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周立民：有“人情味”的萧乾

1994年4月，周立民与萧乾、文洁若夫妇(左一、左二)、张兆和(右一)摄于北京

萧乾寄送本文作者周立民的《文学回忆录》。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萧乾全集》第7卷收录了萧乾先生1995年1月30日给我的一封信，可能是编者从我怀念萧乾先生的文章中录出的。其实，我手中还有两三封未刊的萧老书信，内容都是与我当时要做的毕业论文“报纸的文学副刊研究”有关。

　　春阳暖人，绿草已经报告春天的消息，不像前些日子冻得缩手缩脚，理书都得戴手套，我便乘兴找出了萧老给我的另外两封信，都是写于1995年———转过年，我大学就要毕业，当时甚至有写一部文学副刊史的想法。在这之前，我所了解的副刊，大多与鲁迅有关系，如《晨报副镌》、《申报·自由谈》之类的。接触到《大公报·文艺》觉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再加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每一位作者都文笔潇洒、个性鲜明，不禁甚受吸引。由于知识储备不足，问题多多，于是，当年的编者萧乾先生便成了最为难得的请教者了。

　　他的复信都是回答我的具体问题：

立民同志：

　　谢谢来示。敬复如下：

　　(1)我见过何心冷一两面，是位老式文人。所以他编的《小公园》多娱乐性文字，不涉及文艺。

　　(2)我1926年在北新学徒时，即常给周作人送校样或稿酬(详见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回忆录]及《文学回忆录》)。1935年编大公《文艺》时，与他通过信。他的稿子有时直寄我，有时通过沈先生转。

　　(3)李威深为我的投稿者之一。(我当时尽量采无名的新作家稿)，无个人往来。

　　(4)大公《文艺》未出过影印本。最近傅光明(住北京100009景山西街陟山门五号)已找到出版社拟印一本“选集”。他在现代文学馆当研究员，手里有全本。你如作了“索引”，何不附在他书后？他正在编。

　　(5)文学回忆录可送你一册，另寄。

　　我确实很忙(正为明年的《收获》写专栏)。但你此信我有责任即复。

　　希望你有一天把研究成果成书出版。此颂

　　　　　　　　　　　文祺

萧乾
95.10.1.

立民同志：

　　示悉钱收，其实可不必。

　　(1)手头没有《大公》，而且我已记不清了。

　　(2)那时我经常与你提的作家有联系。稿有时是约的，有时他们交来的(不能算投)。

　　(3)关于“文艺新闻”，我有过一段说明，主旨是推动文艺运动，不宣传个人。

　　(4)《大公报小说选》的序忘记是我还是沈或林写的了。

　　我很感谢你花时间研究这个副刊。请与：100009北京景山西街陟山门五号傅光明联系(电话4041236)，因为(1)他当了我多年助手(2)已编出大公报文艺选集，不久即出(3)对那刊物做过研究。

　　我也希望有一天你把你的研究成果及早公布出来——— 例如《新文学史料》。

　　可惜我太老了(86)，记性差了。但我愿尽绵力。

　　望与光明联系。

　　　　　　　　　　　　祝好！

萧乾
95.10.26

　　当年向萧老请教哪些具体问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但是他那张笑眯眯的面孔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却仍然印象深刻。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热情鼓励，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提示研究线索，一再表明“我愿尽绵力”，“我有责任即复”，真让一个学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还给我寄过书，除了信上写的他的《文学回忆录》之外，记得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的他的《人生采访》。信中，他一再鼓励我，及早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1996年春天，我去他的寓所拜访他时，他还说你写这本书吧，写完了我愿意给你写序……对比一下如今的文坛大佬们，自抬身价、摆足了权贵的架势，萧老却不惜降低身分主动提出要为一个学生写序，其境界难道不是高下立判？

　　信里面提到的“文艺新闻”是《大公报·文艺》中的一个栏目，虽然字数不多，如短讯般报道各地的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情况，但较引起我的注意，它具体、形象，比起文学史抽象的概括更能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五四新文学在各地的发展和影响。萧乾后来在回忆录中也重申了他办这个栏目的初衷：“当时报刊上常登些‘文坛消息’，谈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琐事，其中也不乏捏造的谣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声明，这一栏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报道与文艺有关的活动。今天，倘若有人关心(上世纪)三十年代各地文艺界的动态，诸如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刊以及文艺团体的情况，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的这一栏。”(《萧乾文学回忆录》第74页，华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我认为萧乾的最后一句话并非虚言，与其编写那么多重复来重复去的文学史，还真不如搜集一点这样的资料重印，包括《现代》杂志卷尾的“编辑室日志”，都是最“现场”的文学史资料。

　　我当时在北方的一个城市读书，从客观条件上讲，并不具备研究这样的题目的条件。主要是该市图书馆原始文献藏量极其可怜，不仅好多原刊见不到，就是影印本也并不全。像《大公报·文艺》，我看的就是影印本，是在市图书馆，还是手查的卡片目录，但是库存有多少，图书管理员似乎永远向我保密，每次只能调用影印本的两卷，我按照时间顺序调阅，但常常她一不高兴就说：你要的那个没有！鬼知道她到底是找了还是没找，是认真的还是敷衍我。到《申报》时，这里没有了，我得换到另外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去看。忘了是经老师介绍，还是哪个熟人帮忙了，反正，那时候图书馆都类似保密机构，尤其是像我这样外校学生去看资料，都不是通过正规的手续，而托了人情去的，所以每次图书管理员把我带到空无一人、十分阴冷的书库中时，我要么感觉鬼鬼祟祟的像贼，要么像低三下四的孙子。时间有限，打开报纸，不分饥渴，赶紧抄录———那时，复印还是件奢侈的事情，没有数码相机，只有秃笔数支，笔记本(不是电脑)一个，真是靠双手打天下。在那个大学，我甚至把非正式女友也动员去了，替我抄目录。现在想来，在那些资料匮乏的日子里，我是个十分成功的投机钻营分子，《晨报副镌》的影印本，是我从自己学校的资料室中借出来的，这本书图书馆不外借，忘了我是通过什么途径借出来的，反正算个小奇迹。那应当是1996年年初的寒假，我把一大箱沉沉的书背回家，打算在四十天里看完它。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年除夕，全家守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我在炕上放了一张桌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在抄《晨副》的目录和我需要的内容(鄙人至今仍然拥有一边听收音机、看电视，一边写文章、读书的能力)。爷爷奶奶心疼地说：歇一歇吧，歇一歇吧……寒假结束前，爸爸带我到镇上，复印了不少内容，因为书要还回去了。来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在书店里发现了这套影印本，忘了五百还是八百元，反正毫不犹疑地买回来了，一整箱，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喜滋滋地穿过复旦的校园，遇到一位朋友，他对我的傻乐大为不解：这种东西买它干什么，用它到图书馆里查呗———他完全体味不到，我当年查点资料的艰难。

　　像《华商报》等副刊，我是在北京看的。先是去位于万寿寺的现代文学馆，他们都叫“大庙”，不用说是萧乾先生介绍我去找的傅光明。我只记得看资料的那间屋子还生着炉子。有一天正埋头用功，一个很熟悉的南方腔调让我抬起头来，是辜也平老师，他来查《家》的版本。去北图的经历不传奇也挺荒谬，进门，一保安闷声闷气地跟我说：身份证，身份证！皇家气派啊，去查报纸，要单位介绍信。我只好请傅光明帮忙开了现代文学馆的介绍信。好嘛，这张纸引得管理员满面春风：呀，你是文学馆的啊，你们那儿经常过来查东西……神啊，赶紧让她闭嘴吧，幸亏文学馆是巴金先生提议建立的，我对它多少了解些，但也经不住她没完没了聊这聊那啊，再多聊几句，我可就露馅啦。

　　经这番努力，我完成了毕业论文，也写了几篇关于副刊的小文章，但像萧乾先生希望的那样的成果并没有做出来，后来关于副刊研究的人也多起来，《大公报·文艺》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我的兴趣也就淡了。许久，想起了，觉得内心中总有一种有负萧老的感觉。所幸，大学毕业后，我居然有机会编辑报纸的文学副刊、书评周刊，还真的把从萧乾先生等前辈那里学来的编副刊的知识实打实地演习了一把。有段时间，自己做得也兴高采烈。但报社办的内部刊物上也登出一位退休老同志化名写的痛批我编的读书版的文章，不外乎不雅俗共赏、不大众化，介绍了卫慧的《上海宝贝》就导向不对，幸亏那时已近二十世纪末，不然准扯到“资产阶级办报方向”上了。但那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我是何等得意，我觉得它雄辩地证明了：我本与“他们”就不是一路的！我共编了两年报纸，至今翻开每个我经手的版面，我不会觉得脸红，如果允许再吹吹牛的话，那完全得益于我从那些前辈那里偷来的“副刊经”。

　　扯远了，回到萧乾先生身上吧。最近见有人在议论某诗人大义凛然地“斥责”萧乾的话，说“文革”期间好打小报告之类的。我虽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相信是真的，萧乾不是完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巴金先生就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他。作为后来者，当然应当记取那些教训。但我总觉得诗人有些表演过度，那些没有阅历的后生小子无知议论也就罢了，而同样经历过那些特殊岁月的诗人应当清楚，那些“恶”行是怎么被催生甚至逼迫出来的，似乎应当有一份宽容，所谓“道德”并非是一个抽象的个人问题，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已经被作践得没有人样，还要以道德的品阶高低再互相作践下去，而忘记了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忘记了是什么把他们推到这个泥坑中的，似乎有点舍本逐末了。尤其是为了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圣者”，而把同类都看做小人，我不大喜欢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知堂喜欢《颜氏家训》中的训导有“人情味”，我亲近的人也多是这样的———“人情味”不是为了表演自己有个性、有脾气，还有待人的态度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