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对传统汉语的再造

　　一

　　从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建设的角度说，新时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为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而且经历了一个大规模欧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因而在现代文学30年，中国作家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证明现代白话的“合法性”(五四之初胡适等用白话写诗就仅仅是要证明白话文有资格成为诗歌语言)；另一方面则要克服汉语过分欧化之弊，实现语言的有机融合，同时还要弥合知识分子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距离，担负着推广与普及新式语言的任务，因此，这个时期中国作家的精力主要还是用在文学语言的基本建设，而不是致力于开拓与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作家在大众化、民族化，以及文学语言的规范化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成绩，但是这个时期文学较多地被与政治捆绑在一起，文学探索的拘谨也导致语言探索的拘谨，因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段时间，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

　　而新时期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大开放、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环境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利好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导致了新时期作家思想和观念的大解放，在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也给新时期作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新时期文学在观念、主题、叙事方式等方面有了大幅度提高。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每一点进步都与语言的进步密切相关，换言之，文学的发展给作家语言探索注入了很大的动力。其次，受到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影响，很多新时期作家实现了语言观念的转变，即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很多作家不再仅仅把语言当作工具和手段，而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惟一媒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透明的。如汪曾祺所说：“语言就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另外，在新时期文学起步时，现代汉语书面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有机融合了欧化语、文言和方言等成分，成为一种较成熟的语言，新时期作家不必再像现代作家那样担心过分欧化、文白混杂以及在语言使用上的南腔北调，初步成熟的现代文学语言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新时期作家可以主要致力于现代文学语言的创新与提高。

　　总起来说，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任务，新时期作家更多地承担了创新与提高的使命，而时代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二

　　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创新与开拓涉及很多方向，成绩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从20世纪语言建设的整体视角来看，其最重要的成绩还是对汉语诗性功能的再造与重建。

　　汉语有着悠久的诗性传统，古代汉语曾是相当优秀的诗性语言，其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同时在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方面都没有严格限制，句子的组合以意合为主。汉语在词法和语法上的这个特点使它天然具备了简洁、练达、含蓄、隽永的特征，正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古典诗人创造了辉煌、瑰丽的诗篇。但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因而语言某方面的特点往往具有两面性：它对社会的某个领域来说或许是利器，但是对另一个领域往往就会成为障碍。从这个角度说，汉语的诗性曾成就了古代抒情文学的辉煌，但是另一方面却阻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语言变革，其中包括变文言为白话和实施大规模的欧化，通过这种变革压缩汉语的诗性空间，提高汉语的抽象性与逻辑性，以适应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需要。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时期作家在发掘汉语诗性功能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实验，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其发掘汉语诗性功能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通过借鉴文言再造汉语诗性传统

　　在新时期有一部分作家视文言为汉语贮存诗性宝库，甚至是惟一的宝库，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文言的表意策略再建汉语的诗性传统。在新时期，这种通过借鉴文言开掘汉语诗性功能的传统也被很多作家所继承。汪曾祺明确说过：“文言和白话的界线是不好划的，‘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他赞美废名小说的“不着重写人物，写故事，而着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这显然是他心仪的语言策略。何立伟认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行云流水”，“俯仰自如”，“看似极白，其实极雅，锤炼得不见任何的斧迹”。从这一点来看，汪曾祺走的还是融合文言的路子。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散文和小说中也比较多地使用了文言的词汇与句子，他借助文言在叙事文本中创造了诗的格调与意境。有的研究者指出：“贾平凹喜读古典文学而且有意由此开拓自己的文体，我们从他的小说里看出这种那种影响是自然的。”在20世纪80年代，阿城、何立伟等作家也都明显在探索通过融合文言提高汉语诗性功能的路径。进入新世纪，有些作家仍然在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是格非。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写了一个家族自晚清到当代的兴衰沉浮，表现了众多人物“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与破灭，主人公多是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文人、知识分子，而小说的语言也尽量追求雅致与诗意。在小说中，作者较多地吸收了文言的语气与语调，多选取精粹的短句，同时注重声调的跌宕起伏，很多句子读起来抑扬起伏。“江南三部曲”的语言含蓄、隽永、自然，作者在现代汉语基础上比较好地融合了文言的优点，语言明显具有诗性特点。另外，蒋韵、阿袁等在这个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二)立足现代汉语，打造属于现代汉语的诗性传统

　　在新时期也有一部分作家相信，现代汉语具有充分的诗性潜能，只要认真探索与发掘，现代汉语照样可以闪耀诗性的光芒。目前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文言与白话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体，文言有文言的诗性，现代汉语有现代汉语的诗性，中国作家不能老是生活在文言的阴影中，因而要真正告别文言，走现代汉语自己的路。目前这部分作家的探索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他们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文言、而属于现代汉语的诗性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称之为“新诗性”语言。

　　新时期作家发掘现代汉语自身的诗性功能，一个重要目标是克服五四以来汉语因为大规模欧化而导致的过分抽象和逻辑化的特点，力图恢复汉语感性、具象、鲜活和灵动的特点。采取的方法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1.语言组合的“片段化”

　　五四以后因为欧化，汉语语法由隐性转为显性，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被大大强化，以往语句之间相当自由的组合被纳入严密的语法关系中，现代作家再也不能像古人那样把各种想法、念头随意地置入文本中，而必须按照严密的逻辑关系条分缕析地表达思想。汉语经过这种转换其优点是明显的：语言的逻辑关系得到强化，作家的思想表达可以变得更加明晰，但是随之而来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如语言变得拖沓、滞重，作家为了起承转合要费去很多笔墨。文学本来是要唤起读者的感性印象，而滞重的语法却压制和束缚了作家的感性表达，在语言森严的框架中，作家的感性印象被稀释、淡化，丧失了灵动与鲜活。新时期作家为了抗拒语言的逻辑化常用的方法就是部分放弃连贯的线性叙事，拒绝按照逻辑语言指定的方式起承转合，而是着力突出汉语自由、灵动的特点，在生活片段与感性印象之间自由转换、组合，用这种“片段式”叙事颠覆逻辑语言的压抑，力求将那个感性的、鲜活的世界更直接地呈现出来。在新时期文坛上，可能是女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特别感性化，也特别需要表达个人化的感受，她们就特别不能容忍那种逻辑严密的线性叙事，因而有较多的女作家尝试了这种“片段化”叙事。

　　2.语言的感性化和具象化

　　五四以来，汉语经过欧化以后，其抽象性、逻辑性大大提高，这种语言会诱导作家更抽象、概括地表述生活，新时期作家要创造充满诗性的文学语言就必须尽量克服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发掘其感性和具象的潜质，也就是“如画地描绘说话人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解释语言的形象性：“有个小银元落在地上。”这种句子不够好，应该写成：“有个小银元，从桌上滚了下来，在地上叮叮当当地跳着。”当然一个作家能否“绘声绘色”地描写，也并不全是一个“想”与“不想”的问题，其背后的条件是首先要求作家具有良好的形象记忆能力，其次还要求作家对生活要高度熟悉，这样作家才能写什么像什么。

　　3.语言的抒情化

　　语言的抒情性是语言主观化的表现，在科学语言和逻辑语言中，一种描述总是要求尽可能的客观、准确与严谨，但是在文学语言中就有非常大的不同，作家的描述往往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充满了主观的体验、感受与感情。作家通过语言传达情感，反之，语言也因容纳了情感而发生改变，变得更富有诗意。很多新时期作家正是利用了语言的这个特点，用情感改造语言，克服语言的抽象性与逻辑性，拉开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新时期作家依循情感改造语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的作家以情感的逻辑把几乎不相干的片段贯穿在一起；其次，更常见的是作家让语言随情感起伏、跃动，这样语言常常会带上情感的韵律与节奏。

　　以新时期文学发掘汉语诗性的两条路径来说，我觉得立足现代汉语寻求拓展的方向可能具有更广阔的前景。首先，文言与白话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体，特别是经过欧化以后，两种语体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样，一方面两种语体的融合有较大的困难，生硬地结合只能导致文白混杂，另外，在今天，文言距离普通人已经渐行渐远，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初步接触一些古典文学，他们对文言的了解仅仅是浅尝辄止，要让他们真正汲取文言的精华，用之于现代汉语，那肯定是勉为其难。其次，以往人们对汉语诗性功能的认识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似乎只有文言才有诗性，现代语文仅仅是大白话，无缘于诗性。事实上，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与西文相比整体上都是一种诗性语言，近现代以来汉语虽然经历了大规模欧化，但是它的抽象化和逻辑化水平依然不高，它仍然保持了简略、灵动、形象性强的特点，具有诗化与艺术化的巨大潜能，因而立足现代汉语照样能够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