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VS安意如：聊将“锦瑟”记流年

安意如

格非

　　纯粹是出于巧合，近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先锋作家格非的自选集《相遇》里，收入了他一篇早期的小说《锦瑟》，而古诗词鉴赏作家安意如推出的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诗传，题为“聊将锦瑟记流年”。于是，在堪与纳兰容若比肩的这位被遗忘的传奇诗人的诗句里，两位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有了不期而然的“相遇”。

　　或许不只是巧合，格非的小说脱胎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锦瑟》，而有了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才有了黄仲则《感旧》里的这句诗，才有了安意如的诗意描绘。一如安意如新书的内封上，以李商隐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勾画出来的《荷塘图》，亦象征了黄仲则人生华美之后出淤泥而不染的枯败与荒芜。其间的隐秘关联或许是，黄仲则在并非诗歌的年代里，写下了美好的诗作，虽然他终究没能如李白、杜甫，乃至纳兰容若那样为后世敬仰。同样格非、安意如，在并非文学的黄金时代里，依然书写着自己的“文学”。

　　在安意如的理解里，黄仲则的价值在于他的悲苦，是大多数人的悲苦，是说不出口的悲苦，是那种时代循环里所谓“庸常”的悲苦，他甘于庸常就罢了，偏偏他不甘于，他有才华，他要挣扎。“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寒士想要力争上游，但时代的瓶颈越缩越紧，如果你不是有过人的运气，你很难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位置或是高度。”正因为此，安意如以为，黄仲则更有在当下被书写的必要。“他诗中的慷慨悲歌，不仅是当时落寞才子感同身受，现在像我们一样被生活、被社会被很多东西压抑的人也会感同身受。”

　　黄仲则出身寒微，际遇不佳又一生潦倒。虽然他与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朱筠、袁枚等皆为好友，与嘉庆年间的名臣洪亮吉也有着生死之谊，但他一肚子臭脾气，完全不懂得人情世故，即使这些知名人士对他欣赏有加，却未必能长久相处。虽然他在9岁的时候，就被当时去江苏巡视的学正大人相中，料定必成大器。他也果真16岁就成了秀才，且在三千子弟学员当中名列第一，但从19岁开始，一路考到35岁，他都没有中举，更别说当官了。如是，正如安意如所说，一如既往的穷困潦倒，文人的不事生产，才华和现实的脱节，在黄仲则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像一面镜子，既表现出和过往、以后诗人不同的玄秘连接，又呈现了‘士’这个阶层，这个特殊群体有才无运的命运共同性。”

　　虽然黄仲则35岁就英年早逝，但他的诗才在他的时代里，也算得名重一时。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两千多首诗，其中如“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诗句，至今为人传诵。而从清乾隆年间直至民国，黄仲则诗作在文人、知识分子中间影响颇大，苏曼殊、郁达夫、瞿秋白、金岳霖、柔石、郭沫若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但说到对大众读者的影响，黄仲则是典型的“诗红人不红”。在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瞿洪斌看来，某种意义上，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套路，造成了这种悖谬的现象。“最近几十年，但凡是研究文学，总是先推测其时代背景、历史潮流，他的家庭、情感经历，然后才是他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里写出那样的作品。这样的研究，或许适合李白、杜甫。对于黄仲则这样一位与时代有着明显的错位，没有复杂的人生经历，靠心灵写作的诗人，却是完全错误的研究思路。而黄仲则就这样被文学研究者低估了。”

　　当然，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格非，其境况非唯有入仕一途方能自证价值的时代里的黄仲则可比，但在评论家陈晓明看来，虽说格非的实力绝不在同为“先锋派三驾马车”的余华、苏童之下，但他的重要影响却是被低估了。“格非是唯一生活于先锋派的童话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写作超越了现实。”陈晓明表示，格非的小说还保持着探究历史的愿望，他把破败的历史时刻写得异常鲜明。“他始终坚持按自己的意愿和风格写小说，这在今天尤为难能可贵。”

　　事实上，在写小说的道路上，作为“专业学者”同时又是“业余作家”的格非有过自己的彷徨。上世纪90年代，格非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暂停了自己的写作。“90年代末期时，我的精神状况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在某种场合说过想暂停写作，因为一个作家当你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非常充沛的感情，而不能硬写。那时对我来说，我找不到任何写作的想法。以至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你就这么完了吗？’”当然格非没有“完”，他于2004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开始我就设想把它写成‘三部曲’，想用地方志的结构，后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以前的构思全部扔掉。我写作的变化跟社会变革有关，我在调整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在被打了‘一棍子’以后重新思考。”

　　格非的“重新思考”，也包含了他对古典文学的致敬。事实上，正是重读《金瓶梅》，使得他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写《人面桃花》。“我读过各个版本，唯独没读过引进版，之前偶然发现这本书，觉得《金瓶梅》真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一部。它的简单、有力让我极度震惊。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然而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我国古典文学传统，显然还没被国人普遍认识到。格非说，几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他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坦言自己特别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五四’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影响至今，‘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仍在许多小说家的头脑中作祟，他们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

　　安意如想必于此心有戚戚。在3月22日上海松江新城钟书阁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她坦言自己欣赏好的现代诗作者，也喜欢读北岛、顾城、海子的诗，但她不会像读古诗词一样，去赏析这些诗歌。在她看来，现代诗无非是散文的一种写法，并不适合她去赏析。“现代诗学习西方诗歌的东西，但忽略了中西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而且西方诗歌与我们诗歌，有着很不相同的韵律。”

　　相比生前孤寂，身后落寞的黄仲则，安意如笔下的黄仲则，在强烈的宣传攻势下，可能会有明朗的市场前景。这在某种意义上喻示着，黄仲则在并非诗歌的年代里写下的诗歌，自有其流传后世的恒久价值。同样，在并非文学的黄金时代里，对文学写作的坚持，依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作为从文学的黄金时代里走过来的先锋作家，格非强调，文学黄金时代的逝去，并非代表文学的衰败，而是告别了单纯社会功能的层面，回到了它本身。“文学曾经被强行拉到服务于政治、社会的层面，它的功能被放大。黄金时代文学的唯一功能被认为是推动社会，但是现在社会通过法律、传媒等科学化方式就可以推进，不需要靠文学推动。”

　　以格非的理解，这意味着，眼下回到了一个文学相对正常的时代，有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而文学对一些人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对某些人来说或许很重要。相应地，文学的使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不能帮你什么忙，但它能帮你找到跟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现在几乎所有电视、报纸上的信息，都在讨好你、迎合你，让你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中。但文学要触碰你的经验，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来让你来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

　　某种意义上，黄仲则的诗歌，正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及那个时代里的庸常自我的冒犯。作为诗歌奇才，他无缘生于唐宋，虽有才华，思想心境却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文学的真谛或许就在于如格非所说的，它天然带有冒犯的力量。“托尔斯泰当年说，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称之为安全的生活，另一种是真实的生活。后者充满危险，需要付出代价。而文学会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撑，让你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觉得你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站在一起，去获得真实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