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欣谈“言情”：别叫我“大陆琼瑶”

　　张欣，江苏人，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应征入伍，曾任卫生员、护士、文工团创作员。1990年毕业于北大作家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广州作家张欣，常常被人戴上“都市文学作家”的帽子。她以《深喉》、《锁春记》、《不在梅边在柳边》等长篇小说为大众所熟悉，且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与其说她在写情感，不如说她在写人性。对人性观察得如此深透的张欣，生活中有个爽直的性子，说起话来语速极快。

　　花城出版社最近推出张欣经典小说集，其中包括她的最新长篇小说《终极底牌》。“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谓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或许，这句话隐约透露了张欣的写作初衷。

　　新作《终极底牌》是以温暖挑战灰暗

　　羊城晚报：您的最新长篇小说《终极底牌》，跟之前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

　　张欣：是。我自己也会拿来跟以前的作品比较，用官方的语言来说是这部小说色调比较暖。人性有很多方面，但其实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唱高调，写《终极底牌》首先是挑战自己，我发现自己写比较灰暗的东西特别顺手，越写越来劲，我开始想改变一下，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能力，去写一个温暖的文本，而且这个文本必须是先感动我自己的，才可能去打动读者，这是最原始的初衷。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张欣：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年纪也大了，对比较温暖的东西有种自然的倾向。年轻的时候买衣服会看牛仔装啊连衣裙，但现在会注意一些品牌，或者能穿得比较久的、不那么花哨的东西。人的写作也是一样。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固执地认为，作家就是把自己对待世界的认识写出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富有，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人的内心为什么感觉越来越孤独呢？所以我的写作固执地往内心走，并且觉得自己这样的坚持很正确。

　　现在的人不那么相信温暖、正面，你写特别真挚的爱情故事，所有人都觉得特可笑，谁看你们写的这些啊？我以前的作品有很多读者爱看，包括看过《终极底牌》的读者，还是说更喜欢以前的《锁春记》、《不在梅边在柳边》这类。所以这种写作上的转变其实挺难，要在黑暗中发现光，这是最难的。

　　羊城晚报：那么写这部小说会不会不如之前写的那么顺畅？

　　张欣：可以说非常不顺畅。作家写东西首先自己要信，坚信。自己都不信就会开始含糊，一含糊就开始虚写，一虚写读者就会更怀疑。但坚信这个词，不是有信念就行，你的文字不到那个程度就没法实现，这还是挺痛苦的。

　　很多人觉得写主旋律的或者是正面的东西很容易，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很多人都写假丑恶，我忽然就明白，作家必须有逆向思维，如果全世界都没有讲诚信的人，那么讲诚信的人最后绝对是成功的，因为大家都相信他。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部小说上的坚持是有价值的，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停下来好好想想。虽然写得不顺利，但最后写完还算满意。很多小说写到最后会烂尾，会失控，但这作品一直在我掌控之中，这是比较庆幸的。

　　年轻时听人家叫我“大陆琼瑶”就泪奔

　　羊城晚报：您比较看重小说的可读性。

　　张欣：对，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固执，特别重视可读性。如果不管一个作家写什么，反正读者不读，那有什么用？所以我会考虑，如果我是读者，会不会晚上在灯下看这本书，能不能看进去？至少不要闷，晦涩得人家看不进去。但至于别人爱读什么，读了之后怎么想，那我没办法管。

　　1980年代，大家都在歌颂文学的时候，别人来约我的稿子，直接就说，给我们写个好看的，这也确实一直是我坚持的。不管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首先是文本吸引了我，不管多累，我就是想去看。你想想现代人那么辛苦那么累，一天工作回到家，你的小说比工作还晦涩，人家读得下去吗？

　　当然，就小说文本来说，肯定需要不同类型，不能全是轻松好读的，我也很赞赏不同风格的作者。但是，好读的作品不代表就不深刻，很多外国文学经典作品都在当时是非常畅销的。作家首先要认清自己最适合怎样的表达，写作也不能跟风，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特质。好比咱们吃饭，要吃川菜就去川菜馆，想吃东北菜就去东北菜馆，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多元的。

　　羊城晚报：但大家好像还是很喜欢对不同的文学类型做高低等级之分的比较。

　　张欣：是，我受到的误解绝对不比别人想象少，好比说我是“大陆琼瑶”，这是我年轻时候不能听的，听了就会泪奔。但没办法，人家就是这样给你分类啊。什么言情小说，我说的是多严肃的问题啊！当然写一个人物肯定会有爱情，但不是写爱情就是言情小说。大家很喜欢迅速归类，说你是通俗文学，对于一个专业的纯文学作家，被戴上这种帽子是非常心不甘的，非常难受。

　　作家要经得起“误读”，有力量的作品也不怕被误读，而且具有可读性的作品未必就是通俗文学。真正能够抓住读者的心，其实是和写作技巧、语言运用、意境营造息息相关的。对任何文学作品的解读，都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限制，真正好的作品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怕被简单贴标签，也绝不仅仅止步于被贴标签。

　　不能因为作品被改为影视剧就说我是商业写作

　　羊城晚报：对作家作品进行简单分类，容易造成偏见。

　　张欣：这由来已久，迅速归类是这个社会各行都要面临的。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层级之分不对，后来释然了。因为这是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别人问你小说讲啥，可能一句话说就是个农村题材的故事，或者是关于一桩凶案的恐怖悬疑小说，这样的简单概括很正常。

　　所谓看得见的等级之分，或者看不见的，一直存在。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人认为我是商业写作。当时我就离场走了，实在觉得没法谈下去。我写了小说出来，影视公司来找我，但不能因为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我的写作就变成了商业写作，不能这样倒推的。

　　我想文字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写得好，别人爱看，文字都是高贵的，不是说写专栏、写打油诗的就低贱。好在文学是一个人的事，也可以不和别人讨论。

　　羊城晚报：您的有些小说是开放式的结尾，比如《为爱结婚》最后就有两种选择让读者自行理解。比如《终极底牌》里究竟是谁杀死了宋春燕，并没有说。为什么您会选择这样的叙事策略呢？

　　张欣：可能这是个人的审美观决定的，我非常不喜欢什么事儿都说得很满很满。就像画画，不能没有任何留白，全都画满，那很恐怖。当然，也要承认，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不好，那样也不好，那就开放式的让读者自己去想吧。

　　不把话说完，这是都市小说的秘诀。《终极底牌》里的宋春燕到底是被谁杀死的，我没写，我不是写阿加莎克里斯蒂那种侦探小说，必须要交代这个人最后怎样。我问过，现在的命案有相当多没被破解，我认识一对母女俩死在家里，案子至今没破，你去公安局问，人家也不会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现状，但读者会有好奇心。我比较爱设置悬念。其实谁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这就是都市，我也希望做这样的呈现。读者有带入感，或者有自己的想法，那跟我没关系。

　　羊城晚报：您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对于严肃文学与市场、与影视剧改编的关系，您有怎样的看法？

　　张欣：其实影视也是传播文学的一个手段，影视圈有句话：“文学驼着影视走”，文学是影视的第一文本，好的影视作品都有比较高的文学性，比较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境界。影视的传播能力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某种程度上说，影视没有门槛，不认字的人也可以通过影像有所收获。现在是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文字已经不足以满足读者了，更多人喜爱影像的表达。影视越繁荣，文学也更繁荣，影视是需要文学作为粮食的，这是重要的链条，二者相伴而行。没有文学，影视能走多远呢？

　　我觉得没必要把“女作家”进行到底

　　羊城晚报：这部“张欣经典小说集”里的十本小说都是您自己挑选的，标准是什么呢？采访中您几次提到现在年纪大了，看法有些变化，不知道您对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写作是怎么看的？

　　张欣：老提到年纪大，是因为你们太年轻。我写作出道比较早，不像有的人爆红后就不写了，出道早，又死拽着青春的尾巴不走，这也导致我爱说自己年纪比较大。

　　选的这10本小说，我认为是比较经典的都市文学，可读，有时尚感，但不是特别夸张的那种。以前有读者说他的时尚观是从看我的东西开始的，我也不排斥。

　　我内心有种很怕落伍的感觉，我承认，但同时也有自信，我并不是那种落得特别远，怎么都赶不上趟的作家。我觉得这十本小说还是比较好看的。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对人性的表现很精准，您本身也是个心思细密的人吧？

　　张欣：对，肯定是的，人不敏感，神经大条，比较难当作家。有一颗敏感的心，其实人挺累，并不是件舒服的事。但没办法，这我必须具备的，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所以要跟这种情绪共处。但我比较有节制，我不喜欢女作家这样的标签。很多人觉得女作家很细腻、很敏感、很娇弱，也有些作家会把这些特点进行到底，我觉得没必要。

　　我有时也有男人的豪迈，看得特别明白，我并不认为要特别表现女性的一面。主要是对度的把握，跟社会、跟人心，不能隔太远，但作家要先走一步，如果都跟在人家后面，人看你的作品干嘛？但隔得太远，人家又会觉得跟你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事儿了。

　　有京派、海派就一定要树立粤派文学吗？

　　羊城晚报：人们常说您写的是都市文学，您对都市文学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张欣：我觉得都市文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之前的所谓都市文学其实是农村人穿着都市人的衣服，他们可能也涂着红指甲，去大酒楼吃饭，也去跳迪斯科，但脑子里还是乡村观念，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样的。

　　大家觉得都市文学由来已久，这是最大的误读。什么叫都市文学，应该是观念的不同，广州离港澳近，他们的观念才真正是都市文学的核心。都市文学里的人也可能住在很烂的房子里，不时尚不靓丽，但他的观念非常重要。比如王朔的小说，我觉得是都市小说，虽然他不写名牌，但小说里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发展到今天，更觉得王朔能领一个时代的风骚是有原因的，他的观点多前卫啊，今天都市不就是那样的情形吗？

　　羊城晚报：广州为您的写作提供了什么？

　　张欣：我非常有幸自己是个广州作家，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多。我不是广州人，但广州人的勤勉、务实、踏实、包容、强大的耐受力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这儿的人们给了我很多的正能量，他们的这些精神是引领着我的。广州人的观念很新，这对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一味重复自己的文学是没有希望的。都市文学最重要的也是观念的新，在这点上，广州比很多城市都强，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创作源泉。广州有着浓厚的市井味，外表平淡，但又暗流涌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作为作家，去了解这个城市，当一名倾听者，同时又能够吸收到这块土地给你的养分，这是广州带给我的文学财富。在广州创作我很安好，一是没人打扰，二是创作环境很宽松，写作相对自由的，命题作文很少，是很适合作家生长的地方。

　　羊城晚报：北京有京派小说，上海有海派小说，相比之下，广州的城市写作似乎与其相距甚远，这是为什么呢？

　　张欣：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性格和特色，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政治中心，广州和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今天的文学现状，这背后的历史原因非常复杂，一两句话也无法简单说清楚。

　　文学需要历史沉淀，写作是个慢功夫，越功利，得到的可能越少。我认为写作不要为了分类而分类，有京派、海派，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粤派”，这对文学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广州的文学成就和北京、上海相比，肯定有差距，对于作家来说，有难度、有挑战，这才有意思。作为广州的作家，找到广州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气质，用自己的作品把它表达出来，并且让人认可，这本身是非常值得努力的。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一直写发生在广州的故事，但也许还远远不够，我也会继续在写作上有新的尝试，展现我所生活和理解的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