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

——以蒋韵、葛水平、陈亚珍为例

　　回顾20世纪以来的山西文学史，女性文学一再被“山药蛋派”“晋军”“晋军后”有意无意地遮蔽。以赵树理为首的创作群体“山药蛋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流派甚至在新时期初期还有广泛影响，在韩石山、张石山等人的早期作品中仍然不难寻觅到“山药蛋派”的痕迹。鉴于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山西女性文学在作品影响力上难以与“山药蛋派”抗衡，没有再次形成一个整齐划一、风格显著、具有文坛风向标一样号召力的女性文学风格流派，而是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是研究山西女性文学并梳理出其发展脉络，依然有其必要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了冰心、庐隐、石评梅、丁玲、冯沅君、凌叔华等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其中石评梅就是山西籍。其作品色彩清冷、情感抑郁，通常带有伤感的情绪。她用女性特有的敏感，感受中国劳动妇女和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并感染着读到她文字的人一起与黑暗抗争。不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岁月里，石评梅到了北京并常年生活于此，主题与题材大多脱离了故土生活。当其作品中寻找不到浓烈的山西乡土地域文化风味时，我们似乎无法辨识出其作品与山西女性文学的关系。但其作品在文坛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对山西当代的代表性女作家蒋韵和葛水平不知不觉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三人的整体风格看，悲情色彩构成了她们整体风格的传承性和超越性。

　　关于这一点，蒋韵深得其风韵与风骨。蒋韵属于“晋军”一员，但她却说自己是个“外乡人”“漂泊者”。她也的确是以一种“外乡人”独有的漂泊感和苍凉感来叙事的。如小说《落日情节》中，郗童心中一次次响起老乔对她说的“你该穿一双雨鞋”时，那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悲伤，不浓重，却无可逃避。她的人生仿佛永远纠缠着噩梦般的悲伤，每次人生的紧要关头，都会被母亲人为制造的宿命破坏，于是她一次次徘徊逃离，又一次次被迫走回原点。令人绝望的是，这原点也不是她温暖的避风港，而是带给她痛苦、压抑甚至崩溃的地方。再如《完美的旅行》，女医生陈忆珠和小男孩钢都本性纯洁而善良，他们在精神上让对方都感受到温暖。小男孩无法在自己的家里获得慰藉，却在陈忆珠这里找到了完全放松的感觉，而女医生也在帮助小男孩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的快乐，可是他们内心的纯净无法得到世界的认同。这对类似姐弟的都市“外乡人”借助想象一次次逃向大自然，他们任意驰骋在地图上，在空想的奇妙空间里进行着“完美的旅行”。然而，流言蜚语却残忍地伤害着他们，温暖瞬间变得荒凉。《栎树的囚徒》是一部彰显作者女性意识的长篇小说。故事的主角是清一色的女性，范天菊、范苏柳、贺莲东，作者以这些女性的限制性视角来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因为视角选择的优势，故事在叙述过程中可以从容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理直气壮地站在女性立场，言说不同女性命运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经验。表面讲述的是女性命运，实际反映的却是政治与时代的变迁，小说通过女性悲剧命运解构着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男性话语霸权，小说中的女性或刚烈，或随性，散发着强烈的生命色彩，反观男性，满溢的却是自私与虚伪。蒋韵很喜欢使用“死亡”“落日”“流水”等意象，传达着宿命般的悲伤。这种对“五四”女性悲剧诗意风格的继承追求，使蒋韵不仅与山西乡土文学倾向形成区别，而且与当下女性文学写作之风也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既沿袭了石评梅的悲情，又传承了“山药蛋派”乡土气息的是葛水平。初读葛水平的小说，第一印象是非常接近“山药蛋派”的文学传统，乡俗俚语准确传神，对乡民外在言行、内在心理的把握都非常到位。细细品读，那种渗透在灵魂里的“哀伤”会不期然击中你。命运坎坷却心存向往的哑巴红霞，刚烈决绝其实温柔传统的王引兰，坚强倔强有担当的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不同时空的故事，共同渲染一种人类的困境和忧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水平与石评梅、蒋韵的确具有文风上的沿袭关系。而葛水平的泼辣文风，则承担了山西女性文学由人文知识话语型体系向乡土地域话语型体系转型的责任。其小说的题材内容多为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她执着地扎根于乡村，从乡村故事汲取着无尽的养料。年轻媳妇用自己的乳汁去哺乳幼驴的生活化细节，传神地描摹着乡村生活。她有着细腻的女性艺术感觉，她也会用优雅的语言来描述山中景色，追求生活的本真。《地气》结尾写道：“宽厚松软的十里岭透出一股隐秘诱人的地气，那地气是女人的气息。夜里学校的黑暗中就有声音传出来：‘豆来大，豆来大，一间屋子盛不下。’‘猜猜，是啥？’‘灯！’听得‘咔’的一声打火机声音响了一下，灯就亮了起来。不管山上多么寂寞，灯光中的人儿，心中早已腾起了热望的火。”这就是生活，有“人气”，“地气”才会旺。所谓“人”养“地”，某种时候，也是“地”养“人”。这“地”就是自然，人都是自然之子，葛水平借“地气”将山西女性文学与“五四”人文传统连接起来，深厚的乡土情结构成了她小说突出的人文气韵。葛水平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表达女性意识时，不选择所谓“私密性”，不与同时期其他女性小说呼应，而是执着地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一方面是作者自己的艺术追求、审美标准等主观原因决定的，另一方面恰恰说明了她对于山西女性文学的意义。葛水平的女性小说代表的正是山西女性文学在关注女性的同时，主题又较宏大，有社会责任感，比起其他激进的女性小说而言，各方面都更传统，女性形象身上没有与男人对抗的激烈反男权思想，更没有“寻找男子汉”的困扰。“身体写作”中大胆展示的“性”，在葛水平的小说里遍寻不见。葛水平的女性意识甚至有点落后，不仅没有解构男权文化，解构男性，甚至还让女性柔顺地对待男性。这种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了解到的农村女性的女性意识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女性经验的地域性、本土性。她的写作基于对这一客观现实的高度尊重。不尊重这一客观现实，就不能真正将山西乡村女性的问题摆出来，那样的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带有浓厚山西地域特色，在风格、内容上都传承了山西文学特点的女作家还有一位，那就是晋中的陈亚珍。她以写作长篇小说见长，作品具有突出的“个性化”特点，呈现出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和对世间百态的观察思考，同时显现出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承载着深远的社会意义。陈亚珍的性别意识不是那么自觉，但就是在无意的状态下，她的作品聚焦对女性命运和精神的探索。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借助一个灵魂“胜惠”的视角，笔触穿梭于过去现在，跨越了漫长的年代，将一段长长的动荡时段下女性的命运展示给读者。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这是一部忠实地反映了民族的质朴精神和人性情思的力作，“她的灵魂思辨的犀利与滔滔不绝，她在艺术表现上的大胆与叛逆，尤其是，她对中国封建的节烈与以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中国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之深，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应该说都是独特的，罕见的。她似乎是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样的女作家，她基本没有进入过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她是雄强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树”。这样高度的评价道出了陈亚珍小说的主要特点。其乡土性、主题深刻性，再一次与山西地域文学契合了，而其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葛水平一样，也应该是地域文化客观实际的表现。

　　当今的山西文坛，女作家的力量不容小觑，她们的作品有数量、有质量、有影响力，题材的涉及面广，乡村、都市、过去、现在，统统都可以纳入她们的叙述范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还是蒋韵一枝独秀的话，现在山西女作家已经初露“作家群”的端倪，蒋韵、张雅茜、陈亚珍、葛水平、小岸、孙频、李燕蓉等等，这个女作家群的崛起已经构成山西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的作品充满灵气，展示女性命运，探讨社会人生，笔触细腻有情韵，完全不同于以往山西男作家的风格。她们的存在，使得山西文学创作呈现出姹紫嫣红的整体面貌。在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山西文学，已经逐步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意义和价值。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研究”的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