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遗产：在申遗中展现民族智慧

湖北省咸丰县唐崖土司城遗址内的石兽和石牌坊。

2013年1月4日，冰雪海龙囤。

　　今年3月，中国土司遗产正式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文本。国家文物局确定：由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中国土司遗产，作为中国201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从2012年末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2013年年初正式确定为中国201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再到如今进入申报世遗国际专业评估环节，中国土司遗产距离成为世界遗产越来越近。

　　“火箭速度”，源于土司遗址承载的传统智慧

　　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进入预备名单的湘鄂黔三地土司遗址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最早开始申遗准备的，时在2010年；而贵州的海龙囤遗址则从2012年开始考古发掘、收集资料制作文本，最终赶上了预备名单出炉前的“末班车”。

　　由于国家每年只选择一个项目向联合国申报，因此，进入预备名单的项目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通常，从准备申遗到列为申遗正式项目，这个周期大约需要10年。然而，中国土司遗产这位预备名单上的“迟到者”，却以火箭般的速度跻身前列，成为我国2015年申报世遗的唯一项目。原因何在？

　　“中国土司遗产本身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其所承载的制度文明，凝聚着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智慧。”对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这样解释。

　　李飞是海龙囤遗址考古队领队、海龙囤遗址申遗专家，他几乎参与了贵州近10年的所有重要考古工作。在海龙囤，他坚守了257个日夜。遗址出土文物两万余件。环绕“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永顺老司城、唐崖土司城，分别是永顺宣慰司和唐崖长官司的司治所在。海龙囤虽非司治，但设有衙署，与位于今遵义老城的宣慰司司治配合使用，具有‘陪都’的性质，这些建筑因此都曾极尽奢华。遗址内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青花瓷器、装饰品、石刻等来源广泛，工艺精湛，反映了土司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李飞说。

　　在李飞看来，土司遗址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是我国历史上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重要制度——土司制度的实物载体，见证了我国古代民族地区管理制度从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以降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启的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它所承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实现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与社会管理智慧，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作为永顺老司城遗址申遗专家，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则把中国土司遗产的“火箭速度”归因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与“三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制订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应当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与‘三性’。”成臻铭说，所谓突出的普遍价值，主要是指创造性价值、传播影响价值、历史见证价值、风格典型价值、人地关系价值、精神关联价值和景观审美价值；所谓“三性”，则是指完整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 

　　捆绑式申遗，“统一步调”有助于充分展示多元一体

　　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产多分布于三省交界地区。2013年初，国家文物局确定，将湖南省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省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省海龙囤遗址“整体打包”成中国土司遗产。同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土司遗址申遗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与湖南、湖北、贵州三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保护土司遗产的联合协定》。根据该项协定，三省将建立土司遗产保护和联合申遗省际协调机制，在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研究、监测与展示等方面“统一步调”，整体推进。

　　三地土司遗产捆绑式申遗，这一做法充分借鉴了我国以往的申遗经验。所谓捆绑式申遗，就是将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要求的、代表一个区域某个时期文化和特色的遗产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定的规模。2010年“中国丹霞”联合申遗的成功，创造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申遗纪录——集纳了6省6个地方联合申报。此举不仅可以提高申遗成功率，而且能让尽可能多的遗产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规范中保护。

　　“三地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件多赢的事情。”唐崖土司城遗址申遗专家、三峡大学武陵民族研究院院长黄柏权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土司数以千计，三地土司遗址联合申报可以反映出土司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三地土司遗址各有特点，同时申报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此次捆绑申遗的三地遗址，在我国现存的土司遗产中，始建年代较早、沿用时间较长、保存较完整，是土司制度完备和鼎盛时期典型的综合性城址遗存。它们在土司制度武职体系中分别涉及最高的宣慰司、较低的长官司两个级别，包括综合治所、战备军事防御城堡两种不同的功能类型，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土司制度的系统性、发展历程以及土司管理机构的管理内容和运行模式。

　　“联合申报，可以打破行政地域界限，探索跨地域保护文化遗产的路径；联合申报，在对外宣传中，可以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黄柏权说。

　　申遗是保护的手段，是研究、宣传的过程

　　由于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可以获得世界性的保护与援助，同时成为世界级名胜，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因而，世界名录自1976年建立以来，世界各国均积极组织申遗。1987年，中国遗产开始进入名录，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项目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

　　对于广泛分布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遗产而言，申遗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申报遗产的核心是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保护原有的面貌。”黄柏权直言，“保护是根本，是前提。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利用又可以反过来促进保护。在此过程中，应尽量避免过分商业化，才能使保护不变味。”

　　“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保护的手段。申遗的过程，是一个保护的过程、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宣传的过程。”李飞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司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土司遗产申遗，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扬，对提振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着深远的意义。

　　土司遗产申遗，对于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无疑是有益的。在方兴未艾的“土司热”中，成臻铭提出了研究土司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专门学——土司学，并建构其理论。

　　“在我国西南地区延续800年的土司制度，消失仅半个世纪。而关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现代土司现象等问题的土司研究，在我国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土司遗产申遗，有助于扫除以往研究中的‘盲点’，更好地服务当下。”成臻铭说。

　　今年夏天，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将亲临三地土司遗址现场考察评估。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大会上正式表决，也只有一年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是目前三地土司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具体而言，文物本体的保护、展示及遗产地环境整治等任务还十分繁重。上下一心，争分夺秒地工作，是解决此问题的不二之途。”李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