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悼傅惟慈

　　傅惟慈(1923-2014)，满族，文学 翻译家。通晓英、德、俄等多国语言，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翻译工 作者协会理事。主要译作有：《狱中书简》《席勒评传》《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月亮和六便士》等。

　　真后悔没有上老傅家去再看他一次，一直念叨着说要去看他的，但心想老傅好像没有什么大病，无非就是胯骨那里不舒服，行动不方便罢了——恍惚记得 他院子角落里还撂着一辆电动代步车——心想他总想出门，天生的流浪汉气质真是至死不变呢。可是平地一声雷，3月16日黄昏，电话里竟传来了他小女儿报丧的 音讯：老爷子今儿早上气喘一口气捯不过来，就此走了。我真后悔没能再次见到他，哪怕再看上一眼他那苍凉的笑容也好呀。

　　回想起来，我和佩芬与老傅相识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当时《译文》杂志刚创刊不久，要选登一些优秀的西方作品。听说托马斯·曼的代表作《布登勃 洛克一家》已有人译出，于是便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来校样从头到尾读过，觉得其中有八九万字可以独立成章，可读性强，便建议采用。后来由佩芬为之写了一则较 长的前言，起了《安东妮·布登勃洛克的婚事》的标题，在刊物上分两期发表，得到了较大的反响。编辑部同事们对老傅译笔的老练与流畅颇为欣赏，认为能称得上 5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译者中翘楚了。以后我们还有些文字来往，他喜欢打桥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禀赋。后来又知道他喜欢古典音乐，于是两家人为了交换唱片， 来往逐渐多了起来。“文革”中，他怕唱片被抄走，便将一部分最心爱的交我收起。我并未像许多人曾做过的那样表功避祸。我们偶而见到或写信(因双方都在干 校)，只能相濡以沫，互道珍重，祈愿太平时日快些来到。

　　终于，我们双方都回京安定下来，能逐渐做些业务工作了，也有些成果可以交换了。我和佩芬欣喜地看到他多次赴欧洲、印度、伊朗所拍摄的精美照片， 也知道他在伦敦见到了心仪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我还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他记述会见格林的文章，亦曾向三联出版社推荐他译的格林的非洲游记。一个人能 做自己心爱的工作并得到欣赏，这也算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了。我们很爱听他兴致勃勃地讲述如何好不容易配齐了整套德国在非洲殖民地发行的钱币(他似乎还是北 京钱币收藏协会的副会长呢)。我们则给他讲如何将难译的《玻璃球游戏》与《押沙龙，押沙龙！》译成并终于艰难出版。他宽容地听着，尽管他也许觉得自己不会 干这样的傻事。前几年译林出版社有意重出他译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翻遍家中竟再也找不出一套(必定是让儿子与朋友交换阅读时弄丢了)，最后还是让我将 他当初送我的签名本找出交他寄去南京的。他最喜欢的作家毛姆晚年出了一本散文集书名叫The Vagrant Mood(《流浪汉气质》)，“流浪汉”，我想，岂不恰像是给老傅哥所起的一个雅号吗？他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是将历年所写的散文收辑成集，书名为《牌戏 人生》。书中他说，一个人生下来所得到的牌总是有限的那么几张，但是如何排列与摊牌便看你自己的能耐了。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哲理，大可收入新编的《世界名人 格言集》。

　　傅哥，对于老友的善意调侃，你该不会在乎的吧。那就请在我的梦中再一次显露出你那苍凉的笑容吧！在此敬酢浊酒一杯的，是多年拜赏你才华、年亦愈八旬的一对老友，哀哉，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