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怀若谷 气清如兰——于华其人其文(向阳)

　　于华是一个热爱着生活、认真于文字的人，他的生活与文字的距离贴近而朴质、明快而单纯，充满着真与美，这种气质在我的阅读中已经久违了。

　　于华的散文有种拉家常的感觉，他不做高深的宏论，有着邻家的亲切、动人，在男性散文中我极少见到这样的文字。以“他”为主体的写作总是历史感大于现实感，而写到现实时，又总是忧患大于感恩，多见的文字是滔滔大河样的雄辩与评论，行云流水般的记事与抒怀倒难遇见，生活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甚至粗茶淡饭，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均找不到位置。于华不然，他贴着生活写作的态度与作为，让人刮目相看。他的《搬家记》写了30年来的6次搬家，全是亲身经历，开篇便是“好家顶不住三搬”，这一俗语在于华这里却经不住推敲，他从土墙草屋写到两间砖瓦小屋，再到三室一厅，直到三室两厅，而前面还有四室两厅新居之诱惑。30年里，作者也由一个城郊代课老师成长为一个大学教授，散文写得不长，但文笔凝练，以搬家为主线，写出了30年来时代与人的变化，写出了个人在时代中的成长。1978至2008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30年，于华从小处着眼，写个人在时代中的变化，从一件搬家小事透射出整个时代的进步，这种脚踏实地，让人心安。

　　《写给100年后的家书》以书信形式展开，表面上看好像是想象之作，但内容却仍是贴着大地的。其中，于华写到了他的5个梦想，从“有一套秋衣秋裤”，到“过年那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到“两间小草屋”，到“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无非是衣食住行的小事，但他同时写了自己从少年、青年到壮年直到老年的生活变化，这些曾经的梦想因为改革开放一一实现，“好日子过得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有了这样由温饱而小康的日子，于华才敢于大胆地梦想着2112年的神舟九十九号飞船，有了温饱，我们人类才可能将目光放眼于月球与火星。这一个朴素的道理，由5个梦想穿越的5个年代连缀起来，由一封普通的家书呈现给100年后，其中对历史的检视与对未来的憧憬，无不通过朴实的文字娓娓道来。

　　《我的拾粪情结》让我们回到生产队记工分的岁月，散文写得幽默而诚挚，刻画了一个痴迷于拾粪的人——“我”。“我”进入城市多年之后，看到卫生间粪便被冲走的浪费，还在大声疾呼——“城建专家们！你们难道不能设计一种粪便专用管道，把亿万人的粪便集中加工成精品肥料用于广大农田？”一个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在乡下挨过饿、深知“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爱农心切的作者形象跃然纸上。

　　于华的散文虽然写了那么多“我”和那么多个人，但为文却并不小气，那个历史是在场的，是由在场的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由于他虔诚于真实的写作，这个历史并不都是甜蜜的，它的苦涩并没有被回避和屏蔽，而是通过文字真切地揭示出来，将它作为一种经验立此存照，形成对比。于华的文字看似个人，看似微小，却连通着一个大的主题：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才有其根基和动力。

　　当然，于华的文字也并不都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生活派”，思辨与论证在他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姓名的女人》这部介于散文与论文之间的文化随笔，着重分析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艾青笔下的大堰河、孙犁《荷花淀》里的水生嫂、茹志鹃《百合花》中的新媳妇等。于华将其以不同类型加以分类，就其性格特征做了充分分析，并将这分析与两个时代——上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不同生存环境联系起来，将女性形象与历史进程和变迁结合得十分细密。此外，他还将笔触深入到社会以及人格两个层面的妇女解放问题，这种对于“觉醒”的自觉，显出论文思想的深入。“没有姓名的女人”，指那些以丈夫的名字加一“嫂”字而被别人称呼的女性。这些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当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另一方面，难道不也是某种与社会环境达成默契的语言环境造成的吗？于华的文章隐含着这一可贵的发现，而这，也是对于以语言为主体的文学的一种建设性提示。

　　《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说起》文字不长，却笔锋犀利。于华比较了两位思想大师的异同，试图说明他们各自代表的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及其思维方式对中西文化造成的影响，寥寥数语而见功力。他分析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4个相同处：同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同为“民师”、教育家；同被视作某种传统的文化源头；同样“述而不作”。论其相异之处时，作者下笔用力，引人思索。他提出孔子弟子三千、贤七十二，虽不乏曾参、子路、冉有、颜渊等出类拔萃之才，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少见或没有，而小苏格拉底43岁的学生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8年，后成“西方思想之父”，小柏拉图43岁的亚里斯多德，师从柏拉图20年，遂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两种文化体系如何教育出不同的文化成果？在于华看来，对孔子的敬畏与克制，造成了学生的崇拜与服从，进而至神化和迷信；苏格拉底则引导学生“认识你自己”，人的位置高于神，如此平视平等，亚里斯多德才可能有“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襟抱。当然，文章延伸出的盲从守旧之病根，是否要孔子来埋单，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文化是否要由孔子负全责，尚可商榷。但于华文中提出的平视阅读的思维，的确值得我们推崇。

　　令我最为感动的是他写恩师的散文《潇潇春雨，润物有声》。文章记述了他与萧士栋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相遇相识与相知，这是两代人的师生之谊，也是“文革”后“被荒废的一代”与“被耽误的一代”对以往岁月与生命的共同追回。学生眼中的老师是清瘦的，却“热情洋溢如拂面之春风、精力充沛犹苍劲之青松”。老师多次讲“把书教好，把文章写好”，而作为一名师范生，于华更是将老师的“读书、教书、写书、做人、育人、惠人”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一边是学生当教师后获得了特级教师荣誉，一边是老师埋在厚厚的稿纸与资料中奋笔写出并出版的5本专著，两代人真的是要将逝去的时间追补回来的，“一天当两天，时间也不够用”，“我将杜门写书”，于华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新时期之初，急切地将生命的价值与对真理的追求放在首位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不惜生命的燃烧让长期辗转于教案书桌的萧老师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散文写得最好的地方，是斜卧在病榻上的老师给他心爱的学生于华削苹果，那时于华还不知老师的身体已经受到肺癌的侵噬，而这篇怀人之作是写于恩师逝去的20年后。我相信，那个“无比甘甜又无比悲酸的苹果”和老师高高的、瘦瘦的身影，是身为学生的于华的永记，同时，恩师为文做人、言传身教的一切，也是如于华样的我辈一直会传递下去的文化“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