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谨：母亲的洋铁瓶

　　又到清明，不禁想起母亲，想起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带在身边的那装满小吃的洋铁瓶。

　　上世纪50年代末，老家尽管是鱼米之乡，吃饭也成了问题。全国搞大跃进，办公共食堂，“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成了口头禅，人人吃饭不要钱，几年的存粮吃完了，加之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那时候我还年幼，兄弟姐妹几个，母亲总设法不让我们挨饿。每次她做好饭菜，总是让子女先吃，等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她再以剩饭剩菜应付。全家饱吃一顿大米饭是奢侈，吃糠咽菜是常事，但母亲总是以她那高超的炊技，把和着糠的米饼烙得香喷金黄，让大家都乐意吃，不致挨饿。

　　三年困难后期，我上了镇上的初中，在学校驻读，周六回家，周日返校。我和停前中学的驻读生按定量吃集体伙食。学校伙房做的饭菜，米是当地新上市的稻米，菜是学校菜园当天采摘或从镇上现购的，青翠欲滴，没有安全之忧。但学校集体伙食按粮票定量，我时常觉得不够吃。母亲怕我吃不饱，虽然家里拮据，省吃俭用，也每周让我装一洋铁瓶的零食返校。洋铁瓶其实是老上海糖果商店展卖糖果的薄铁皮瓶子，宽高比一本杂志稍大，容积足够。这些零食包括自家做的麻糖、苕果以及逢年过节亲友送的当地特产片糕、脆饼、雪枣、五香豆等点心。麻糖，就是当地人用红薯做的板糖，掺上芝麻，晾干切片而成；苕果，则是将蒸熟的红薯(当地也叫红苕)切片晒干，然后用锅烘炒，吃起来香而脆，都是本地待客的美食，孩子们的最爱。有了母亲给的小铁瓶，每当我感到饥饿乏力时，就在课间休息时到集体宿舍打开洋铁瓶，尝上一两块零食，还让同学分享。

　　洋铁瓶，盛了母亲的爱，成为我少年时代记忆的永恒。

　　后来，我接着上学，参加工作到北京，才没有带那个小铁瓶。我感到愧对母亲的是，因为在单位工作太忙，加之我那时年轻，全国各地跑，几乎很少回老家，差不多每十年才回乡一次，看望父母。每次离家，我几乎不敢看母亲满含泪水倚门送儿的眼神。随着劳碌一生的父亲去世，母亲年纪愈大，病痛多了，我把母亲接到北京居住，但她过不惯都市几乎家家封闭的生活，没住几日就要求回去。我这才把回乡看母亲的间隔缩短。但我为母亲尽孝的时间仍然有限。

　　母亲垂暮之年，中风并不幸骨折，在床上煎熬半年，终年逾九十。我常想，按她的好体质和旷达性情，我们做子女的如果尽孝尽到位的话，她能活到一百岁。清明时节，想起往事，可母亲再不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