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呈现民族文化 演绎史上最深沉的乡愁

　　台湾开放回乡探亲，今年已经进入第二十七个年头。看了由海峡两岸的艺术家联手打造，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北京国立常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联合推出的30集电视剧《原乡》之后，我从内心深处被打动了。该剧讲述的正是在特殊年代背景下，由大陆到台湾的老兵与故乡亲人之间日夜思念、隔海相望的故事，通过展现台湾老兵踏上漫漫归乡路的执着以及故土亲人的企盼与守候，演绎了民族史上最深沉的乡愁。

　　“善为德之首，百善孝为先”，《原乡》的戏魂就在于入木三分地呈现了“孝”这种植根于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表达出中国人最朴实、最真诚的情感。离开故土35年的老兵们，再也无法忍受思念老娘、思念故土的情感煎熬，他们拍下老兵们在台湾的影像，由老兵杜守正趁去美国探望女儿在香港转机的当口，偷偷转去大陆，逐个去探望老兵们的大陆亲人，再拍回故乡亲人的录像带回台湾，以解思亲之苦。在政治控制极为严格的年代，这无疑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情感赌注。杜守正在“警总”秘密警察庄力奇的跟踪与监视下，辗转江西、福建、山西、山东，一路寻亲。分别35年的亲人们在影像前的每个相见场面，都让人肝肠寸断。而大陆亲人的淳朴及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的情感，也一步步感化了庄力奇，就在可以决定老兵们生死命运的重要关头，他良心发现，没有出卖杜守正和老兵们，而是选择递交辞呈。这是《原乡》十分精彩的一笔。

　　被感化的当然不仅是庄力奇，还有“警总”头目路长功，他的最后转变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撼动人心。路长功也是来自大陆的老兵，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在仕途上已步入高层的人，他长期隐瞒自己的真实出身，甚至把籍贯由重庆改为湖南。除了生死之交岳知春外，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大陆还有白发亲娘。思娘之痛因为埋得太深，也就更加痛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潜回大陆的杜守正在岳知春的授意下，悄悄去了路长功的家乡重庆。白发老娘思念儿子的录像被带回台湾，路长功看到的一刹那，百感交集，泪如雨下，准备冒着坐牢的危险，与到了香港的老娘见面。然而，“警总”的天罗地网已经在机场布下，路长功已无法离开。他终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毅然选择与当局决裂。就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出人意料地穿上写有“我想妈妈”的白色T恤衫，加入到老兵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来。面对成百上千的老兵举着“回家”“我想老娘”的标语，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强烈的情感涌动让观众潸然泪下。

　　《原乡》的情感主线是老兵思乡，但围绕这条主线，每个人物背后的情感副线也同样一波三折。洪根生的结发妻子阿茶，守寡半生，满怀期望与失散35年的丈夫见面时，见到的却是洪根生在台湾新的一家人。老兵傅友诚留在福州的妻子淑玲如待亲生父母一样地侍奉傅友诚二老双亲，苦苦等待着傅友诚的归来。这以生命作代价的坚守，于今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中，却是一脉相承的美好道德。身在台湾的余夫人听说丈夫还活着，立即变卖所有家当，坚定地选择回大陆定居，这样一个不同于老兵回家的人物安排，使两地情思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年轻人的情感戏，也同样具有时代印记。洪根生的女儿与路长功的儿子的结合，使整个故事的勾连更加完整和结实。两个年轻人的身世之谜，看似闲来之笔，实则暗示了战乱年代给人生带来的离合悲欢。

　　成功的电视剧作品，离不开演员对剧中人物的悉心把握和成功塑造。义薄云天的洪根生、朴实憨厚的杜守正、耿直率真的八百黑、胆小怯懦的朱晋、因遭国民党迫害而变疯变傻的傅友诚、一往情深的余夫人，包括堪称老兵们的精神领袖、同样怀着故土情结的将军岳知春，等等，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跃然而出。即使像林水泉、晓梅、茶嫂这样的次要角色，对人物身份的体验和把握也非常准确。人物的成功塑造，把“思乡”和“回家”的主题演绎得意味深长，唤起华夏儿女的情感记忆。

　　在收视率的诱导下，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已经有些心猿意马，一些戏说恶搞抗日题材的作品，一些表现杯水风波的家长里短戏，一些几近低俗或庸俗的情感戏，一股脑儿都涌向荧屏，让人心忧。在这个背景下，《原乡》受到好评，至少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一是成功的电视剧作品关键要在“一剧之本”上下足功夫，《原乡》坚守“内容至上”的基本原则，在剧本阶段精心打磨，这是它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二是对类似两岸关系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能因其关乎政治就无所作为，关键看怎么去表现；三是成功的创作重在创新，不论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导演叙述及演员表现上，艺术创作的视野都应该更广阔些，走出动辄跟风、同类题材重复扎堆的圈子，只要善于发现，一定会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