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多样的古苗疆走廊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囊括多民族的民族走廊，许多民族在融入该走廊的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融进该走廊的文化圈中。古苗疆走廊民族文化互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这一地域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如今的古苗疆走廊像一根红线，把点状散列的“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移民文化”一线串起，更体现了它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特色。

　　古苗疆走廊是什么

　　“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一般来说，在地理学上，“走廊”是指连接两个区域的中间狭长地带，“民族走廊”是指某些民族在沿着一定的江域河流、山脉等自然环境不断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积淀在迁徙路线上的历史文化。

　　对于古苗疆走廊，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那就是古苗疆走廊中的“苗”不是特指现在的苗族，而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统称。也就是说，这里的“苗疆”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地区。据史料记载，古代的“苗疆”在清代以后是涵盖了贵州及周边地区的一个地缘概念。换句话说，古苗疆走廊是整个南方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不断交融而形成的一条文化走廊，而并非仅仅属于哪一个民族的。

　　“古苗疆走廊”是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两湖平原地区跨越到以非汉族群体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湘黔滇高原地区的跨地形带的走廊，兼有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等多种地貌。所以，古苗疆走廊是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而不是依据山川地势等地理条件自然形成的，是兼具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特征的民族走廊。简单地说，古苗疆走廊相比其他民族走廊来说，更多是在国家意识的操控下形成的，具有地貌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对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其多样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厚重的。

　　明代《广志绎》记载：“其在黔中者，自沅陵到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据此，贵州大学人类学教授杨志强将沅陵作为古苗疆走廊的起点。杨志强团队根据多年的研究还将古苗疆走廊的大致区域绘成了一幅地图(下图)。

古苗疆走廊地图。

　　杨志强提出，所谓的“古苗疆走廊”，是指在元明时期之后开辟的，在地理位置上是连接了西南边陲云南和湖广两地的一条驿道，当然也包括其周边呈带状分布的地域。该驿道以湖南常德为起点，向西穿越贵州中部的镇远、凯里、贵阳、安顺、盘县等地，然后进入云南富源县，再经曲靖等地最终抵达昆明，它的走向与今天的湘黔滇铁路路线大致相同。该驿道全长大约1400公里(湖南常德至云南昆明)，其中经过贵州省境内的路段大约有600公里。在行政区划地图上，古苗疆走廊大约穿越了3省30多个市县，涉及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有20多个民族沿线分布，人口约2000万。可以说，这是元明时代以来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维系西南与中原政治、经济及文化密切往来的大动脉，是一条连接湘黔滇三省的极为重要的军事要道，同时也是一条囊括许多汉族移民文化区和少数民族文化圈的文化走廊要道。

　　土司与古苗疆走廊

　　土司是中国西南、中南、西北和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从元代开始实行的一种社会制度，直到民国时期才大体结束，个别地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真正结束。它代表的是中央王朝的管理权，同时又充分体现了民族地区的行政职能。

　　古苗疆走廊既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边疆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同时也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一条重要国际通道。自明清以来，汉族移民沿着这条走廊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区。他们通过这条驿道把汉文化带到周边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同时把少数民族文化带给汉族，二者的文化因此得以相互交融，形成了遗留在汉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古城和民族聚居区以及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

　　古苗疆走廊上的土司数不胜数。如播州土司，从唐宋到明清经历了4个朝代，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建于南宋的海龙囤，是西南土司建筑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且传承时间最长的军事遗址，它能充分反映出杨氏土司在播州统治的全过程。另外，作为土司墓葬代表的杨粲墓，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的宝库，布局十分巧妙，石刻极为精美，技法独到。这些墓葬及其出土的碑文、墓志、石刻、雕刻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为我们研究该地区的土司制度、土司家族历史和土司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另一种史料，同时也为建筑艺术研究、石刻艺术研究等提供了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

　　古苗疆走廊的形成是因当时国家要对西南地区进行“国家化”，急需开辟一条通往西南的捷径。贵州是这条通往西南地区要道的必经之地，最初贵州设省就是为保护这条通往云南的“走廊”通畅和安全，所以“无滇，便无黔”。为保证这条通道的畅通，朝廷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办法。据史料记载，自明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朝廷曾多次对“苗疆”内的土司及少数民族用兵，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官道受阻。因此，官府逐渐认识到建设一条畅通的通往西南的要道的迫切性。然而，由于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族群分布多样，所以，朝廷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对当地的首领以及少数民族大姓授予官职，且可以世袭。这样做既可以巩固朝廷统治，又可以维持当地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通过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管治。

　　古苗疆走廊开通之后，明政府在古苗疆走廊沿线上设屯开卫，为内地汉族移民迁徙到西南地区奠定了基础。明初西南汉族移民主要以军事移民为主，明洪武时期，在国家的组织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卫所军事移民。除此之外，也有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移民移入贵州。清代前期，云南、贵州开发矿业，再次吸引了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

　　古苗疆走廊是一个囊括多民族的民族走廊，许多民族在融入该走廊的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融进该走廊的文化圈中。古苗疆走廊民族文化互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这一地域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如今的古苗疆走廊像一根红线，把点状散列的“屯堡文化”、“傩文化”、“安顺地戏”等“移民文化”一线串起，更是体现了它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