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关于“中国故事”的一点想法

石一枫

　　中国故事顾名思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也得是有关于中国的故事。在今天的特殊语境下，它也许更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主要变化、主要矛盾的故事。而我也在思考一个看起来相当基础的、“入门级”的问题：中国故事首先应该讲给谁听，或者到底迫切地需要讲给谁听？也许任人都能条件反射式的回答，当然是中国人喽。那么好，这一条小小的基本的要求，似乎就与我所经历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训练产生了冲突。

　　我们这一代人在多元的外来文化大规模(重新)进入中国的时代度过了青春期，在我们阅读文学和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世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视野，但外来的“狼奶”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对本土文学的优势地位，乃至于形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但人人都能感知到的“世界文学”的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学中文系里，没看过卡夫卡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言必称《尤利西斯》或许能帮你谈上一个女朋友。能够和那些世界级的作家比肩，写出普遍性的“属于全人类”的作品，成为了许多年轻作家的理想。这个理想固然无可厚非并且称得上宏伟，但恰恰是这个理想，也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在一不留神就忘记了自己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应该是讲给谁听的。在磨练技艺的过程中，我们脑海中为自己设置的那个“读者”也许并不是活生生的中国人，而是世界文学或者说纯文学领域里那些抽象的标准，以及据称掌握了这些标准的少数精英。更加极端的情况发生在在衡量作品的反响时，许多人把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文学标准”看得远比读者的感动重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在这样的写作心态下，又本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颠簸不破的原则，他们的作品也许反而会写得很“中国”，比他们所能写的更加“中国”——但那真的是“中国”吗？是大多数人眼里的中国，某个人眼里的中国，还是特定的国外视角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假如说一味追逐市场的销量是功利主义的，那么不求贴切务实，只求“友邦惊诧”的写作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功利主义？也许有人会说好的文学终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远到狄更斯近到马尔克斯，又有哪一个世界级的作家不是首先为了本国本民族的读者而写作呢？如果没有在为什么而写的问题上先失却了真诚，写什么和怎么写也许都会走偏。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涉及到讲述“中国故事”的写作心态和文学自信，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家在今天这个时代特有的尴尬了。在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重看北京作协选编的《北京短篇小说名作60年》这套集子，发现我们的前辈比起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顺畅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的“个人故事”结合起来。比如赵树理的《登记》和《小二黑结婚》，是把个人故事讲成了中国故事，几个农村新青年的婚姻选择，反映了中国在一个大时代中深刻的社会变化。到了80年代，“中国故事”往往又能顺畅地转化成“个人故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把文革十年浩劫的创痛缩略成了一个父辈的爱情悲剧。然而在今天的许多作品里，私人性和社会性之间仿佛越来越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故事只能代表一个人，很难再去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甚至是社会上的一个族群。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原因，文学思潮一变再变，作家已经不再、似乎也没必要以总结、反思一个时代为己任。另一方面则是文学之外的原因，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价值观的多元，被高度“原子化”的个人已经难以再对公共问题、国族忧患报以几十年前人们那样的高度热情。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都是中国人，总得考虑中国事，既然还用汉语写作，中国文学可以群，可以怨的传统也无法丢弃。将个人故事与集体故事、阶级故事、时代故事结合起来，将成我们这一代人真诚的、有良知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