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吹奏将难眠——读徐怀中《底色》

　　我一直在想，诗人、散文家周涛说“要和这个时代的思路、文风、表达方式之间拉开距离，距离越远就越了不起……一个不受时代文风影响的人，一个能保持自己独立头脑的人，他的价值最高”。这样的话无疑垒起了一个多少难以企及的高度，这不啻要所有红尘中人都能够逆着时光生长，何其难也。但这应该有可能，如果时光流逝只是让幼稚的事物长大，而不是让成熟的事物趋于衰老，徐怀中的《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便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之谓，与时下过于囿于语言、叙事“师夷之长”的众生喧哗，他保持了传统写作的创作要义，且以84岁高龄据鞍顾眄，而意不衰，仅此两项，在阅读文本之前当以香汤沐浴而致敬。

　　这样的致敬徐怀中或许并不以为赞许，因前者是他一贯坚守使然，而后者，实在仅视精神抚慰而已，精神抚慰或可是所有抚慰中最苍白无力的部分，何况徐怀中压根儿不需要这个。而我也认为，就一部非虚构作品而言，放到非虚构的序列里，它可能已在某些我们所不了解、或只能略微感知的方面作出了它不凡的努力。它已然是优秀的，也许在沧海桑田之后，它就是可以被记得和传下去的那些非虚构作品之一。我以前亦常想到当下所面对的写作，总觉得以年岁论作品于作者而言可以为忤。因为作品在上，或者说作品之上，除它所有都是可以去除的，附着的所有符号都只是无关的，都应退远和消失的，比如作者的年纪、身份、职位、经历和样貌。面对作品的时候，不能太用写作者的身份、年纪等符号来谈论作品本身，或者因此而去宽容或赞许作品所呈现的文本缺陷或优长。它要呈现它的特质，来自被文字所展现出的一切。

　　《底色》的价值远不是并非完全出于对文本的纯粹考量那样的誉美之词所能遮蔽的，而更多或因对作家以往创作水准的延续和作品特殊题材的陌生化，生发的一种膜拜和定位。显然，对于一部作品的优缺点，尤其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以为每部作品，突出的部分，不同于人的优点、缺点，都可视为缺陷，反之亦然。非虚构文学不止是表现真实，还原现场，还由于它与在高处的灵魂对话的和在战争和死亡的高处的灵魂对话的责任。对话，一定是要抵达与灵魂相同的高度，否则对话是不平等和难以完成的。

　　很显然，《底色》带来的是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于任何一部作品已熟知的创作视角，哪怕像《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碑》这类反映朝鲜战场和南方边境作战题材的作品，其创作的人物事件，都是从本国军人在或本国或异国土地上围绕战争对象而展开，没有一部作品从一个身着异国“三婆服”的军人的视角反观异国土地上的民族解放斗争，而这样的反观建立在战争结束40年后。如果《底色》的创作要义在于追求和还原过去的深刻触动，那么，除却回忆，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够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徐怀中沉淀40年的时光，过滤掉的显然不是“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的决然，从文本中我们不无明晰地沐浴到作家叙述时的散淡从容，包括语言的平易，对情感的节制，处理战场紧张气氛的举重若轻，仿若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笃定，故而才有“无状态战争状态”的真实记录。作家“毕竟战争是在别人国土上打，毕竟自己处于一个客位，我自知缺少了与对方同样痛切的感受”这样的灵魂纪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这样的勇气，至少，作家刚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热土上走来，战争烽火对于生命的痛苦、断裂、挣扎、一切以非平常面目出现的炙烤是一样的，但符合传统意义的教育在内心尚未生长出来，因作家尚未看到这一炙烤下的生命痛苦。我们的心灵置于天地之间，产生的一切观念，对是非、善恶、美丑、行止、生死作出一切人为约定，自然而然获得广泛的对生命本身和个体灵魂的应和。从这一意义上看，文本呈现出的真实可信是基于作家坦然面对灵魂的结果。

　　作品一直遵循着对当时在场的反应和叙述，徐怀中认为战争“最终都是以人的个体生命来结算的”， 对河内宣布“六兄”阮志清“突发心脏病逝世”，而掩盖其死于B—52敌机轰炸的真相，作家的心情沉痛且矛盾。他认为对一个国家的尊严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处理，显然没有顾忌到逝世者应有的个人尊严，直接导致“阮志清这个名字就未免浅淡了些，显得低沉了些、贫瘠了些，缺少生气，缺少力度，缺少完整性”，如若还原其真相，“恰是成全了这位共和国大将，恰是遂其所愿了”。读到这样的文字，你会发现一位真正军人的感同深受，一位幽燕老将对战争中个人尊严的诠释何其深刻，何其无奈！这样的文字如若对战争没有冷静反思，或站在死亡与尊严之上，或与之英雄相惜襟怀，也说不出来。徐怀中一直在处理的这个关系于他是恰当的。

　　由此可以看到，徐怀中在他的《底色》中对战争的思考是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哪怕作为国界的湄公河，在作家眼里也不无隐忧，“以河流为国界，是人类强加给江河的一项义务，一项过于庄严神圣的义务”，它隐喻着永久的战争准备。事实证明，这个结论宿命的充盈所导致的和平意义的背离和疏远，不无悲忧。这成了徐怀中思考战争、人性和他的创作向此领域继续推进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可以说，在这之后他的所有艺术审美、思想判断以及精神色彩，都围绕这一底色展开，而最后又都收拢于这个核心的要害。它导致了徐怀中写作中“我在这儿”的无限接近，考证战争“局外人”身份这一看似冷漠的提法，在反反复复被提及后，已经内化成喷薄情感。作家自认一直没有真正感知这一场战争，缺少内心情感的充分投入，甚或自责太麻木，太冷漠，太轻松愉快了。这种说得出的麻木并不是麻木，相反，是一种自觉下的人性高度清醒，是检视内心情感的有效升温。如关注“胡小道”15万女志愿者生命、健康与生存质量的问题，关注城市武装力量中的女交通员们，战争给她们造成的创痛同样触目惊心，却未能得到公正待遇。后者甚至都不被认定为一线战斗人员，而城市部队的每一次战斗胜利，作家不认为她们较之担任爆炸任务容易些。这种不平意识构成了作家冷静立场与人性关照的可贵。这是作家的底色。

　　这样的底色浸染到每一个个体时越加突出，写历经种种东方式酷刑折磨的六姐，从“越南奥斯维辛”的昆仑岛度过两年牢狱，坚强存活下来，其坚硬骨质和不可动摇的革命信念仿佛是即使感情生变仍无所动，但就是这个“百毒不侵”的女军医，在接受一个热烈拥抱后，几乎放声哭出来。管窥其内心的柔弱，是作家深切同情的。阮文追、青鸾、阮氏珠、潘氏娟等人，作为一场抗美救国而导致的个体生命，不乏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但也因而赋予其战争生活的确立与认证下的生命脆弱。

　　徐怀中对战争的反思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于使用文学修辞手法，达成其欲传达之目的。写六姐瘦弱“似乎是薄薄的竹篾编成的”，一头长发从两肩披下来，“像个鬼似的”，这些比喻引人深思，在战争状态下其必有不同寻常的遭遇，这是不言而喻的。写澜沧江流至西南猛腊县边境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界碑道别”，用拟人化手法达到两个目的：一谓江水的夺路去国之势；二谓含情拜别难舍之意。说湄公河进入越南后，以“孔雀开屏”形容其分流为大面积水网支系，颇为形象，等等。另外，图文互证，也是《底色》的亮眼之处，它引导读者穿越时间，还原历史，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亮在宇宙间立体呈现；穿越空间，回归战场，来自战火燃烧的异域呻吟和战斗热情是如此真切、熟悉。那些因等距离投弹形成的弹坑养鱼塘，那些建在半地下的印刷厂，那些架起“天梯”让“长发运输大军”翻越的悬崖峭壁，那些水底铺满敌人轰炸弹片的水道，被敌人绑在行刑柱上处决的阮文追，超载的脚踏车，受“橙色剂”毒害的越南儿童等等，将文本的领地内涵推得更大、更远，更具冲击力。

　　文本内容与时间的无限扩容是不容忽视的特点。作家睹察读者，已经由于事关“他人”和“大家”而更加注重事件的拓展性，考证战争的立体性的视野也因此推向渐趋“深空”的宽度，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更递进的叙述情感，这就是对事件与人性体察的有意识。每一节提及的人与事，误以为作家轻重缓急处理的浮光掠影，但很快就发现，下一节，下一章，用你根本想不到的篇幅和笔法，尽可能详尽地还原其细节以及让其完全浮出水面，叙述的一泻千里固然畅快，而读者的阅读好奇和对叙述对象的模糊亦得以迅速终结，这是此书阅读起来颇令人舒服的原因之一。因你无论是从哪页翻开，一定会为了解其完整无缺而上溯或漂流，而这样做其实很简单，所以，不必担心太遥远的伏笔距离和埋伏在字里行间需“地毯式”阅读时间的费神寻找。作家的这种并不讲究的讲究，使《底色》好读不少。

　　然而，随性的书写习惯带来的弊端病症不轻，作家在其中忽而进去忽而出来，叙述视角忽而“我”忽而“他”，叙事对象忽而“我”忽而“他们”，这给人一个错觉，作家的作用不仅仅成为一个个事件的亲历者、旁观者，担负的不是串烧任务，甚至成为一个主场串演者，而这恰恰并不是作家的初衷。不在少数篇幅的自我内省和体悟交代，会在不情愿中冲淡了文本的行文密度，亦稀释了自觉反思的深刻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