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为武林寻一个“历史的归宿”

　　“70后”的徐皓峰是个“多面手”：作家，编剧，导演三行他都占了。不仅占了，而且做得都相当不错。作为武侠小说作家，他被誉为当下“硬派武侠小说第一人”；作为编剧，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人物和故事，让人们对民国武林故事产生无限向往；作为导演，他的处女作《倭寇的踪迹》试图开创港台武打片之外的另一种武侠电影，并成为当年唯一进入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 的华语影片。

　　今年4月，《人民文学》 杂志将刊登他最新的非虚构作品。作为《逝去的武林》三部曲的最终篇，徐皓峰以8万字的篇幅讲述尚云祥、韩伯言、韩瑜三代人的武林生涯。“孤证不立，通过二姥爷和他的师兄的经历，我向世人提供了两个例子，也算是对逝去武林的一种记录吧。”

　　“隐居者”的历史情结

　　说起徐皓峰，不能不提及的是1997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在家“隐居”八年的那段岁月。就是这八年的“潜伏”，造就了后来《逝去的武林》的“一战成名”。

　　“隐居”并非主动为之。徐皓峰毕业时，正好是中国社会变动比较大的时候，用他的话来形容，便是“所有的传统规矩荡然无存，人们急功近利”。在社会上受到莫名挫折的他感到了深深的困惑。“难道真的就像那些文化批评者和专栏作家所写的那样，这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三千年的中国人都像这三十年来的中国人那样‘不靠谱’的话，那我们的文明太悲哀了”。徐皓峰想探究其中原因。只是，原因去哪里寻？怎么寻？此时的他选择了一种古人常用的方式：“归隐”。

　　“传统的中国人有各种归隐方式。不问世事，归隐于学问，也是其中一种。我没有条件归隐到名山大川，就退到某一种学问之中。所以，我做一些研究，研读史料，采访一些老人，其实就是给自己寻找自尊的一个过程。”他说。

　　八年时间，除了跟着一位道家前辈学习道学知识，徐皓峰还在听二姥爷说民国的武林往事。而《逝去的武林》讲述的就是二姥爷李仲轩一生的传奇。老人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最后一位见证者”，是三大武学宗师的闭门弟子。在隐居的日子里，徐皓峰将老人的口述整理成文字，一经出版便创造了3个月内销售3万册的纪录。

　　“如果把这段经历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他们肯定会觉得比较‘悲壮’。”徐皓峰笑着说。确实，一位是曾经的武术高手，晚年却只能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一个是艺术才子，但毕业后居然找不到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听年过八旬的老人讲讲古说说书。在旁人看来，这样的经历只能用“悲壮”来形容。就连徐皓峰偶尔也会自嘲：“同是落魄的边缘人，缩在社会的角落里，还要做着写历史的作为。”

　　“但是，对我们而言，只是在做最基本的事情。”说起往事，徐皓峰表现得更多的是理所当然。两代人的共同愿望是为历史留下一些声音。“如今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把史学评书化的时代，历史简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大众对史学没有概念。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人们的历史观是跟个人的生命观联系在一起的。提到历史、史书，人们都有自发性的、普遍性的敬意。好多人在经历过‘文革’之后，受过很多苦，但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他会说，我要把这段历史留下来。他觉得，在经历过一切苦难之后，能够书写历史的一部分，自己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不管这个时代是险恶的还是幸福的，他们的内心最终都有一个历史的归宿。”徐皓峰说。

　　历史，有国史也有家史，再微小的个人命运，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姥爷的一生，通过《逝去的武林》，有了永久的见证。徐皓峰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史书才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写小说？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因为不能写史，转而去写小说。而我们整代人民间留史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2006年，《逝去的武林》 出版并大受欢迎，徐皓峰就此成名。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200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道士下山》，便被称为“硬派武侠小说的接脉之作”。此后，2008年《国术馆》、2010年《大日坛城》、2013年《武士会》和《刀背藏身》又陆续出版。而担任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也让更多的大众认识了这位“不走寻常路”的“70后”作家。今年年初，由其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并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道士下山》也已经开机，这一次，他的合作伙伴是导演陈凯歌。

　　用“精气神”拍一部武侠电影

　　写小说让徐皓峰成为了读者口中“硬派武侠小说第一人”，但做电影导演才是他从少年时便一直追寻的梦想。在陆续出版多部武侠小说之后，2011年，徐皓峰的电影导演处女作《倭寇的踪迹》问世。

　　《倭寇的踪迹》改编自徐皓峰自己的作品，讲述的是明万历年间，戚家军遗卒梁痕录为了一把被误认为是倭寇刀的戚家军军刀，经过与各大门派的激烈争斗，为军刀赢得应有地位的故事。虽是武侠电影，但这部电影与常见的香港武打片却大为不同，打着深深的“徐氏”烙印：没有威亚，没有快速剪切，没有炫，更多的是发力，徐皓峰呈现的是一种新式的、真实的硬派武侠。在叙事上，故事没有讲满，而是将更多的想象空间通过大量的“留白”，留给了观众。就像他在文章中所写的：“在国画而言，近乎无人的《溪山行旅图》的地位远比人满为患的《清明上河图》地位高，在于一个是心绪，一个是头绪———生活的各种头绪。而心绪则是生命品质。”徐皓峰想呈现的，是有生命品质的电影。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倭寇的踪迹》？“选择这本小说来拍电影，虽然是低成本，但是一定要拍出不一样的电影来。怎么不一样？除了审美不一样以外，一定是要站在新的知识领域上。”徐皓峰表示。

　　在一次访谈中，他还这样描述起因：“要谈武术的话，两个人回避不掉，一个是岳飞，一个是戚继光。宋明这两次大规模的抵御外辱的军事行动，对于中国武术发展作用非常大。他们对北方武术格局的影响，不是说在民间干点好事就完了，而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背景，但现在没有人提这事。我拍武打片就是想说历史记忆是如何在民间得以保留的。《倭寇的踪迹》的情节线其实说的是这么回事。”

　　原来，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探寻历史、讲述历史依然是徐皓峰离不开的情结。而这部与众不同的《倭寇的踪迹》，问世以来，便遍历威尼斯、多伦多、釜山三大电影节。当年，它更是唯一一部进入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的华语片。

　　拍摄一部与常人所见不同的武打片，也与徐皓峰所掌握的电影学知识有关。“大众传播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观念。传播动力不是明星，也不是奇观，一个新鲜的观念同样会带来很多受众。就像好莱坞每年都会有一到两部低成本但是高盈利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的电影中有新的观念。而现在的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观念缺乏的时代。”徐皓峰感慨。

　　记者：这次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新作，将讲述一个怎样的武林故事？

　　徐皓峰：这次的作品是《逝去的武林》 三部曲的完结。第一部 《逝去的武林》 是我二姥爷口述，我整理。第二部则是我母亲和我弟弟做的。前半部分是我二姥爷口述未完的拳术，后半部分则收入了一部民国时代的拳谱，算是把二姥爷生前的口传和拳谱结合在一起。这第三部写的是二姥爷的一个师兄，他把武功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我作了一部一门三代人的家史。孤证不立，通过二姥爷和他师兄的经历，我向世人提供了两个例子，也算是对逝去武林的一种记录吧。

　　记者：与同龄作家相比，您的行文风格明显与众不同，带着些民国范。传统文化对您写作的影响应该更为重要。

　　徐皓峰：严格说来，我并没有赶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潮。上世纪80年代是最大化吸收西方小说传统的时代，很多人的文学观念就是在这股大潮中建立起来的。但我当年学的是油画和日本画，不是文学专业。我读的最多的书也不是现代文学，而是中国古典的画论、书论。

　　在学校学画时，我的老师叫许仁龙。他教我们书法和传统线描，还教授一些画日本画的技法。当时我们是拿国画的笔墨去画模特。每天早上来到学校后，他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急于让学生画画，而是会先让学生磨墨，一磨就磨很长时间。因为老师觉得画国画的人要静心，通过磨墨让心静下来之后，才可以开始绘画。虽然学的是画，但那段时间也让我学到了一些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

　　记者：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作家之后，你们这一代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被冠上了“新武侠”之称。“新武侠”与前辈作家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徐皓峰：每一代武侠小说作家的兴趣点都不一样。在民国，不少武侠小说作家比如宫白羽，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对那时的帮派生活好奇。因为他们的生活中有“武林”也有“文林”，他们是对自身系统之外存在的另一个系统感兴趣。所以，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现实基础的话，那便是其中帮会化的描写。后来的金庸是集大成者，他对前人的东西有所发扬。比如说《射雕英雄传》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写到了丐帮的组织结构、竞选机制等。

　　但是，到我这一代，　“武林”和“文林”一起消逝了。以前文人团体的做派、传统、规矩都消逝了。这个时候，我这一代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就对中国传统帮会毫无兴趣，对写丐帮或者写一个江湖谱系完全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