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勇气，是带着刺活下去

　　人生，与痛共存

　　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华人作家成了当代文坛上一道别具风味的风景。《唐山大地震》原作小说《余震》的作者、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女作家张翎近日来京携手作家出版社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阵痛》。

　　善于探求痛感背后的层次，不满足于生活肤浅的安慰，是张翎善于写作的内容，这在《余震》中已让人有所了解。以《阵痛》命名的新作中，张翎书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经历了同一种形如铁律的宿命：三次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三次传奇般的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痛苦生产磨难。三代女人，生在三个年代，又在三个年代里生下她们的女儿。在她们串起的70年人间的悲欢离合中，折射并概括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母性的坚忍不拔。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无情，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痛。

　　在很多个时代的生活中，很多人似乎想着如何忽略、逃避痛感，因为痛感实在太多。对于在痛感中生活的人们，却恐怕并不仅能以无奈就可以概括。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谈及一再书写过的生活之痛时，张翎说道，对待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学会和痛苦共存。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来，而且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来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学会怎样跟这根刺共存，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写的是，带着这根刺，还活得下去，这个我认为是力量。”

　　于是不仅写痛，还写与痛的共存。不仅写痛苦，仍然有希望和力量。张翎如此评价她笔下的女性：男人会为一个理想，为一个所爱的人，可以悲壮地献身，女人却会为爱的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些女人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贱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将来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能够在正常的环境里生下孩子。这听上去似乎不那么崇高，男性的力量表现在呐喊，女人的反抗方式是隐忍。

　　晨报记者 刘婷

　　勇气，是带着刺活下去

　　张翎 　1957年出生，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 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邮购新娘》等，中短篇小说集《盲约》、《雁过藻溪》等。近期出版的《张翎小说精选》，共6册。

　　谈生活

　　生活不是简单对错

　　北京晨报：您的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女性在生育及生命中的坚忍，但是在当下，一些新时代女性抗拒这个传统，抗拒生育这点您怎么看？

　　张翎：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多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对别人的选择做出判断，但是只要对自己负上责任就好。

　　北京晨报：那么抗拒生孩子是不是错误的？比如您其实写道在乱世中，女性靠着这些坚忍活下去，有没有一种价值上的判断？

　　张翎：我比较不愿意使用正确、不正确这样的词，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灰色地带里，时代越进步，灰色地带就越宽广。彼此的判断就显得不那么严厉，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选择，背后应该有他生命的意义，我们没有活过这个人的一生，不能替代他思考他生命的选择和意义，对你所选择的生活负责就好。那些现在的新女性，其实有的还不如民国时的女性开放，比如林徽因那个年代。

　　生命需要怀有希望

　　北京晨报：写《余震》的时候，有种感觉，您不愿意放弃对疼痛的探求，不愿意接受肤浅的安慰，但在这里，您说到乱世中的希望，这里究竟是什么呢？

　　张翎：是孩子，生命的延续。男人会为一个理想，为一个所爱的人，可以悲壮地献身，女人会为爱的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些女人就是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贱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将来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能够在很正常的环境里面生下孩子，因为我书里面的三代女人都不是在正常的医院里面，正常的环境里面生孩子，那么她对将来的希望真的是那么微小，卑贱的希望，使她们能够活下去，可是很遗憾，她们这种卑贱的愿望到时候也是没有能够实现。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乱世在里头，那每一个乱世里边不管天塌地陷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总有孩子是不顾一切也要出生的，所以女人这些卑贱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总不能落到实处。

　　我想如果我们都是靠着对于苦难经历的回忆活着，我们可能早就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希望才能使这些女人能够卑贱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会死于经历，但是我们会活于希望。女人没有资格死，孩子要靠着她。听上去不那么崇高的希望，不是希望国家、世界什么。男性的力量表现在呐喊，女人的反抗的方式是隐忍。

　　生存勇敢面对问题

　　北京晨报：《余震》里面，主人公带着疼痛继续活下去，有一种无奈，一种人生感慨在里面，这里也是，那些女性经过了艰难的乱世，甚至孤独的生产过程，各种人生之痛，那她们活下去，虽然说带着希望，但是不是也有无奈的地方？

　　张翎：我觉得对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学会和痛苦共存。比如你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来，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来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学会怎样跟这根刺共存，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写的是，我带着这根刺，还活得下去，不是有这根刺我就要一头撞死，而是有这根刺我还得活。这个我认为是力量。无论新时代女性，旧时代女性，这个价值我觉得挺普世的。因为这个世界，刺是不可能没有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特殊的刺，我们常常会说，如何对付，把这个刺拔出来，解决问题，但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还是要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勇气就是，我们还得活下去，余生就是要带着这根刺，但还是得活下去，这是件挺难的事情。

　　谈写作

　　人物要有历史背景

　　北京晨报：那么历史背景在您的小说中是什么作用？

　　张翎：从我自己来说，我总觉得我叙述的故事是树枝和树叶，要用树来形容一部小说，如果我不涉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的话，我总觉得树是没有根的，纯粹是个人的审美偏好，我总觉得一棵树没有根我很难写小说。比如说这部《阵痛》，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写三个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我觉得命运是一条线，它是绑在这些女人身上的，就是说女人挣扎来挣扎去都跑不过这根线的，如果我只是单纯写女人，而不写控制女人的这根线，总觉得立不起来，所以我总会在小说里边牵扯到控制个人举止的这种背后宿命的力量，其实也就是你说的历史背景，我觉得我的担当在这个方面。可能每个作家不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单单写一棵树，我必须从树的叶子开始写到枝、干，这是个人审美偏好。

　　灵感有关家族故事

　　北京晨报：作为旅居在海外的作家，您写小说很多时候是要去国内外各地采风的，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翎：这本书写到我的故乡，也写到巴黎，因此去了故乡也去了巴黎采风。这本书写了大概14个月，但采风并不是要找具体的人，而是比如要对巴黎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并且对书中涉及的一些接生的技术性细节要有所了解。我在小说创作手记中写道这本书的灵感是怎么来的，与家族的故事有关系，但这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只是一些坚强、勇敢，母亲家族一些女性的素质，多多少少会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些很深的痕迹。

　　写作为了回到故土

　　北京晨报：您现在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大概多长？

　　张翎：长的时候几个月，短的时间就几天。我看见一些作家讲述他们离故乡很远的时候他们书写的东西，最终还是故土，在故土写故土相对于离开故土写故土的作家，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概的意思是：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离去和流浪是离开故土，回家的一种方式他是指写作，就是说人回家的路途有很多种。对于我，印象中的温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是童年的记忆，现在我们看到摩天大楼，柏油马路，车水马龙，但这已经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故乡了，那么我怎么回到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我就是只能靠我的写作。时代的发展对故土的侵蚀速度是很快的，我作为作家是有一个保存记忆和故土的担当在里头，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写作，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够改变的东西，一旦我的故乡作为我个人的主观印象固定在我小说里的时候，它已经不太可能被工业化的进程来侵蚀了，我个人除了对历史的担当之外，我觉得保存记忆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担当。

　　出书不为得到什么

　　北京晨报：其实现在我们对于生活在海外的作家的写作，有了一个关注群体，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同，其中一点是文学书写的纯度，对于您这样的写作，您怎么看。

　　张翎：我还只是埋头写自己的书，只能讲自己。就是很单纯，就是喜欢写书。这种喜欢，就是已经超越为了得到什么，只是生命里面有这样一种热切的渴求，我非得这样写不可。总结为什么，我很难说出来。别人是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心里有一种东西，要是不写我觉得我会得病，就是这样。

　　北京晨报：是不是国外环境的相对安静对写作很重要。

　　张翎：反正我觉得没有人打扰我，起码读书有很多的时间。因为读书确实是需要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晨报记者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