戏曲和音乐元素的融入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另外，在李斯 与伏生、隐兮与羲娥的对手戏里，也不乏风趣幽默的演绎技巧，亦庄亦谐，令人捧腹。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从史实的角度出发，《伏生》还是有些值得讨论的地 方。例如，伏生对儒道的态度、秦初尚无葡萄酒、焚书时《尚书》可以收藏在伏生家中、伏生为避战乱将《尚书》藏于屋壁中、坑儒的起因、伏生终年时尚未“独尊 儒术”等问题，这就涉及历史舞台剧和史实之间的关系这一值得专门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对于历史记载的不详之处，为凸显人物和情节，允许合 理的想象甚至夸张；对于明显的乖谬之处，则应摒弃，倘若为了创作需要，必须采用，建议也应将历史真实或虚构之处以某种方式做出明确说明，向观众做个交代。

　　白璧微瑕，我们回望历史，观照现实，《伏生》中有关文化价值的追寻、有关传统知识分子历劫不磨的精神、有关对文化和而不同的理解等等，都有很多可资取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