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缺乏一门叫生命的学问

　薛仁明

　　在热闹一时的国学热逐渐回归理性和平静之时，薛仁明带着新作《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来到大陆读者面前。无论作为作家，还是国学研究者，他在台湾似乎一直是个“异数”———过了二十多年的隐者生活，依靠传统文化精髓把自己原本“拧巴”的精神状态渐渐疏通。在国学理念上，他则更像是个践行者，对于自己所接触和解析的传统文化，从不谈所谓客观问题，而是全部来自自己的切实感受和体验。

　　记者：您在数次行文中提到当下人生活中的“紧绷”状态，如何解释这一用词？

　　薛仁明：对我而言，人生至少有二十多年处于这一的状态———好恶强烈、对周围的许多事物容易不满，整个人处在时刻无法放松的状态。外在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正义感和使命感，但却在和人相处时形成了一种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单个个体的这种情绪，很容易变成整个社会的集体气氛，进而形成一种始终防卫、甚至时刻准备主动攻击的状态，这样的生命，无法真实，也很难说可爱。

　　记者：在您作品中，印象很深刻的是您对于“显性台湾”和“隐形台湾”的论述，认为在主流、激进的西式话语权背后，传统文化熏陶的温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也依然存在，并且两者之间具有诸多隔阂。这一论述是否也适用于大陆？

　　薛仁明：可以这么说。“五四”以来，我们许多沿传许久的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乃至身份意识被压抑，而被西方教育体系和思维模式所取代，但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举改造”能够达成的。举个教育的例子，如今学校在特殊节日教育孩子要回去对父母说我爱你，但这种直线式的表达方式其实并非国人的表达方式，有的孩子却怎样也说不出口，并因此“纠结”，可能进而对自我产生质疑。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长期习惯于曲线、弯弯曲曲的情感表达。有些事做不到，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文化基因在发生作用，无需强求，你才能逐渐放松下来，学着去理解自己和自己身处的文化。为了把我自己弄明白，我也用了几十年，但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会越走越安稳。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您对西式的文化理念颇有不赞同之处？

　　薛仁明：并非是一种不赞同，而是西方文化理念与我们长期浸染的传统文化基因并不匹配，这在以前没有问题，而是在我们“西化”的过程中才凸显的矛盾。

　　记者：那您认为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在文化理念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薛仁明：只是在我的实践和体会中，感到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太多，道德感往往被投射到很远、很伟大的目标上，而对于眼下、身边事则常常没有感觉，对于当下不愿意好好领会。我所认为的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构成。在我看来，突破和改变的基本动力应该是自己觉得别扭、需要改变，而不是被外来的力量所理性说服。有些理念并非是理性说服就能成功塑形的，其说服力也是脆弱的，只有情感上接受，才能真正有认同感。在我们的长期文化理念中，形式逻辑并不是一件自然存在的事物，而讲求人与人之间的机缘，也就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记者：在您《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一文中，对于当下“知识分子”似乎有一定批判。这也让我想到，现今学术界盲目追逐一流、前沿、顶端的现象并不少见。

　　薛仁明：不仅在大陆，许多地方的学术研究中太缺乏一种叫生命的学问，而将学问当做一件工业产品，我建议他们回来看看自己的生命。知识分子面对事物时，流行的做法是采取客观姿态来分析、研判，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所观察对象的疏离。在我讲学的过程中，发现越是学术气氛浓厚的高等学府，学生的提问越充满了审视、分析、概念和姿态，在大脑思考发达的同时，他们是否考虑过自己的感受却在萎缩？如今的我们太缺乏一门叫生命的学问，而这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一直在谈的东西。

　　记者：与大陆前几年的情况相比，台湾是否曾产生过类似于国学热的回归传统文化热潮？

　　薛仁明：完全没有。这也是我很痛心之处。台湾在近20年的时间里推行的“去历史化”已经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看到影响，他们最认同的价值观即物质化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公共文化领域讲话最大声、最具发言权的并非文化人，而是企业家、明星，甚至世界面包大赛冠军。最具破坏性的是，在台湾，可以说所有跟生命纵向维度的关联都被割裂，人们所看到的都是现在的、身边的事物。这一点从台湾的新闻节目中就有体现：永远讲求鸡毛蒜皮的小事或八卦，对于国际性事件却漠不关心。清醒的人则会谓之以“肚脐眼心态”，意思是只知道看着自己的肚脐眼，没有大局观和广阔视角，我深以为是。

　　记者：这似乎与许多大陆学人“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理念有些出入？

　　薛仁明：这可能更多是一些大陆学人为投射眼前不满而对“彼岸”所产生的幻想。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所提到的希望能将文科从大学教育系统中分离出来，以书院形式进行文科教育的设想，似乎更有些不切实际的意味？

　　薛仁明：我们现在可以目见的，是一批批对文科教育充满热情和理性的年轻人参与到现有的教育体制，最后却满心失望、满腔怨言。今天我们的许多课系摆在大学没有问题，但只有谈文化的，不应该名列其中。我们现在的大学体系建立在西方架构上，且很难改变，这是一种疏离、客观、以说服力为重的体系。而传统文化却是“在学问背后有你这个人”，重要的是学问背后一辈辈前人的睿智，这是中西方教育的截然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大学教育中，体系越巩固，文科越被边缘化。虽然近些年实现的可能性很低，但文科的“书院式”教学绝非我的空想，却是一条最切实际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