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接通中华文脉，重构生活美学

施战军

　　实现中华民族文学伟大复兴，是我们的文学梦。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不仅要与这个资源繁盛的时代结缘，也要与我们伟大而丰富的文脉相接。

　　一方面，从“吭育吭育”的劳动之声到“经国之大业”的论断再到“载道”说的成型，中华文学，无论“合时”、“合事”还是追求史诗，现实质地格外坚实；另一方面，从远古神话即现端倪的飞扬表达到“言志”、“独抒性灵”的个性倾说，证明着中华文学历久弥新的想象和沉思天地既深且广。

　　我们伟大而丰富的传统中还有两大文脉，需要今人进一步激活，事实上也在现时代得到了凸显的机缘。这就是崇尚自然和承担使命。前者在道家思想中结晶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在与万物共生的逍遥中有所敬畏；后者主要体现于儒家经典言说，弘毅仁和，知行合一，“修齐治平”，讲求风骨担当。这些也正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绵延至今的一贯道统，在中华民族许多史诗及各类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感知那种人在万物有灵的自然庇护之中，胸怀天下、建功立业、珍视生活、修炼自身，为实现美好梦想的努力和坚韧。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也是全面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的优良文化传统的承续和发扬，同时也提示我们的文学创作，在过分专注于孤立的“个人”和“人寰”，在面向“人间世”和“小天地”倾诉之时，应该将审美视域和参照系统自觉扩容，把原本就有的天地、山水、季候、晨昏等多维度中的人，找回来，重构人与万物万象的审美联系。

　　另一方面，文学对个性表现与独特风格追求的嘉许，并不是毫无节制和原则的，它是建立在文学对于社会、时代生活所必有的精神探照和引领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文学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文体和语言，呈现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而如果文学家缺乏对人的发展和完善的理想，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自觉，觉人；自渡，渡人”。

　　这就不能不涉及重构生活美学的现实课题。

　　今日的生活美学，是“此在”的在关联中有向度的“人学”。

　　在生活的本相和生活的愿景之间，我们着重对世相的仔细描摹，往往将细节堆砌于乱象，对下落、塌陷部分的现实和心理的呈示格外起劲，而对有所支撑、有所指望、有所享受的生活精神的部分，则较为弱视。对生活的内在肌理，缺少耐心的思量；对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真情体恤、生活中的坚韧信念，我们在基本概念上常有提及，但在创作实践中还存在着用心不够、叙事乏力的状况。文学不仅限于一己肉眼所见之物的照描，更可以洞幽烛微，可以看到暗处的悲喜与奇迹。那是因为心有光源，文学的光，能够指向人心的需要和关切。

　　在现代文学传统中，创伤与疗救之关系，在鲁迅的时代就充分展现过叙事魅力，虽是药方难求，但疗救之心热切真实；常与变的辩证互动，在老舍、沈从文等人作品中有着饱满的风貌，动荡与变化的危难情境中，平民百姓的安稳富足希求最具有令人动容的感染力。

　　因此，在创作中深化和细化生活美学，不能在设定了美化生活的意愿下，忽视、回避生活的疑难；更不要以“反映生活”为由，只是搬弄生活的零砖碎瓦，而抛弃对生活的景深、生活的理据的形象写照，不能被有限了解和狭隘想象的生活皮相遮蔽对生活实质的发掘和对生活理想的真切向往。

　　而对自然生活的重新谛听和注视，也是重构生活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风景拍客心态下的作品，为生活提供趣味谈资，虽然浮皮潦草，但也足以证明人根本无法在只剩下“人”的生活里存在。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境界，在今天要是践行起来，难度形同登天。自然被隔离到生活之外几乎成了习惯，以致于作品中有太多的“貌似自然”和“不自然”。

　　即便在城市生活里，日月、空气、水、谷物、棉麻、花树、草坪……人类无法不依凭自然之赐进入生活常态。一个新的疑难问题是：现时代的城市广场、摩天大楼、立交桥与车流、人海、灯河等等是否也可视为天地万物的新质素？文学如何表述此种“万物与我”？

　　正心、齐物的理念应该重新融入文学的生活美学范畴之中。

　　这理念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涵养，传统文脉才可能流淌着活水；从根系中汲取民族自信，建构既是开放的又是特有的思维、想象和创造的系统，中华文学才有可能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活文学，并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成为最具辨识度和前沿性的先进文学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