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媚的忧伤”远去80后作家挥别青春文学

　　这几天，在国内几家门户网站的首页中，总能看到韩寒的名字。他不时地晒照片，还当起导演开拍电影，而代笔门风波更将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提到韩寒，人们下意识会想起郭敬明，他最近的曝光率也不小。第5届金扫帚奖颁奖，他获最令人失望导演，而他执导的影片《小时代1、2》也获年度最令人失望影片。看起来，他们好像都奔波于娱乐圈，可谁也不会忽视他们身上那曾经共有的一个亮闪闪的标签：80后“新概念作家”。张悦然、周嘉宁、程婕、颜歌、张怡微……这些当年打着“青春文学”的招牌初涉文坛的80后们，已三十而立，逐渐与青春挥手作别，就连他们成名的作文大赛，也悄悄变了模样。

　　80后的青春标记是“明媚的忧伤”

　　“我怀念过去的你，怀念我留在单车上的十七岁，怀念曾经因你的一阵微笑而激荡起来的风，夹着悲欢和一去不再回来的昨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我单薄的青春。明亮。感伤。无穷尽。”这是郭敬明在散文集《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中的题记。此类如今看来也属“小清新”的文章，十年前，曾引起无数青春期少男少女强烈的反响。

　　1984年出生的丁亚芳，大学时正赶上郭敬明热。那时她每月生活费有限，还是咬牙收集了郭敬明的全部书，有《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爱与痛的边缘》等等，都是盗版的，排满了她大学宿舍那个小书架的第一排。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梦里花落知多少》入迷的情形，“我整整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一边看一边流眼泪，被情节感动的。”她说。看完后，她觉得不过瘾，第二天又细细重看了一遍。她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穿过紫堇，穿过木棉，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还曾把它抄在日记本上。

　　后来，郭敬明惹上了抄袭官司，之后又办起奇幻杂志，“我不知道是我成熟了，还是他的东西变了，反正突然之间，我就不喜欢了。”丁亚芳说，“现在的青春文学中，还是总能看到与明媚、忧伤有关的字眼，20出头的我可能很容易爱上这种文字，但现在看到就想笑。”如今她仍保持着每月买书的习惯，不过喜欢的作家变成了严歌苓和王安忆。

　　16年后不再“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2013年，被称为“新概念之父”的《萌芽》前杂志主编赵长天去世。自1998年创办以来，新概念作文大赛已走过16年。参赛人数最高达到7万多人，近几年，又回落至4万左右。跟十多年前比，这个曾经推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多位80后作家的作文大赛，关注度并不如前，与此相对照的是，近几届冠军的影响力也不如从前。

　　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程婕在一次采访中坦承，当年她以一个高三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新概念，百分之五十是想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为了冲着高考加分而去。“现在的90后作者，表达自我的方式和途径比十年前要多得多。社会对孩子的包容性越来越强，新概念也不再是年轻写作者眼里挑战应试教育的一把利剑和实现应试教育之外自我认同的唯一方式。”

　　曾任新概念作文评委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则认为，不“新”是因为模仿新概念的比赛太多，极大分流了新概念的参赛者。一直担任大赛评委的作家方方也坦言：“一个大赛搞了十几年，确实有些疲劳。”她曾在微博上感叹：“新概念大赛又开始了。何时能再出一个韩寒？”

　　那些80后作家现在都干啥

　　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韩寒和郭敬明的曝光率显然很高，在微博上，韩寒给自己标签除了作家，还有赛车手，他做过杂志主编、发行唱片，现在正在干导演。郭敬明呢？他已经导了两部电影，是一家文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一家出版社分中心做副总编辑，2007年，他加入中国作协。

　　其他一些80后作家现在都做什么呢？据《外滩画报》的报道，目前周嘉宁专事写作，潜心翻译、研究英美文学。张悦然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新的长篇小说上，走访上一辈人的故事，竭力突破从前的文学风格，也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可能不久后会去大学教授文学。颜歌去年获得了第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潜力新人奖。她在国外，且希望读者“与作者越远越好”。郝景芳和张怡微没有专事小说写作。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物理学本硕、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家调研机构工作；张怡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硕毕业后，选择去台湾政治大学继续深造，通过在媒体上的书评与专栏“养活小说”。或多或少，他们都在转型。

　　张悦然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回看二十岁出头的作品，她觉得自己和同龄人当时确实是在用极端而单纯的情感构造着自己和读者的“理想国”，“这些梦，你信了，读者也信了。现在的我，不信了，也就不造了。”这一批80后作家，仍在坚持写作的人，似乎已渐渐把文风由虚构向写实转变，而且已逐渐趋向个性化，正如《萌芽》执行主编李其纲说的，“文学圈应该像一个生态林，他们正走在这条路上，构成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景观。”(魏雯)

　　相关评论

　　80后作家成长 文学给予了什么？

　　有论者最近对80后作家张悦然文章《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做出回应，肯定了张悦然对80后文学的自省，同时表示， 80后作家应“赓续50后、 60后、 70后作家群体的薪火”“正视并传承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 。

　　张悦然在文章中表达了对80后文学的遗憾：“我们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文学式样或是文学思想”“整个80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并没有任何沉淀” 。笔者以为， 80后文学需要这样的反思，但不应仅限于80后创作群体的反思，文学前辈、批评者抱持着本文开头论者旁观或俯瞰的目光审视80后文学，恐怕不妥……真正值得当代文学的所有在场者反思的是，当80后创作者成长之时，文学给予了他们什么？　　80后的父辈们，有许多是读《青春之歌》 《林海雪原》等当时的文学经典长大的；一些当代优秀作家，其创作的先导者，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相比之下，从郭敬明拼贴抄袭日本漫画、网络小说仍甚嚣尘上的《幻城》 《梦里花落知多少》 ，和安妮宝贝、沧月等70后作家充斥港台言情风格的畅销作品中，足见这一群体文学启蒙之阙如、文学营养之匮乏。这种匮乏，既是批评者所谓80后文学之断裂的根源，也是80后文学并未断裂于这个时代的明证……文学是一个整体， 80后文学的问题，是文学的问题，而不完全是80后的问题。文学研究者邵燕君曾在批评电影《小时代》的文章中自问：“80后的文化是自给的，如今又在哺育90后，我们这些前辈到底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笔者以为，反思并不是问责，而是警醒。如果每一代文学群体，都把自身当成文学营养的供给者，时常反思自己的创作将对后来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后来者于传统的叛逆与疏离，所谓的断裂当有所弥合。(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