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远：“霍金谈政治”及其他

　　作为著名物理学家的霍金，极少谈论政治话题，但去年他与家人过圣诞节时，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叙利亚难民营的报道，却“破了例”，谈起了政治。由于身体原因，他只能通过眼珠的转动来写文章，一分钟只能写出三五个单词。就这样，他写出了《叙利亚内战的宇宙观》一文。

　　文中说：“叙利亚的现状令人痛心，而世界却冷漠地旁观。我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到哪里去了？”还说：“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以几何级速度递增。但人类依然保留着我们在原始时代就具有的攻击性本能。这一本能对人类生存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当现代技术与古老本能相遇时，整个人类乃至这个地球上的其他绝大多数生命就处于危险中。”又说：“有关正义和公正的普世原则可能并不植根于物理学，但对于人类的存在却举足轻重。因为没有这一点的坚持，人类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可见，他谈的不仅是政治，而且是最大的政治。

　　巧的是，诺奖获得者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稿《哪些人是有罪的》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那么，哪种人是有罪的？有条件利用科技满足贪欲的人是有罪的。他不无激愤地感慨：“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  

　　其实，类似观点，前些年就有人论及。著名作家毕淑敏曾撰文称：在自然科学家中，从来就不乏为魔鬼铸剑的人。她的这一论点，尽管引起一些人的不同看法，但终究是有道理的。蒋家平先生曾著文称：1995年在公共场所施放毒气的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其中许多骨干成员就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科技英才。这一事实，为毕淑敏的论点做了有力的注脚。这里的潜台词，无疑也是科技与人文(主要是思想、道德和法律等因素)的关系问题。

　　综观诸家论点，说通俗点，科技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好人可以用来办好事，坏人则会用来办坏事。因此，科技发展理当与人文建设同步向前。如果人文建设滞后，科技势必成为危害人类命运的帮凶，而且，越发展，其危害力也就越大。这样说，并不是要科技发展“等一等”，而是要人文建设“赶一赶”。虽然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怜悯之心、助人为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和保护大自然等等法则已然存在，但执行不力、落实不够，很多情况下法则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而自己我行我素——显然是缺乏道德的自觉约束和法制的强力管束。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18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提出的。但到19世纪末，英国斯宾塞等人却将它引申到人类社会中来，认为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时至今日，有些人与动物为伍，利用科技弱肉强食、满足贪欲，就与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无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这种思潮进行过严厉批评。他指出：必须把“生存斗争”的概念，严格限制在“动物和植物”进化的范围之内，如果把它“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那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因为生物进化是自然的、无意识的选择，而人类则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人类社会的竞争选择，必须公正有序，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如此才能在竞争中真正“优胜劣汰”，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当然，人文建设的滞后，也与人类社会相关各界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有关。放眼全球，各国的教育界、媒体舆论界等等，有几家看重了这一点？各国政要，有几个强调过这一点？只能说，非常遗憾！不能说他们都没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汲汲于一己或一族一群的功利，利令智昏，因小失大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