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青春而沧桑的小说(王干)

　　2013年有一部引起热议的电影，叫《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是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赵薇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怀念、凭吊渐渐消失的青春年华，说明新一代的人们已经成长起来。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过往岁月的阅读、记载和重新认识。

　　近来，“致青春”的情绪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成熟的作家在回望消失的岁月，年轻的作家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也开始走向沉稳、大气，“80后”作家马金莲的《长河》、老作家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在审美上和题材上都有创意的作品，颠覆了人们以往的一些曾经拥有的阅读经验，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

　　沧桑感和青春性相互交融是近期小说的一个特点，作家在现实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了双重的拓进，探寻历史沉淀的余韵和谜底，展现了当下复杂的生存状态。李唯的中篇小说《暗杀刘青山张子善》是一部钩沉历史的小说。刘青山、张子善不是我们政府作为腐败分子枪毙了的吗？怎么会暗杀呢？历史就是这么奇怪，李唯在尘封的档案里发现他俩当年居然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对象，因为他们位居天津地委书记，是中共的高官，便有了一连串“暗杀”的故事。当然，最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失败了。

　　毛泽东有句非常经典的话，“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拿枪的敌人”指国民党的有形军队，而“不拿枪的敌人”是指国民党的特务以及隐藏的反对共和国新生政权的敌对势力。60多年过去了，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了，当年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威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个“不拿枪的敌人”就是腐败，小说《暗杀刘青山张子善》以诙谐冷幽默的叙述方式，清晰地展现了这个“不拿枪的敌人”比那个拿枪的国民党特务要可怕得多，也要顽强得多。国民党特务费尽心机地要暗杀的天津地委一号人物、二号人物，在灯红酒绿面前，在金钱女色面前，很快被“暗杀”了，不是死于国民党的枪下，而是无形的敌人——腐败。所以，如果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自己就会被关进笼子。小说当然是一种虚构，但是在虚构的同时，又脱离不了现实生活，当年刘青山、张子善迅速腐败的根源在今天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个“不拿枪的敌人”升级换代，变得更强大、更狡猾了。

　　方方笔下的涂自强，是“80后”青年形象中少有的具备沧桑感的人物。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观照的是当下青年的生存状态，虽然写的是“80后”青年涂自强的个人故事，但小说写出了当下时代个人奋斗的艰难和困窘。有评论家将涂自强和路遥的《人生》里的高加林进行比较，上个世纪80年代，高加林的个人奋斗和成功与这个世纪涂自强的个人奋斗遭致的接二连三的挫败，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时代的变异和历史的沧桑。和方方早期的《风景》一样，小说氤氲着一股悲凉之雾，她对那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投注了更多的悲悯和同情，小说虽曰个人悲伤，但那个无情捉弄人的命运之手，岂是一个人的悲伤承担得了？《风景》写于1987年，距离2013年整整26个年头，真是沧桑中的沧桑。

　　如果说方方是对自己20多年前的小说基因的再繁殖和更新换代的化，那么“70后”作家刘永涛的《我们的秘密》则是向前辈的致敬之作。1986年朱苏进发表了中篇小说《第三只眼》，写台湾海峡两军对垒，一名解放军战士不小心被俘，成了敌人的宣传工具，企图抓住人性的弱点来动摇军心。如今，两岸合作，火药味渐渐散去。但好小说能够超越题材的限制，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20多年过去了，小说中那犀利不免冷酷、敏感而又带着阴暗的目光依然让人感到一丝丝寒意。刘永涛作为“70后”的作家，算不上名声显赫，但这篇《我们的秘密》显然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和《第三只眼》写敌我对峙、明争暗战不一样，《我们的秘密》写的是日常生活，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普通人故事。一个小公务员因为无聊玩起猜谜游戏，因此洞悉了很多人的秘密，灾难开始降临，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之后，他再度窥视到医院和病人的双重秘密，他面临杀身之祸，只能逃亡到荒僻的山村。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写得特别阴暗、冷漠，但作家在诡异中依然看见“光”，依然不忘记这个世界上的善意、良知、纯真，《我们的秘密》将人性、神性、鬼性和诗性完美结合在一起。

　　刘明艳的中篇小说《红星粮店》也属于“致青春”之类的“年代剧”，但它比之赵薇电影中的大学生时代、青春校园要少很多诗意，要现实得多、尘世得多，也残酷得多，当然也更有历史感。粮店的兴衰是中国社会变迁、成长的一个微缩胶卷，同时也是一代人青春消失的载体。小说的结尾，曾经的青年、如今的老板将业已消失的红星粮店的牌子重新挂起来的时候，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记忆，也是新的开始。

　　王妹英的《一千个夜晚》则是残酷青春的乡土叙事，女性命运的难以言说经验和粗粝的乡土体验让小说在一种返璞归真的书写中显得清新、自然。

　　小说贵在写人生经验，人生经验有来自自身的经历、体验和感受，也有来自他人的经历、体验和感受，也有通过阅读和想象的人生经验。在这些不成条理、相互交叉的人生经验里，有些被升华为哲学，有些被视为某种处世原则，还有更多的则不能浮现在海平面上，有些漂浮在生活的浅海，有些则沉淀在生活的底处。作家通过对人生经验的解密，或直接或间接地写出了时代的悲伤。

　　“50后”的作家虽然被称为过气的一代，但内部每个作家的创造力并不一样，方方不减当年的才华与深度，李佩甫、蒋韵、张炜等人小说保持着足够的艺术水准，并且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尝试。李佩甫的中篇小说《寂寞许由》题目看上去有点古老，但小说写的是鲜活的原生态。在小说形态上，可以归为挂职小说，或外来者小说，李佩甫以挂职的身份冷静旁观地观察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复杂形态。小说写出了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艰难，也写出了乡村官员的复杂性。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过失时，李佩甫用小说呈现出他的思考和困惑。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官员背后居然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金钱的压迫导致了人性的扭曲，经济指标导致了官场的非常态竞争。李佩甫带着河南口音的叙述和生动的用词令人叫绝。这篇小说地域色彩强烈而辐射面远远超过具象本身，正是写实作品的大境界。

　　蒋韵的小说《朗霞的西街》写的是历史的传奇，爱情的真诚和历史的错落也造成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真爱在一个不正常的岁月里，是那么的可贵和稀少。小说缓缓道来，写爱情传奇，写历史烟云给人物性格造成的悲剧。有评论者认为，蒋韵的《朗霞的西街》是对《白毛女》人鬼错乱故事的又一次解读，不同的是，人物的命运完全掉了个儿。张炜的《小爱物》也是关于爱、关于错乱的故事，在童话般的叙述中保持着对人、对自然万物的理解与博爱。

　　“50后”作家在回望历史或回望人生的时候将沧桑感转化为叙述的沉静和老到，而青春飞扬的“80后”作家中也出现令人惊讶的冷静成熟之作。马金莲是“80后”女作家，现在人们一提起“80后”作家往往都与叛逆、时尚、都市联系到一起，似乎“80后”是所罗门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而马金莲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80后”作家的另一面：冷静、淡定、从容。到目前为止，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马金莲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从春夏秋冬四季写了四个葬礼，男女老少四个人或因为病灾、或因为贫穷、或因为自然老去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的父老乡亲，在泥土里劳作了一辈子然后到泥土下面安睡，睡得沉稳，内敛，静谧，一如他们生前所具有的品行和经历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马金莲在保持她冷静、从容叙事风格的同时，又愈发展现了她超常的艺术才情。在女性叙事价值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当代的《呼兰河传》，马金莲和萧红一样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鲁迅在为《生死场》作序时称赞萧红写出“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马金莲写出了西海固人民的生的坚强，同时也写出了他们面对死的洁净和崇高，“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心态迎接着死亡”，“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尤其写少女素福叶的短暂一生，灿若桃花，唯美之至。

　　中国有句老话说，人生的悲剧在有牙时没豆，有豆时没牙。对一个作家来说，也存在这样的二律背反，年轻时才华横溢，但缺少底蕴，火气太旺，等人生积累丰富了，往往才情又丧失，言之无文了。马金莲的沧桑感和超越她这个年龄应有的冷静和淡定，使她在同代小说家中成为翘楚。

　　王蒙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年近八旬时不仅耕耘不止，而且还保持了青春时期的喷发的热情和初出茅庐的清新，在《明年我将衰老》里，作家杂糅了多种现代主义手法，甚至还将当下流行的穿越叙事手段也巧妙地化为小说的元素，通过多重视角方位的叙事，阐释了对生命、情感、岁月以及人生的深切理解和犀利洞察，其中有睿智的审视，也有旷达的情怀，有对逝水年华的追忆与眷恋，亦有笑看沧海桑田、坐看云起云落的从容豁达。小说超越了爱情主题的一己之悲欢得失，有一种天阔云闲的自在气象，激情饱满，文气丰沛。在艺术上，碎片化的故事、跳跃的时空、奔涌的情感激流、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内心独白或者深情对话，都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品质。小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成为他近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虽然宣告“我将衰老”，其实是“青春万岁”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和王蒙那种青春洋溢的文风有点相似，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是继当年航鹰《明姑娘》之后再写盲人精神领域的作品，航鹰展现的是身残心不残的心灵美，而艾伟展现的是内心的空间巨大无垠，失去视觉的人反而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与宇宙对话的路径更为奇妙。

　　蒋一谈的《透明》写了一个离异男子的复杂情绪，对孩子难以割舍的亲情让他尴尬、局促，最后暖意重生。小说写得虚实一体，黑白融合，对人性的理解和描写入骨进髓。毕飞宇的《大雨如注》直接抒写的是中学生的教育问题，写出被压抑的青春最后释放的是丧失母语，颇有警世意味。

　　铁凝的《火锅子》直接写沧桑，小说描写老人晚年的欢乐和烦恼，简约、隐秘，和《笨花》的质朴形成呼应。苏童的《她的名字》写了一个人姓名的沧桑，一如他过去的《人民的鱼》《白雪猪头》等短篇一样，从一个小的切口去描写人物的命运、历史的变迁，在不经意中，变来变去的名字居然成为时代的一个痕迹。曾剑的《穿军装的牧马人》，直接写战士的青春，本来参军充满了幻想，但当了牧马人，变成了另种青春之歌，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充满诗意。欧阳黔森的《扬起你的笑脸》写青春消逝在乡村的教师，苦涩而温馨。

　　“李白斗酒诗百篇”，说的是青春飞扬，“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是人情练达。文学是青春的，文学也是沧桑的，伟大的作品总是能够在青春中见沧桑的褶皱，在沧桑中浮现青春的流动，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如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如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青春而沧桑的小说可以说不苍白，甚至有点伟大。