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赶考——西柏坡感思（上）

  编者按

  西柏坡，河北省的一个偏僻小村，却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发生地。1947年，中共 中央在西柏坡为新中国的建立奠下坚实根基。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负行囊，踏着曙色，一路走过南昌、瑞金、遵义、延安、西柏 坡……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到超越，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面对一个个全新的课题，交出一张张真诚的答卷……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与当年的西柏坡不 无相仿之处。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作家李春雷走进西柏坡，捕捉历史，思索未来。

  耕者有其田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1947 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其后的一年间，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 关，在美式装备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餐风宿露，仓惶之态可想而知。而最终选择落脚西柏 坡，自有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东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马蹄形腹地，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当时的西柏坡村，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包，土名老鼠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若征用这一片地方，老鼠岭下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主照顾太多，少数干部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会标、没有标语、没有水杯，更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面对主席台的中央腹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他身后的薄一波，赤腿搭在一个石墩上，边擦汗边摇帽子。近来，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捂着肚子，1.75米的个头，体重竟不足100斤。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 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特别密切。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 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

  无影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玄幻的历史风云，酝酿着天网般的民族命运……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到处是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其实是围绕老鼠岭建造的。主要工程是在腹内开掘一条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盖几间普通办公房和一个机关食堂。对于租用的13户民房，则是简单修缮。由于没有大兴土木，以至于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院内有一棵梨树。转眼已是仲夏，梨子的青胎在悄悄地长大着，前天像豌豆，昨天似酸枣，今天已是鹌鹑蛋大小了。

  北屋门前还有一棵楸树，树荫下是一面旧磨盘。夏天的夜晚，毛泽东时常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围坐在磨盘周围，谈论战局和时局。一盏煤油灯默默无语，几只小飞蛾围绕在周围，细细地谛听……

  刘少奇与毛泽东比邻而居。西柏坡的刘少奇，是最幸福的刘少奇。在延安时，刘少奇就认识了年轻、美丽、聪慧的王光美。

  1948年3月，两人意外地在西柏坡的一次舞会上重逢了。原来王光美离开延安后一直在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前些天刚刚随外事局搬到距离西柏坡4华里的柏里村。这一次，刘少奇没有浪费机会，主动提出了约请。

  几天后，两人在刘少奇办公室见面了。刘少奇正在埋头写东西，看见王光美，马上站起来，惊喜地说：“你真来了！”两人南山北海地谈论着。最后，刘少奇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并再三强调说，自己年纪较大，身染胃病，婚姻不顺，又有孩子，要对方好好考虑。

  面前这个清瘦却又儒雅的人，真是有些让王光美动心了。她嗫嗫嚅嚅地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有特别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

  刘少奇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如果想了解我的过去，你可以去问李克农。”

  王光美不说话了，静静地低着头，脸色酡红。

  1948年8月21日，是他们大喜的日子。这一天，刘少奇仍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处理土改文件和新华社文稿。直到傍晚时分，他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要成亲了，光美不好意思，你们去接接她。”就这样，秘书齐建华和几个人骑上马，把王光美从柏里村接到了西柏坡。

  这一天，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甚至连一顿小范围的聚餐也没有。王光美在中央外事组的同事们只是做了一个大蛋糕，算是他们的结婚贺礼。

  晚饭后，食堂里举办一个小型舞会，两人都去参加，正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在场。周恩来看到两人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对毛泽东说：“咱们一起去少奇家，热闹热闹。”

  于是，新郎和新娘陪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来到了新房。说是新房，其实就是刘少奇居住的那间土房，只有8平方米。

  坐下后，王光美给在座的男人们一一点上香烟。闲聊了一会儿，几个人就到隔壁的刘少奇办公室谈工作去了。女人们给隔壁的男人们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边品尝，一边说笑。毛泽东吃完后，忽然想到女儿李讷，便又讨要了一块，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急匆匆地离开了。 

  毛泽东等人落户后，中央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里，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中央办公厅驻夹峪村，组织部驻南庄村，宣传部和中央电台驻北庄村，社会部驻东、西南泥村……

  在此前后，这些村庄陆陆续续修建了上千间住房，开挖了几十眼窑洞。而更多的村子则相继开办了面粉厂、榨油厂、酱油厂、豆腐厂等等，郭苏镇甚至还建起了一家卷烟厂……

  但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中共的首脑机关。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蒋介石才是正宗，才是政府。

  不过，他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群人的异乎寻常，他们的语言虽然南腔北调，但待人和气，满脸微笑。看看他们的军装，土黄色的，石灰色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和亲切，那是大地的颜色，那是石头的颜色，那是树皮的颜色……

  于是，村民们便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踏实和安宁。

  没有下发的“一月决定”

  演讲的最后，任弼时极为严肃地声明：“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土改运动中，一些“农会”代表批斗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不忍睹。

  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无情打击。还有不少基层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粗暴没收和破坏。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主流向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党内有识之士早早发现了这些问题。

  1948 年1月4日，习仲勋就绥远所属各县“左”倾现象向中央报告并建议：“……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 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

  1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地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7年11月，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对兴县钱家河周围30多个正在土改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

  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任弼时正式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很多见解前所未有，令人震惊。

  关 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他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 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 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拥有较完备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 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

  对工商业政策，任弼时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动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任弼时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

  演讲的最后，任弼时特别气愤地讲到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从已披露的党史文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土改”的工作方法和对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的原始意见并不一致，他们曾有过多次的讨论，甚至争论。

  1 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当时，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彭德怀、陈毅、贺龙、陆定一等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定名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亦称“中央一月决定”。同时，毛泽东致电刘少 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但是，这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征求各地意见后，断然改变了自己的思路。

  3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中央一月决定”此后再没有下发。

  （选编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