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虚构的“瓦解”

　　写小说的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惯常的思考方式，那就是穷尽所能，力图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完成逻辑结构，让故事的推进令人信服，我称之为信服力。因此，写作者内心必得先充满了各种质疑，然后像做手术一样，精细地将所质疑的东西一一解决掉，得出一个完美的充满信服力的作品，如此，方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无可置疑。这种思维习惯，逐渐地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比方说，遇到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我总会在心里推算着——何以至此？是的，何以至此，那不就是将小说推到结局的一个漫长过程吗？伴随这种思维惯性出现的，通常是“不至于此”“的确如此”之类的拉扯。这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这些思维的“伤害”。

　　从一次饭局说起。

　　那时我还在广州生活，饭局是一位老诗人吆喝的。来的都是老朋友，有小说家、诗人、报刊编辑、青年评论家。只有一个陌生女孩，经人介绍才知道，她是老诗人顺便邀来的，是长期为老诗人从香港带一种进口药的中间人。我们觉得，她就是个生意人吧。她一来就表达了对文学的喜欢和对作家的敬慕。在座的都不觉得新鲜，因为她实在太嫩，看上去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谁知，整顿饭下来，她不怯场，从喜欢文学说起，很快谈到了她的个人经历。她说，前些天回老家，她跟父母作了一次激烈的斗争——希望父母能接受她的香港男友，并允许他们结婚。可是，父母死活不同意，父亲用皮带狠狠地打了她一顿，“我现在背上满是伤痕，贴了很多膏药。”她这样说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我们都被这“私人叙述”吓住了，停下了咀嚼的动作。她接着说，自己在客厅跪了整整一夜，还被父亲关了禁闭，是仁慈的母亲偷偷把她放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旧社会发生的事情嘛。其中一个作家问她：“父母为什么不接受你的香港男友？”女孩说起了她那段戏剧性的爱情：两年前，她到香港玩，逛书店。她站着读一本书，有个男人一直站在她身边。后来，男人向她搭讪，告诉她手上拿的书是他写的。女孩顿时心生敬意。二人交谈甚欢，互相留了邮箱。他们就这样交往了起来。“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比我大三十岁，这是父母不同意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其实很穷困，目前没有职业，就是给报纸偶尔写点豆腐块，而且还离过婚。”

　　我们都清楚，在香港以文为生很不靠谱，报纸只发豆腐块文章，没有政府资助的文学机构，就连出版社都是民营的，据说除了畅销书外，香港文人印书都是自费，仅靠自己拿书到书店卖，获得一定的分成。显然，这女孩的男友，就属于自费印书的那类作家。

　　这次饭局成了这个女孩的爱情故事会。我的内心在她的讲述过程中一直在怀疑着，何以至此呢？尤其听到她与男朋友的巧遇，以及她多次与父母抗争的激烈方式，我都觉得不太可信。她是个生意人，遇着一群作家，要编出这么些与文学相关的事情，以拉近关系，也不奇怪。我甚至在饭局结束走出饭店门口的时候，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背，据她说那里几天前还被毒打，“满是伤痕”，你看，她竟然还弯下腰来，将门口一个摔倒的小娃儿顺利地抱起来，举在怀里，面带微笑。她的背不疼么？

　　第二天，我接到饭局中那个杂志社编辑的电话，说那女孩今天下午要领她男友到杂志社拜访，问我要不要来看看。“要不要来看看？”这话真的意味深长。到了杂志社，我发现昨天饭局上的人几乎都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看”的。

　　那男人快六十岁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显出他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局促。他拿出了自己印的书送给我们，青年评论家详细地询问他香港文学的一些状况，我们则在心里从男人的回答中验证着其“作家”的身份。后来，男人向我们谈起了港译的西方书籍，顿时变得很自信，滔滔不绝，还从包里掏出一本港版《别让我走》，石黑一雄的小说。他说自己很喜欢这本小说，并要留给我们读。那女孩安静地靠着男人坐着，一直微笑地听他说。最后，男人终于说到了他们的爱情，他说，他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会努力争取她父母的认可，即使用尽后半生。这话从一个老男人嘴里吐出来，让我鼻子一阵发酸。

　　临别的时候，男人牵着女孩子的手，说：“我们很高兴能认识你们这些作家。”同时深情地看了一眼女孩，仿佛我们是他们的结婚见证人。女孩很幸福地看看他，又看看我们，说了一句：“我都怕他们不相信。”霎时，我为自己的那些心理活动感到羞愧不已。

　　女孩走出去的时候，我久久地看着她的背，我坚信那里“满是伤痕”。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那女孩，更别谈有什么“生意”关系。

　　这次饭局让我对虚构的信服力产生了怀疑，甚至感到自己总是在苦苦推动“何以至此”的过程苍白无力。很多时候，它其实可以毫无逻辑，甚至可以让人始终生发“何以至此”的追问而难以得到解答，因为——它常常会被感人的力量所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