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在国企——读商国华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贺绍俊)

　　沈阳被称为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引以为傲的。但沈阳20余年内也经历了改革的切肤之痛，曾经热火朝天的国企顷刻间冷火秋烟，大量的下岗工人成为城市的严重问题。也许这是国家在改革创新中不得不经历的阵痛，沈阳国企的工人们不愧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他们大度地承受起这种切肤之痛。有不少作家写到了沈阳国企改革的这段经历，每当我读到这类作品，总是充满了感动，但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沉重。商国华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同样也是以沈阳国企改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却让我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小说并没有回避国企改革的艰难，但作者更在意国企改革的希望。

　　小说把我们带到了北阳重矿集团最为困难的时刻，读者与小说主人公之一王光汉一起，临危受命。接下来的故事荡气回肠，让我们看到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怎么柳暗花明，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不同于以往读到的反映国企改革的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并没有过多地在困境和衰落上做文章，更没有将国企的问题一股脑地推到腐败和体制上。小说将重点放在书写国企职工们如何走出困境、再创辉煌。这是一部国企“凤凰涅槃”的雄浑交响曲。现实中的国企改革已经走过了最为艰难的阶段，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也逐渐积累起新的经验。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商国华敏锐地把握住了新的现实，对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的认识，超越了以往国企题材的苦难叙述和反腐叙述，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奋斗叙述。

　　可以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具有一滴水见太阳的效果，它通过一个国企在新世纪十余年内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小说中的北阳重矿集团(以及后来联合几大国企组建起来的重机集团)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商国华成功地解剖了这只“麻雀”，让人们对国企多了一份最形象直观的了解。王光汉接手重矿集团的第一步是艰难的，他与全厂工人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及时转型，在盾构机制造上大打翻身仗。更大的辉煌则是在他们与机床公司等企业联合成一个更大的集团公司。他们的思路不再停留在求生存上，而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最终，他们研发出了智能数控机床，生产出领先世界水平的“中国机床”。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最顶级的国际机床博览会上，“中国机床”成为摆在中心展厅的主角。这个情节具有象征意味，仿佛是为中国的未来画下的一幅美好蓝图。

　　小说明显是以沈阳市为原型的，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沈阳市国企改革的成绩，也形象地诠释了沈阳的城市精神。沈阳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沈阳的工人并不把这仅仅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荣耀，就像小说中的王光汉所说的：“长子不光是老大，长子还是责任，还应该是孝子。孝子就要为企业担忧。”小说中的每一个工人仿佛都有这样一种胸怀。这并不是作者的刻意书写，而是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工人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厚重。《我们走在大路上》让我们看到了工人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新的时代里发扬光大的。“我们这个企业像这个城市一样，年轻也古老，神秘也开放。困难在我们手里就像一个个走不完的驿站，创新才是我们手里连续传递的接力棒。我们是在和世界强手掰腕子的过程中一步步赶上来的。”这是重机集团的老总对记者说的一段话，像工人说的话一样掷地有声。这其实也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商国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沈阳铁西区，铁西区是一个闻名全国的工业区，商国华的创作始终聚焦于每天与钢铁、机器打交道的工人们。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工人立场，这一点也突出体现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品中始终跳荡着工人的灵魂，这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小说刻画了一系列活灵活现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组光彩夺目的工人群像。王光汉、汪俭、冠新阳，是重机集团的三驾马车，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工业，胸襟开阔，有奉献精神。赵长江、曹文利、猴腚、牛段长、大勇等一批老工人，虽然性格各异，却几乎都有着产业工人的豪爽和磊落。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是企业中的年轻新一代，如赵百儒、魏国兰、李水花等，他们都有高学历，知识结构是全新的，思维方式也是现代的，他们是“中国创造”的中坚力量。在过去的工业题材小说中，还很少出现这样的年轻人形象。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年轻人，要么是出入于咖啡厅和写字楼的白领，要么是在底层打拼的农民工，很少有作家关注到愿意在国企做一名新型工人的年轻一代。但商国华关注到了，并且发现了这些年轻人正在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也发现了这些年轻人丰富和扩充了工人文化传统的内涵。这是一位作家对生活的发现，也是一位作家在文学上的思想突破。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近些年来工人小说的重要收获。无论是从苦难叙述和反腐叙述转向奋斗叙述上，还是在塑造新一代的工人群像上，《我们走在大路上》都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当代工业生活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贵资源，工人小说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