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赶考 ——西柏坡感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04日10:23 来源：河北日报 李春雷

　　编者按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孕育成熟了诸多独特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诸多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在这里，发出了响彻历史的“两个务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更多正能量。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扎实深入地开展，我省作家李春雷潜心创作了报告文学《赶考》。作品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历史片段，给我们描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向我们形象地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真理：“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今天，本报选登这篇报告文学，以期大力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迎接新的“赶考”。

　　□李春雷

　　应该说，国共谈判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历史上极端危机的时期。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

　　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其气焰之汹汹，大有巨石击卵、饿虎扑食之势。而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地区阻敌十天至两个星期。但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

　　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配备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餐风宿露。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在彭德怀部队的掩护下，留守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为李德胜、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刘少奇、朱德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山西省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形势便发生了神奇变化，云开日出，天翻地覆。

　　从1947年3月离开延安，到1949年3月移师北平，胜利到来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预料。

　　盛衰之理，胜败之道，个中玄机，其谁得知？

　　见证这一奇迹的，就是太行山中一个小小的村庄——西柏坡！

　　历史的选择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随着形势变化，中共总部机关曾设想从延安迁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迁到哪里呢？先是凝眸淮阴，后来聚焦承德和哈尔滨，随着战局危急，又倾向于晋西北、晋冀鲁豫或晋察冀。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但到达晋察冀之后，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和解决该地区军事行动问题”的指示，确定暂时留驻。在此期间，聂荣臻曾盛情挽留。

　　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后来追述：“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

　　西柏坡村始建于唐代，原称柏卜村，古时因村北的坡岭上松柏苍翠且与东柏坡村相对居西，故取名西柏卜。民国年间，改为现名。

　　选择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平山团”的故乡。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太行余脉由西南而东北，峰峦起伏，山岗连绵，地势险要。而西柏坡的东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马蹄形腹地，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军事专家分析说，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向南北延伸，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当时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样子呢？

　　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

　　若征用这一片地方，岭下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

　　于是，通过村长与村民商谈，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应了。

　　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进驻的，对外号称“工校”。

　　耕者有其田

　　当年，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们并不在乎头顶上的“天”，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少数干部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史料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

　　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干净。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

　　面对主席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几个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

　　当时，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焐着肚子，1.75米的个头，体重竟不足50公斤。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密切。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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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历史风云，酝酿着民族命运……

　　一抹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量土地、埋界桩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的主要工程是在山腹内开掘一条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盖几间普通办公房和一个机关食堂。对于租用的13户民房，则是简单修缮。由于没有大兴土木，以至于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毛泽东搬来之前，考虑到他在延安时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杨尚昆等人专门请来绥德工匠，仿造了三间窑洞。毛泽东参观后，感觉有些“奢华”，执意让给和刘少奇挤住在一个院内的朱德。而他自己，则另选了一套刘少奇隔壁的普通民宅。

　　院子里有猪圈、磨盘和鸡窝，卫士认为不够雅观，请示拆除。毛泽东说：“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老乡还要用呢！”于是，只填平猪圈，其他设施都原物保留。

　　院内有一棵梨树。转眼已是仲夏，梨子在悄悄地长大，前天像豌豆，昨天似酸枣，今天已是鹌鹑蛋大小了。

　　北屋门前还有一棵楸树，树荫下是一面旧磨盘。

　　夏天的夜晚，毛泽东时常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围坐在磨盘周围，谈论战局和时局。一盏煤油灯默默无语，几只小飞蛾围绕在周围，细细地谛听……

　　山风爽爽的，吹拂着小院里昏黄的灯火。火焰熊熊燃烧着，虽然摇摇晃晃，却也脚跟稳定，把一座简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

　　大房间，玻璃窗，暖墙壁，年过六旬的朱德总司令的住房条件是最“豪华”的。

　　本来这所房子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但毛泽东说朱总司令年龄大，又和刘少奇挤住在一处院子里，不方便。这个窑洞是独院，相对比较安静，房子也宽敞，适合老年人居住。朱德知道毛泽东的好意后说，任弼时虽然年轻，但是身体不好，更需要安静，还是让他住吧。而任弼时坚持说，一定要请总司令住下才合适。

　　虽然朱德再三推让，但在众人的坚持下，不得不住进了这座相对宽敞的窑洞。

　　朱德虽然住上了“豪宅”，却没有独享。由于西柏坡没有招待所，每逢外地的领导人来中央开会或办事，他总是请到家里留宿。

　　有一次，王稼祥、朱仲丽夫妇来到西柏坡，又被朱德请到了家。由于客人是夫妇两人，且是远道而来，他便执意让王稼祥夫妇住在自己的大床上，而他和老伴康克清，却用四个凳子两张床板，另外搭起了一张大床。

　　人们总是用晋察冀的“乌克兰”来形容西柏坡。

　　其实，这个“乌克兰”，是指包括西柏坡上下若干公里的滹沱河流域。这条开阔绵长的“V”形谷地周围，有数不清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群列队的武士，密密匝匝地拱卫着。山壁为屏，白云为幕，日月为灯，全然是一处迥异于外界的江南水乡。

　　毛泽东等人落户后，中央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夹峪村，组织部驻南庄村，宣传部和中央电台驻北庄村，社会部驻东、西南泥村……

　　在此前后，这些村庄陆陆续续修建了上千间住房，开挖了几十眼窑洞。而更多的村子则相继开办了面粉厂、榨油厂、酱油厂、豆腐厂……

　　但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中共的首脑机关。

　　不过，他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群人的异乎寻常，他们的语言虽然南腔北调，但待人和气，满脸微笑。看看他们的军装，土黄色的，石灰色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和亲切，那是大地的颜色，那是石头的颜色，那是树皮的颜色……

　　于是，村民们便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踏实和安宁。

　　正轨

　　土改运动中，一些“农会”代表批斗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无情打击。还有不少基层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没收和破坏。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主流向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

　　党内有识之士早早发现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绥远所属各县“左”倾现象向中央报告并建议：“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

　　1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地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20日，毛泽东再次转发习仲勋的报告，并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7年11月，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对兴县钱家河周围30多个正在土改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

　　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任弼时正式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他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拥有较完备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

　　对工商业政策，任弼时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任弼时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

　　演讲的最后，任弼时特别气愤地讲到了“打人杀人问题”。

　　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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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

　　从已披露的党史文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土改”的工作方法和对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的原始意见并不一致，他们曾有过多次的讨论，甚至争论。

　　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

　　刘少奇复电毛泽东：“因为现在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个指示，不独无益，而且有害。”

　　1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陈毅、贺龙、陆定一等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定名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亦称“中央一月决定”。同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但是，这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征求各地意见后，断然改变了自己的思路。

　　3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中央一月决定”此后再没有下发。

　　毛泽东大度，刘少奇虚心，任弼时认真，三人同心，使土改工作尽快改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取得了最佳效果。

　　战争与命运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最闪光的亮点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用五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

　　的确，此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虽然在数量上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对方，战斗力更是大为增强。与此同时，中共各大解放区日益巩固、发展、壮大，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特别是解放区已经全部完成土改，广大农民踊跃参军。

　　所有的征兆表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辽阔的东北地区，背倚苏联，在中国地图上是一个犄角。

　　毛泽东把大决战的起点就选在了这里！

　　当时国民党部署在东北的兵力主要是卫立煌集团，计14个军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靠空运补给。而我东北野战军总兵力达103万人，控制了95%的铁路运输线。

　　毛泽东提出了夺取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

　　10月15日，锦州攻克。

　　10月19日，长春守敌投降。

　　10月27日，辽西大捷。

　　11月2日，夺取沈阳。

　　至此，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累计歼敌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在兵员数量上正式超过国民党军队，从而使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质变。

　　路透社评论说：“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英国《泰晤士报》则预言：“中共占领东北后，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1948年4月8日，中央军委收到一封“抗命”电报。

　　毛泽东十分震惊。

　　年初，为了推动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中央军委做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于1月27日亲自致电粟裕：“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南下……”

　　但身处第一线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战略构想。经过深思熟虑，他斗胆向中央直陈：“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他建议先在中原打几个大歼灭战，尔后南下。

　　鉴于以上不同意见，毛泽东于4月21日电请粟裕前来面谈。

　　粟裕快马加鞭，日夜兼程。4月30日，赶到毛泽东住处。

　　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院中央，同粟裕长时间握手。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

　　17年前，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参加三次反“围剿”，屡建奇功。抗战时期，他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解放战争打响后，是他，最早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和莱芜战役的胜利，为扭转战局立下首功；去年，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中，又是他，在孟良崮击毙张灵甫，赢得最漂亮一战。

　　大将归来，怎不喜笑颜开！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

　　粟裕说：“主席，我向你负荆请罪来了！不知我的电报是否干扰了中央的决心？”

　　“中央的决心如果是正确的，你粟裕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干扰不了。这次请你来，就是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

　　会上，粟裕敞开胸襟，详细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他认为，以10万人进军江南，转战数省，面对异常强大的敌军，无后方支援，减员不会少于一半，剩下的四五万人难以对付敌人，同时也未必能吸引敌军主力回防，反而会分散兵力，削弱中原战场。与其如此，不如逐鹿中原，集中兵力打大仗，将国民党主力部队歼灭于长江以北。

　　粟裕情绪激昂，言辞滔滔。

　　突然，他发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火盆中的木炭“噼噼啪啪”爆响着。毛泽东侧身仰躺在藤椅里，出神地盯着房梁，夹在手中的烟头上滞留着长长的一截烟灰……

　　粟裕只好站起身来，怔怔地看着大家。

　　毛泽东猛地回过神来，大声说：“粟裕，今晚我请你吃辣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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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发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正是淮海一战，决定了国民党彻底败亡的命运。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在辽沈取得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收官之时，中共中央又把目光转向了华北。

　　傅作义集团50万兵力，沿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别驻扎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摆成一字长蛇阵。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立足固守，同时随时可以南逃或西撤。

　　必须把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

　　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命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不及东北野战军入关，命令华北野战军从西线向华北之敌开刀，包围张家口，断敌西逃之路。

　　随着东北野战军主力神兵天降，对华北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傅作义只得迅速把部队龟缩到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和塘沽5个孤立地区，真正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

　　中央军委火速制定了平津战役方针：“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11月22日，杨得志部队攻克新保安；11月24日，夺取张家口。至此，傅作义集团西逃之路完全断绝。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傅作义集团海上南逃之路也沦为绝望。

　　兵临城下，四面楚歌。瓮中之鳖，插翅难飞。

　　1月17日，北平和平解放！

　　随后，湖南、绥远、新疆、云南等地陆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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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和西柏坡，一个大都市，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极不成比例的地名，是当时世界的聚焦点。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个硕大的棋盘上拉开架势，全面较量：长江为界，举手运棋，落子无悔。

　　在毛泽东小院的西北角，有四间低矮的土砖房，这就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

　　四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摆放着三张桌子，一张归作战科，一张归情报科，一张归资料科。桌子上放着几部手摇电话机，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和作战参谋绘图。

　　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组织谋划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战役，指挥着数百万军队，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把人民战争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惊天动地，构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完全可以说，西柏坡时期，是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数千年战争史上的最高潮时期！

　　历史，在这一刻，在这个小村的庭院里，上演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煌煌大剧！

　　中国命运，决于此村！

　　鱼儿与水

　　在西柏坡，流传着很多关于领导人的故事，且颇具传奇性。

　　中央大院门前有一片苇塘，夏天和秋天，青蛙极多。

　　此地有一种虎纹蛙，体态肥硕，浑身披满灰灰黄黄的花纹，虎头虎脑，嗓门奇高，整夜整夜“嘎嘎咕咕”地聒叫，影响大院办公和休息。警卫人员请求铲除芦苇，或捕捞青蛙。毛泽东说使不得，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那年冬天，村民闫国三被请去帮毛泽东检修炉灶。收工时，毛泽东送他一包茶叶。另有一次，两位农民在毛泽东小院里维修房顶，毛泽东还送给他们几盒当地生产的“海燕”和“飞马”牌香烟。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送礼的人姓甚名谁。

　　9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到村外散步。

　　村民阎汝魁，在自家田埂上割完黄豆后，挑着扁担沿田间小路回家，正好与一个魁梧高大者相向而行。小路又窄又滑，无处躲闪。阎汝魁正要回身，只见那个大个子抢前向左猛跳一步，跳到稻田里的一个树墩上，为他让路。

　　阎汝魁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大个子摆摆手：“老乡，你挑得重，不要站着了，快走吧。”

　　当时的阎汝魁，只是记住了一个大个子，和他的音容笑貌。几年后，当西柏坡的秘密公开时，当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他恍然大悟。

　　1948年春天的一个晌午，村民刘永久和儿子正在地里种谷子。

　　朱德路过这里，见他们父子俩有些吃力，便提出要帮他们拉耧。

　　刘永久认识这个人，是“工校”的“朱校董”。他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是粗活儿，可不要闪了你们文化人的腰。”

　　朱校董哈哈一笑：“我也是种田出身，手把式也不差呢，不信咱们比一比。”说着，一步上前，不由分说，熟练地把套绳搭到肩上。

　　这个结实的黑大个儿，果然有力气，迈开有力的步子，一连拉了七八个来回。

　　干了一阵儿，朱校董的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微微飘浮着白气。他便坐在地头，一边用袖管擦汗，一边捧起主人的水罐，满满地倒了一碗，痛快地喝下去。

　　那一年，朱德62岁。

　　夏天的一个傍晚，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出门办事，猛然发现村头的石碾盘上躺着一个大约两岁左右的孩子。

　　何连芝走过去，猫下腰来，细细看一眼，立马惊呆了：这不是房东阎志林家的小青海吗？何连芝伸手摸一摸，孩子四肢僵硬，浑身冰凉，只是额头略有温热，嘴角微微抽搐。再仔细一看，孩子的身下铺有一块苇席，席片底下横放着一条麻绳儿。这是当地通常处理死婴的办法。

　　董必武急切地说：“快、快送医院！”

　　何连芝抱起孩子，向中央医院设在东柏坡的医务所跑去。

　　阎青海，生于1946年6月，兄妹五个，排行老小，前些天因为食物中毒传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导致多日昏迷，水米未进，不省人事。那个年代，医疗水平极其低下，民间死婴弃婴现象十分普遍。青海母亲看到孩子已经不治，就大哭一场，用席子裹住，准备扔到苇地西头的水坑里，但毕竟于心不忍，只是把孩子放在了水坑附近的碾盘上。

　　医生经过诊断并紧急请示，决定使用特效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后来通称的青霉素，当时刚刚传入中国，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特效药。几年前，白求恩大夫就是因为缺少此药而遗憾去世的。而当时中央医院里的盘尼西林，则更是中共特工部门从国民党占领区的上海市秘密购进的。

　　经过精心治疗，阎青海竟然起死回生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董必武夫妇抱着小青海，送回阎家。

　　阎家人简直惊呆了，他们以为孩子早就被野狗吃掉了。阎志林夫妇痛哭流涕，跪倒在董必武夫妇面前，坚持让孩子认“干爹”。新中国成立后，阎青海曾多次到北京看望，都住在董必武家里。董必武去世后，阎青海还与其后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今天。

　　雏形

　　石家庄，是中共在华北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中共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第一块试验田。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同时，石家庄市人民政府还把国营、公营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而且在文化事业上推陈出新，为这座年轻的城市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到1948年底，在这片战争废墟上，已是工厂轰鸣，商铺林立，一派繁荣。

　　石家庄的解放，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合并成立华北局提供了条件。

　　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刘少奇。他分析了多个解放区各自为政的弊害，提出在华北建立统一政权。

　　对于这个提议，毛泽东早有预见，提议刘少奇出任北方局第一书记，逐渐归口华北财经，保留了军政分立。

　　刘少奇马上再次电陈：只合并党务、财经，而不合并军事、政府机构势不可能，并陈请朱德主持军事，董必武筹备政府。

　　一天之后，接到毛泽东复电：同意党政军财全部统一。

　　1948年5月，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成立。

　　6月，两区参议员联席会议开幕。

　　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成立华北人民政府。

　　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在平山县王子村召开。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并通过了各部部长，各会主任，各院院长、华北银行部经理及秘书长等任命。

　　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相互分割，只能各自发行货币。晋察冀使用边币，晋冀鲁豫通行冀钞，东北有东北币，陕甘宁是农币，山东根据地则是北海币……

　　随着战局好转，各解放区相互贸易越来越多，便出现了货币摩擦：山东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冀钞次之；西北地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农币比价最低。因为各解放区财经不统一，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统一财经，成为当务之急！

　　各方经过多次商讨和协调，终于拟定了各解放区货币比价：北海币与冀钞为1∶1，与边币为1∶10。在这个框架下，各种货币进行流通。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

　　根据国内外纸币设计的惯例，统一货币往往会把国家元首的头像作为券面主图，印在币面上。人民币设计者在设计第一套人民币标版时，自然而然地把毛泽东像作为主图绘制在了人民币上。

　　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

　　第二次设计时，币面上是解放区生产建设的图景，左边是南方的“水车”，右边是黑黝黝的“煤矿”。这一次，顺利通过了。

　　但钞票的正上方，需要几个字：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任务，最合适的执行人选，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自幼随父读书，5岁时即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三字经》，17岁时参加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具有厚实的书法功底。

　　每天晚上，董必武从上班的王子村回到西柏坡住处后，点上煤油灯，拿起毛笔，开始书写。几天后，已经有几十张了。他一张一张地比较挑选。坐在一旁纺线的夫人何莲芝并不明白这几个字的意义，迷茫地端详着。她只知道这几个字要印到钞票上，却不知道，这张钞票，将要风行全国，将要统一整个中国的财政，将要走进家家户户，影响和支配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和生产。

　　“两个务必”

　　1949年2月23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你兵团即调一个较好的团来警卫中央，等中央迁移时即行归建。”同时，另电罗荣桓、聂荣臻等：“为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防敌空袭及伞兵袭击，除令第十九兵团调一个团来中央警卫外，拟从四野炮纵抽调高射炮四至六门，配齐人员附属装备即来中央。”

　　……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一种低调、俭朴、保密的形式，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

　　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的中央全会。

　　三月，风和景明，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清新，惊蛰的生命正在全面苏醒。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报告中开宗明义：“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变点。”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次转移。

　　为了第一次转移，中共付出了多大代价啊。党内不少同志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指责，几任主要领导人折戟，十数万红军殒命，但毛泽东和一批坚定的共产党人顽强地坚持着。经过二十多年浴血奋斗，最终从实践和理论上证明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

　　现在，胜利已经到来，一个个城市回到了人民怀抱。接管城市，领导城市，建设城市，通过城市促进全国发展，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再次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转移：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

　　国情严峻地摆在面前：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农业占到百分之九十。

　　如何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早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大的历史任务！

　　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

　　另外，全会还确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会上，周恩来就目前的财经、金融、交通、工业等方面发表了系统意见。

　　对于作风建设，会议明确提出“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

　　七届二中全会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

　　也许，毛泽东始终忘不了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窑中对”。耿耿铮言，响震在耳！

　　几年过去了，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但更多的是沉重。现在，他想得最多的已经不是那位拼打了近三十年的蒋介石，而是已经去世三百多年的李自成。

　　明末，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农民起义军在民众的支持下，所向披靡，经过16年血战，终于推翻明王朝。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但进城之后，李自成所部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从将军到士兵，个个乘机中饱私囊。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进京43天即彻底腐化，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当吴三桂勾引清军，兵临城下，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这一幕悲剧，常令历史老人慨叹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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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于此，毛泽东在报告中警醒地指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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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容易，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更艰难。

　　为什么我们的国歌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反复吟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要时时警醒，时时激励，时时自勉。

　　两个务必，永远务必！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又是三月。

　　撤出延安是1947年3月，东渡黄河是1948年3月，进驻北平又是3月——1949年3月。

　　历史似乎是在按照设定的程序悄然运行，就像这大自然，从冬天到春天，悄无声息地过渡，竟然没有一丝痕迹。似乎只在转眼之间，河醒了，树绿了，花开了……

　　但，时节确实变了，时代确实变了。

　　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

　　毛泽东听完广播，用过早餐，已经11点了。11辆吉普车和轿车，以及十多辆大卡车，俱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准备向北平进发。

　　看着长长的车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说：“是啊，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接着，按照警卫人员的安排，毛泽东穿上塑料雨衣，戴上一副挡风眼镜，上车。三月的北方，正是风沙季节，更兼全程土路，车队走过，一路风尘……

　　离开西柏坡，毛泽东的心中有着浓浓的眷恋。是的，这里是他坎坷人生的福地啊，是他征战岁月的最后一驿啊，是他事业最辉煌的丰碑啊。他心事重重地看着车窗外缓缓后退的街景，那是历史的烟云，那是凝固的记忆……

　　搬家的队伍里，还带着几十匹战马，其中还有他转战陕北时的坐骑。这些战马，大都是从延安带来的，还要带到北平。为什么呢？还需要进山打游击吗？

　　当然不是。

　　但仍然要带上。

　　那是一种情怀，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自省……

　　前方就是北平。

　　哦，北平，五朝皇城，中华之都，天地日月，社稷神坛。那高峙的箭楼，暗红的宫墙，微笑的国槐，喷香的臭豆腐。离开30年啦，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协管员。这些年，他一直奔波在人烟稀少、苦寒贫瘠的山沟里。多少血雨腥风过去，而今柳暗花明而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今天，中国的红色政权，乘坐现代化的汽车，终于驶向了北平……

　　赶考，他再次想到了赶考！

　　我们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呢？

　　而，居住在北平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人群呢？

　　他再次想到了周期律！

　　永远的赶考

　　马蹄声远，辉煌影近。

　　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着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向前向前，一路走过南昌、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

　　65年过去了。

　　几多风霜，几多苦痛，几多欣喜，他们一直在跨越，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和平，从贫穷到繁荣，从落后到超越，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

　　但是，由于青春激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处处探索，他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成绩时而优良，时而及格，时而不及格。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建设蓬勃发展，成功地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绩之大，令世界惊叹……

　　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是学费，都是智慧，都是为了下一张试卷！

　　当今的中国，传统农民已经蜕变为现代国民，现代国民正在蜕变为现代公民。而我们的国家，正在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蜕变，正在准备在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稳健地进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从而使中华民族走上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富裕幸福的中国梦。

　　无疑，这是一张更大的历史考卷。

　　而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诸多尖锐而复杂的现实问题：环境恶化，官场贪腐，干群矛盾，司法不公，信仰缺失……

　　面对这一张硕大而又复杂的试卷，我们应该如何应答？

　　这是对执政党的考验，也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考验！

　　我们要敢于面对，我们要勇于回答。

　　经历一轮甲子，饱受几多风霜，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青年走向壮年，已经更加智慧，更加成熟。

　　实际上，赶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广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考官！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才代表着最迫切的现实，最根本的利益，最长远的未来。只有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才能赢得他们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从而实现真正的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

　　人民，是永远的江山！

　　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西柏坡。他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毋庸置疑，在这个漫长的行程中，西柏坡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孕育成熟了诸多独特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诸多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在这里，发出了响彻历史的“两个务必”。

　　所有这一切，都是取胜的秘笈，更是永远的财富，适用于历史，适用于现实，也适用于未来……

　　让我们凝思西柏坡！

　　让我们共同去赶考！

　　作者简介：

　　李春雷，男，1968年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邯郸学院终身教授。主要作品：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和《木棉花开》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蝉联三届)等。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